宋戈，男，1932年6月出生于河北涿州。1949年8月在西北军区政治部战斗剧社任演员，1950年4月到西南军区政治部战斗文工团任演员，1956年8月在中央实验话剧院任演员。1992年离休，国家一级演员。
偷偷参军
我祖籍山东，生在河北易县，但是是在河北省的涿州长大的。小时候家中环境不好，父亲是一名泥瓦工，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五口人的生活。1949年的时候，我在照相馆做学徒，但是照相馆的生意一直不景气，我的工作也无聊。当时是偶尔从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战斗剧社正在北京招生的信息，便萌生了参军的念头。由于家里人观念陈旧，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所以不准我去参军！但我对军队的向往太强烈了，就偷偷地跑去北京了。
临走前，我偷了母亲结婚时陪嫁的一副金镯子，准备卖了在北京花销。结果到北京廊坊二条的首饰店里，人家给我锯开一个小缝一看，里面是银的，外头包了一层金，所以只换了六块大洋。不过也勉强够我开销了。
我还记得参加考试的时候，要考一个现场发挥的题目，考官们出题，说：“你是一个农民，正在屋里睡觉，外面日本鬼子来了，你听到了声音。你怎么办？”然后就让我开始表演。我心里稍微思考了一下，就躺在地上了，两位考官好像嘀咕了几句日本话，我意识到是在帮我做戏，就“噌”地一下蹿起来，顺手拉过一条板凳，猛地一顶，把“门”顶死。然后，又在现场找了一根扁担，高高举起，站在门后，紧张地盯着“门”。两位考官看了十分满意，连忙说：“好了好了，可以了。”
考试后没几天，具体是1949年8月16号接到通知，我被战斗剧社正式录取了。当时战斗剧社总共400余人，进入战斗剧社以后就开始工作了。战斗剧社当时在演《刘胡兰》，我就在里面当了群众演员，饰演一个八路军战士。表演十分简单。我穿着军装，举着步枪从舞台这头跑到那头，然后再从那头跑到这头就可以了，完全是一个龙套。
当时战斗剧社来京参加文艺座谈会，《刘胡兰》为各大部队演了好几场，反响很好。后来到了1949年的9月份，新中国成立前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就进军西北了。我们离开北京走的山西路线，刚走到侯马，开国大典就举行了。我们通过小收音机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为此战斗剧社放了一天假，杀猪打牙祭（会餐），晚上还开了篝火联欢晚会，许多同志兴奋得一夜没睡……
由川入藏
后来我们沿着洪洞、临汾、太原、运城，过黄河到了西安。解放西安时我们打着腰鼓进城宣传，而且还有广场上的一些活报剧演出。越过秦岭以后就到了1949年年底了，我们在成都城外住了有十几天，12月30号举行了盛大的解放成都的入城式。当时正值柑橘成熟的季节，进城时老百姓就开始扔橘子慰劳战士。但是也有些坏人用橘子使劲儿打我们，我们剧社有的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过了秦岭后我所在的一野政治部战斗剧社变成了二野政治部战斗剧社，原来的刘邓大军，到了成都以后变成贺邓大军。从成都我们又去了重庆，在重庆我们住在浮图关，贺老总住在中间，我们住在山顶。
那时我们同贺老总接触得也比较多。有时贺老总会把我们几个会跳舞的小鬼接到他家里，一边让我们吃着广柑，一边跳舞。贺老总一开始不跳舞，但是他从北京开会回来以后就开始学了。他说：“大帅批评我喽（他称毛主席为大帅），一个将军不会跳舞，出国了以后人家外国人请你跳舞你不会，你踩人家脚尖，不好。要学。”于是贺老总便跟着我们学习跳舞，后来又找了一个舞女（新中国成立前为我党地下工作者）来专门教他跳舞。
贺老总那时对我们战斗剧社特别关心，常说战斗剧社、战斗篮球队、京剧队是我们部队的三宝。有一次我们话剧队一位搞特效的同志做假手榴弹时，不小心把手给炸伤了，贺老总天不亮就亲自上山去看望，我们都非常感动。贺老总在我们面前从来都十分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儿首长的架子，还常常让他的女儿贺捷生跟我们一起玩儿呢。
