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琛，女，1936年5月出生于北京，196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参加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舞蹈队，1951年3月在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任演员，同年11月调到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78年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任编导。1992年离休，国家一级编导。
参军到西南
1949年，我刚从北京的一个中学毕业。新中国的成立，让还是半大孩子的我振奋不已。同时也对解放全中国的解放军充满了崇敬和向往。于是当得知西北军区战斗剧社在北京招兵时，我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了军。最终通过考试，我顺利地成了一名文艺兵，紧接着就跟着部队返回西安。让我遗憾的是，没有等到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10月1号的时候，我们行军已经走到了山西。然而，当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仍然无比欢欣鼓舞，蹦啊跳啊地庆祝起来。
到西安后，我们便开始不断地学习、排练，以期给战友们奉献出精彩的节目。当时西安的军区首长就是贺龙贺老总，他十分注重文艺工作对军队建设的作用，大家常说：“贺老总有三宝：亚五亚六（指358旅715、716团）、战斗篮球队和战斗剧社。”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剧社发展很好。我在战斗剧社参加了很多艺术培训，还学过美术字。虽然现在看来不十分正规，但对我来说却弥足珍贵，给我打通了通往艺术的道路。
这样的时间，也就一年多。1951年，18军奉命解放西藏。我和很多战斗剧社的同志们一起，被调到18军的文工团。跟随着战斗部队的步伐，穿过秦岭，从四川踏上了长达四年的入藏之旅。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但当时的我并没有这么清晰的认识，只是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会再被别人看作孩子。之前我们军服，成年人是四个兜儿，我们是两个兜儿；到18军的时候，我也是四个兜儿了。只这一点，就让我兴奋好久。
川藏公路上的见闻
对于去西藏，我没什么特殊的认识和想法，反正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内心是无比激动的。从重庆坐汽车到雅安，然后经过二郎山再到甘孜，而后沿着正在修筑的川藏公路往西藏进发。一边走，一边演出。只要碰到有修路的军人，哪怕只有几个人，我们都会停下来，给他们演一场。他们看了我们的演出，都表示十分激动和感激。实际上，我们看到他们的劳动，也觉得震撼无比。
当时有一首歌唱道“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其实二郎山高3700多米，跟拉萨的海拔差不多，我们解放军从甘孜开始往西藏修的路，每一座山都比二郎山高得多，有的甚至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山上。川藏公路从1950年开始修，1954年年底才通车。这四年，解放军完全在雪山上、在冰河里，刨地、背石头、打炮眼，硬生生在高山大川之间开凿出了一条天堑通途。他们的辛苦可想而知。我当时十五六岁，他们也就二十来岁，比我大不了多少，但看到他们的艰辛，突然觉得我所受的苦也就不算什么了。
据后来统计，川藏公路上，平均每修筑一公里就牺牲一名战士。因为那时候没有工具，就是十字镐、大钢钎、炸药。我们是两个师的部队，一万多人，队伍绵延不绝，每天都要走几十公里。一段路修通了，战士就要搬家，或者搬到雪山，或者搬到环境更恶劣的地方。到新的地方，我们再从头开始，跟他们一起打炮眼、挖石头、背石头。
我们只有用最精彩的演出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的表演包含很多艺术形式，跳的舞蹈包括苏联舞、马车舞、苏联红军舞等。后来我们受到修路战士的感动，便将战士修路的艰苦过程编成节目，排成舞蹈。一路上的英雄事迹特别感人，让我难忘的英雄人物莫过于张福林了。
他是从别的部队调过来的，原先不是搞修路的，他便临时学炸山、放炮。部队白天打炮眼，晚上就要装炸药放炮。因为要炸山，半个山都会倒下来，人绝对不能在现场。一个师的炮眼有几百个，需要数清，哪个没响，就去排除，不能留下隐患。张福林班长是打炮眼的炮手，还负责排查问题炮眼，将瞎的炮眼找出来。那天晚上开山炮响后，他去找炮眼，一块两立方米的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砸断了他的腰和腿，整个人几乎都砸烂了，只剩下一丝气息。当卫生队跑去抢救他的时候，他最后说的几句话，我们到现在想起来都会流泪。“不要给我打针了，节约一点针吧，战士们（指抗美援朝）需要药，我知道我活不成了……我一月的工资是三毛，攒了一年多，都交给党，算我的党费吧！”听了这几句话，我们放声痛哭。
后来，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挎包里没有别的，就是一包菜籽。他准备把这菜籽撒到西藏，做好长期建藏的准备，把西藏建设成美丽的家园。他有这样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所以，他的工作干得非常漂亮，牺牲得也非常光荣。他牺牲的时候才26岁，他的墓碑现在还立在甘孜的雀儿山的山顶上。