1951年，是抗美援朝的时期，也是我们国家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组织上决定战斗剧社要去支援这两个地方。动员大会后由我们自己挑选地方，我选择了西藏。但是第二天我发现战斗剧社只有我一个人选择了西藏，其他人都选择了朝鲜。我当时心里有点犯嘀咕，心想是不是自己选错了。在第二次动员的时候，文工团的领导再三强调，到哪里都是干革命，并鼓励身体条件好的同志去参加支援西藏军区的文艺队伍，为修筑康藏公路的部队慰问演出。经过这次动员，领导挑选了二十几个人组成了支援解放西藏的小分队。
1951年11月我们就开始进藏了，11月份重庆不算冷。我们取道道孚，最后于1952年春天一路走到了甘孜。到达那里后，我们感觉到了那里的空气特别稀薄，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了。甘孜驻军是张国华的18军，18军有一个后政文工团，在甘孜修整了一段时间，我们战斗剧社的小分队便划归到了后政文工团。那时正值初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甘孜大街上也还有没刮干净的反共标语，诸如“冻死你们，饿死你们”等，那多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反动的藏军所写。
于是军区领导动员我们发扬南泥湾精神，参加修筑甘孜机场，自己开荒种菜，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坚持创作和排练一些新节目，坚持为部队演出。
当时的口号就是“解放西藏，解放拉萨，长期建藏”。从甘孜走了不久，在翻越雀儿山之前，先在山下一个叫马尼根果的无人居住的平坝子上修整了几天，为翻山做准备。那儿是季节风，每天到了钟点儿，卷着黄土的大风准时到，就像一堵墙似的，瞬间就天昏地暗了。有一天晚上，我们正盖着被子睡觉呢，一阵大风过后，我们睁眼一看漫天的星星就出现在眼前了，原来是大风把我们帐篷都给刮飞了。无奈之下我们赶忙穿衣服，用重一点的东西把被子压上，再去追帐篷，否则帐篷追回来，被子又没了。
“没有温度”的雀儿山
“提起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这是我们创作组高平同志在雀儿山时写的歌。雀儿山海拔5300米，当时山上已开始修路，我们沿着一条未完成的康藏公路线往上走，遇到修路的解放军我们就停下来演出。很多时候演出是十分艰难的。当我们来到雀儿山顶的时候，大概只有两个班的战士在那里驻守，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充满热情地给他们演出。可是雀儿山顶根本没有一块儿平地，没办法，只好以一个斜的小山坡作舞台。山坡前面是一条小山沟，战士们只能隔着小山沟，在对面的小山坡看演出。
“舞台”是斜的，而且上面还结了一层冰，根本无法跳舞。我们就把自己搭帐篷用的布铺在上面，以防跳舞的时候打滑摔跤。那天，天还格外的冷，我们不得不把演出服套在厚厚的棉袄棉裤外面，跳起舞来就很别扭，更谈不上舞姿优美了。但是对面的战士仍然情绪高涨，十分高兴。每个节目结束以后，就听见对面传来“噗噗噗”的掌声。为什么是“噗噗噗”的掌声呢？那是战士们都带着皮手套，鼓掌的声音都很沉闷。
那天我演的一个节目是藏民对口唱，我饰演一个老藏民，同后来的作家杨星火一起为大家表演。结果唱到一半，就鞠躬下台了，为什么？脸被冻僵了，唱着唱着，嘴张开就闭不上了！歌词唱不出来了，所以只好鞠躬下台。即便如此，对面的战士们还是给我们用力地鼓掌，噗噗噗噗……
睡觉时候，我们得自己搭帐篷。那时每人发一个一米多长、四方的绿色雨衣，一面是胶，一面是帆布。这种雨衣是多功能的，下大雨的时候把两个角一叠，里边的绳子一勒紧，就是雨衣；骑马的时候把那被子叠起来，包在雨衣里一捆，搁到马背上可以做马搭；睡觉的时候，用铁棍支成人字形的架子，把两个人的雨衣连起来往上面一搭就成了帐篷。
必须两个人同住一个帐篷，一个头朝东，一个头朝西，不然就挤不下了。帐篷的两头都是空的，晚上穿堂风从这头到那头，嗖嗖地刮。没有办法，只好用靴子立在帐篷边挡风。那时候的大靴子有七斤半重，一尺来高，立在外面，刚好能挡住头，下雪的时候不至于雪把头给埋了。但是靴子第二天就与地面冻在一起了，大家都是用脚踹半天才能拔出来。
那天夜里，还下了一阵大雪。十几分钟，雪就把那帐篷给压得贴着身子了。我探出头往外看了看，就觉得那巴掌大的雪片子“啪啪”地打着脸，跟挨嘴巴子似的，疼着呢！赶紧缩回头，缩到被窝里，身体打着哆嗦盼天亮。
天刚蒙蒙亮，我就赶忙爬起来跑去附近的观测站问温度，看看到底温度有多低，怎么这么冷。观测站的同志趴在寒暑表上看了好一会儿，抱歉地操着山东腔儿说：“他娘的，今天没度啦！”原来寒暑表的最低刻度只有零下40度，而当时雀儿山的温度远低于此，所以水银都收缩到水银球里了。为此，让我们永远记住了“没有温度”的雀儿山。
艰辛跋涉
1951年底我们从四川的雅安出发，走到拉萨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这两年半是在没有路的康藏高原上负重行军。我的担子有行李、大衣、多用雨布、挂包、一个公家的二三十斤左右的小皮箱，里面是我们的演出服装，加上扁担、绳子总计有72斤。炊事员的更重，得有100多斤。大家都争强好胜，我也不甘落后。结果走了不到10里地，肩膀就受不了了，腰腿又酸又累。晚上休息的时候，肩膀疼得不敢碰！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连翻身都困难了。
由于翻山越岭，道路崎岖，赶路的时候走得很艰辛。有一次在走上坡路时，一块石头高了一点，我一用力，扁担咔嚓一声断成两截，没有扁担了，只好一手提行李，一手提公家的小皮箱。那时候，谁都是咬着牙走路的，还不能接受同志们的“互助友爱”。所以只好一点一点地挪着往前赶。休息的时候，我在树林里砍了一棵小树，暂时充作扁担，总比两手提着走强多了。谁承想，树干十分粗糙，硌得肩膀上的皮都磨破了，一直到了宿营的时候才用刀子把树皮削了。一路上我曾用断过四条扁担，而我肩膀和脖梗子上都长了一层厚厚的茧子，再也不会磨破皮了。
漫长的行军路上“备粮”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补给运输常常跟不上（以修路部队为主），所以很多时候粮食问题必须自己解决，那么，只好从甲地到乙地之后，放下行李再回甲地背一两趟粮食。这就是除边走边演出之外延长了行军时间的主要原因。
我们曾在一个无人区走了15天。15天里一个人也没见着，茫茫的大草原、山川、湖泊、原始森林，一切都是原生态的。野牦牛、藏羚羊，还有叫不上名字的飞禽走兽，都不怕人。很多时候，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野鸭子，在距离我们一米多的地方走动，十分和谐自然。有一回，我们都太馋了，一年360天顿顿都是黄花、木耳、海带、腊肉（哈喇味儿）炸花生米。如果赶上有牦牛驮点儿罐头来，很多人倒舍不得吃了。于是我就趴在小河边儿朝着鸭群开了一枪。砰！一枪打死了两只——倒不是我枪法准，而是野鸭子太多了，密密麻麻，想打不到都难。那黄鸭一只有七八斤，我高高兴兴拎回去以后，却受了批评。冯俊豪指导员说这是违反民族政策的。之前曾有人打了一只野鸭子，后来当地的藏族一定要这个人偿命。藏民认为自然的东西都是神，打死了神，是要降下灾祸的。
我心里有些不服气地说，这里是无人区，又没人看见。指导员严肃地说：“小宋啊，这种思想要不得，随时随地都要遵守纪律。不能说没人看见就不遵守了……”最后我老老实实接受了批评，保证以后不再做这种事情了。指导员看我态度诚恳了，就说：“认识到错误就好。”然后转身离去。走到门口，又探回身子说：“哎！给我留个鸭腿儿啊！”说完，我们都不禁哈哈大笑。那个时候的关系就是这样，批评归批评，但生活上就像亲人一样，十分亲切。
有次行军要翻一座山，估计两天就过去了，所以就带了两天的粮食。结果到了山上后下起了大雪，路被大雪封住了，山沟都被填平了，走路太危险了，只好窝在山里。到第四天时大家只能一人吃一碗饭，每天都腊肉炸花生米，最后实在是吃不下去了。但是粮食没有了，炊事员就把黄花菜泡了以后跟大米煮在一起，黄花大米饭，一碗饭里大概数得过来的有几十个米粒，剩下的全是黄花菜。刚开始吃时，甜乎乎的感觉很好吃，可再吃第二碗就吃不下去了。那时候真是吃伤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敢吃那东西，回来以后有很多年，一见到黄花菜就想吐。
走在路上，最怕生病。一发烧，吃不下东西，走不动路，身体虚弱了，在高山缺氧的环境里，一犯心脏病就坏了。有的战士就是这样牺牲的，战友们只好弄几块石头一堆，把尸体掩盖住。然后刻上名字和连队，希望后面有部队经过的时候，把他好好安葬了。
我在去往拉萨的途中，也生了一次病。高烧了两三天，一直吃不下东西，浑身无力，说话都提不起力气了。眼看过两天就要出发了，如果那时候我走不成路，就只好把我留下了——留下是什么后果，难以想象。当时我们的炊事员老张是河南人，是个每年都立功的老模范，人特别好。见到我这样，擦着眼泪对我说：“小宋啊，不吃东西可不行啊，这是西藏啊，不吃东西人就毁了，接下来还要行军啊，怎么能有力气走路呢？”为了能让我有点食欲，吃点东西，他就去外面雪地里见有露点干枝的地方，扒开雪，一直扒到地面。当时已经是春天了，雪地下面偶尔会有一些绿色的不知名的野菜。他扒了大半天雪，找到了一大把野菜，和着罐头肉，给我包了一碗带花边儿的袖珍饺子。看到他端着饺子过来，哄着我吃，我的眼泪都流到饺子碗里了。也许是饺子确实好吃，也许是我太感动了，我还真有食欲了，不但把饺子吃完了，连汤都喝光了。之后又休息了一天，我的病就基本好了。真心地感激老张大哥，可以说是他那待同志如亲人的精神和那一碗饺子救了我一命。
长途行军，还要边行军边演出。有时候一天换五个场地，演出五场。当时组织要求我们“一专、三会、八能”，一个文工团员要专一样，会唱歌、会跳舞、会一样乐器，能装卸舞台、能点汽灯、能化妆、能管理服装、能朗诵、能做文化教员、能持枪上战场、能编演小节目。此外，我还自学了山东快书，每次演出战士们都很爱听。
有一次刚演出完，指导员找到我说，山上还有伤病员，不能下山，让我上山去给他们也演几个节目——我们文艺演出的目的就是代表部队的首长，以演出节目的形式，把关怀送给每一位战士。我一个人上山，连手风琴、二胡等乐器也带不上去，就只揣了四块竹板（没地方买到梨花片）。我以为山上会有很多伤病员，结果上去才发现只有一个战士，躺在床上下不来，所以没有去看演出。见我去了之后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我赶紧说别起别起，让他就躺着看。当时我说了五六个小段想逗他乐，但是他一直没笑。后来又唱了几首歌，他一直板着脸，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我的节目演得不好？最后只好叮嘱他要好好休息，早些康复，就准备走了。他见我演完了，突然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哽咽着说，非常感谢首长的关心，哪怕自己生病了不能修路也没有被忘记，还特意派人来为自己一个人演出。我听了之后，心里才豁然了，原来他是被感动得笑不出来了，心中也是不禁感慨，更为自己作为一个文艺兵而感到自豪。
在拉萨，结束军旅
1954年春天，终于走到了拉萨。我们18军后政文工团变成了西藏军区文工团了，节目也随之要增加，质量也要提高，经常下部队演出。为此文工团组建了一个合唱队，想让我当队长，我不想做领导，只想在专业方向上发展，所以就拒绝了。又说合唱队缺少一个指挥，我说这可以，于是就赶着鸭子上架了。
但是后来有个分队长就不服气了，说我工作上挑肥拣瘦、骄傲自大还不称职，便找机会“考察”我，让我这个“指挥”把四个声部都背着唱出来。我不仅唱了下来，而且一个音符也没错，他们这才哑火了。
后来我就成了合唱队的“专业”指挥。到了1955年之后，文工团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就永远是大合唱了。文工团所有的人，包括跳舞的、创作组的、化妆的、灯光道具的，还有当领导的，都站在合唱队里唱歌，而我就在前头挺神气地指挥着。其实当时的水平就是“打拍子”。
1955年我主动要求复员了。主要是因为，我本身热爱的话剧专业很难有机会得到发展。团里不放，我就大胆地直接找了西藏军区陈明义司令员（他经常让警卫员把我叫到他家教他跳舞）。他听了我的诉求以后说：“你要求上进是难得的好事情嘛！再说，请内地的专业团体帮我们这山沟沟里培养几个专业人才有什么不好嘛！”而后，他做了团里领导的工作。于是，我怀着既高兴又恋恋不舍的复杂心情，离开了把我培养成一名文艺战士的西藏军区文工团。
虽然我只在部队待了６年，但我在部队的锻炼和收获，却影响了我一生。
部队是一个培养人的大学校，我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照相馆学徒到了部队里面什么都不会，到最后能用“一专、三会、八能”的武器，能为兵服务了，这与文工团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只要我在成长的道路上有一点成绩或者进步，首长和战友们都不会吝啬，立马给我表扬和赞誉。正是这些鼓励鞭策着我，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在生活方面，部队更是让我十分怀念，怀念那些亲切的战友情谊，怀念那种公私分明、亲如一家的氛围，怀念那些相互帮助、共克难关的经历。虽然过去60多年了，可当年行走在康藏公路上的一幕幕，比如：刚到甘孜时因缺氧而搬不动一根劈柴的狼狈相儿；在甘孜自力更生种出的30多斤一棵的圆白菜和20多斤一个的大萝卜；还有在参加修路时看到战士们在悬崖绝壁上吊着打炮眼的揪心情境，以及被泥石流冲走的文工团战友等等等等，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也许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终生难忘吧。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战斗剧社
1928年，贺龙和周逸群创建了湘鄂西苏区的红军宣传队。1936年春，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该宣传队改隶于二方面军政治部。同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该宣传队发展成为“歌舞剧全能”文艺团体，由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命名为“战斗剧社”。
剧社成立之初，除了在陕北保安等地宣传演出外，曾到东北军、西北军中去进行联欢、慰问。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为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随军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在晋西北、冀中、晋察冀、平西、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编演了《丰收》《水灾》《黄河三部曲》等一批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战斗剧社随军北上绥远。解放战争时期南下四川，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调到北京与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合并。至此，战斗剧社作为一个独立整体，走完了它的战斗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