感动之余，我们便把他的事迹排了话剧，没有任何夸张，完全是写实的。像这样的英雄事迹非常多，比如打钢钎，因为高原反应，战士缺氧，力气都提不起来，但也有可以抡一千锤的千锤英雄。
除了给修路部队演出、鼓舞士气外，我们文工团对我党民族政策宣传推行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有些极端主义的藏人宣传：汉人长得青面獠牙，专门吃孩子。当时处于农奴体制下的藏族同胞，文化较低，对此宣传深信不疑。于是刚开始时，他们都不敢接近我们。我们为了宣传教育，便站在山坡空地上敲锣打鼓。刚开始藏人不敢来，我们就没完没了地敲，并唱起藏歌。慢慢地，小孩忍不住了，便偷偷跑来瞧热闹。小孩一来，妈妈不放心了，担心被汉人吃掉，赶快跑来看着孩子。他们发现孩子不仅没被吃掉，还在那里看得很开心。就这样，村子里的人逐渐都放心地过来了。我们唱藏歌、跳藏舞，给他们扫院子、背水，帮他们做事。藏人没见过这么好的汉人，便叫我们“新汉人”。我们一点一点地做群众工作，告诉他们，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为人民修路的。很快我们就化解掉了矛盾，并亲如一家了。这就是文工团的作用。藏人认识解放军，认识共产党，首先是从我们文工团开始的。
当时进藏的时候，据说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都说不要带文工团，西藏非常艰苦，等于第二次长征。长征也才两年，修路要好几年，文工团很难坚持下来。西藏军区的司令员张国华同志却说：“我宁愿少带作战部队，也要带上文工团。”
事实证明，张司令员的决定是正确的。文工团跟修路战士一样能吃苦，没有拖后腿。一年四季，在雪山里，在原始森林中，艰苦跋涉，一边演出，一边宣传，为西藏的解放和安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西藏成了第二故乡
1954年底，川藏公路全线贯通，我们文工团走了四年，也终于走到了拉萨。
四年来我不知道什么是熟饭，70℃的水就沸腾了，再也烧不熟了，煮的饭里面都是白芯，我们就那样吃。至于睡觉，没有平地，全是山坡和雪地。只能“头朝上，脚朝下”这样斜躺在山坡上睡。有时，雪会把帐篷压塌，风会把帐篷吹跑，早上起来鞋冻在冰上拿不出来；有时，早上一拿钢钎，手便沾上了，一层皮跟着就下来了。这种生活我们都经历了，所以，这四年很辛苦，而且感觉很漫长，很漫长。
在这个世界上，我走的最长的路，就是到拉萨，走到拉萨，就感觉到天边了。
四年之间，实际修路2000多公里，战士是一点一点刨到拉萨；我们也是一步步行军，爬雪山，穿行无人区，随着修路部队，一路演出到拉萨。在缺少氧气的情况下，每个人还得带着几十斤的东西赶路。不过，我们文工团不论到了哪里，战友们都特别高兴。当时物资十分匮乏，战友们往往就是挖出些干净的雪，烧点开水给我们喝，这就是最高的招待了。但是燃料不多，烧水也很困难，我们有时候渴得嘴都裂了，手里端着水却不喝，留给他们喝。但他们也舍不得喝，待客完毕，又把水全倒回暖瓶里，留给别人。
这四年虽然很苦，但是收获太大了，使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观，确定了自己的世界观。开始明白怎么做人：一定要关心别人，一定要关心集体。在那个环境里一点一点长大。后来总政让我们到北京来汇报演出，我们就坐上汽车，一路上高兴得不得了。我到了天边还能回来，像做梦一样，而且还15天，自己都不相信。直到我闻到了四川橘子的香味，才确信这不是梦。
随后，我便留在了西藏文工团。我们常常到边防去演出，中印边界、中尼边界、珠穆朗玛峰边界线……这些地方都不通车，都是雪线。那里的天特别辽阔，一丝云都没有，世界上最蓝的天一定是在拉萨。博大、旷达、蔚蓝、安静，一种特别美好的享受。但是在这一片蓝天下赶路，却是异常地危险。
有一次，我们去演出，走的路很多，都是没人走过的，有些马看了路况也浑身哆嗦地向后退。但是，也必须得过去。我们把行李和乐器放在马背上，那一匹马怎么也不肯走。我们就把扬琴背身上，行李放在马上，然后用力一拽缰绳想拽着它走。却不料那马往后一仰，连同行李一起滚落山坡，深深地看去只剩个黑影，让人望而却步。但没有被子，在雪山上根本无法生存。我们只好到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想办法下去把行李找回来。
最后，乐队决定派几个壮一点的劳力，将腰间拴上舞蹈队的绳子，一个牵着一个，顺着山坡找行李。费了好长时间，他们总算回来了，行李也都找到了。但他们说，马的脑袋都摔碎了。
也是在那座无名小山上，我上马没上去，摔在了地上，马从我腿上踩了过去。但好在这匹马知道踩到了人，立刻停下了。倘若它再走一步，肯定就会把我踢到山下，步那一匹马的后尘。
1959年，我24岁，在拉萨遇到了西藏叛乱。达赖喇嘛鼓动藏人，要把共产党都赶出西藏。当时我们所有的部队全在边防线上，拉萨平叛时只有三支部队。一是警卫营，是守卫司令部的，再有就是文工团和总医院，就这三支队伍。布达拉宫有几万喇嘛，即便赤手空拳扑过来，我们也抵挡不住。平叛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藏七年了，藏人对我们解放军、对共产党的认识已经完全今非昔比了。知道我们为他们好，所以藏族很亲近解放军，要摆脱奴隶社会的趋势不可阻挡。
我们的政委谭冠三对他们说：“你们要造反，要赶走共产党，但我告诉你们，我在拉萨市只有三支队伍，如果你们造反，我们也一定能打败你们，因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群众站在我们一边。”后来，巷战的时候，叛军穿老百姓的衣服，我们投鼠忌器，不敢乱打，怕误伤老百姓，这导致警卫营牺牲很大。部队里的男同志全都到了前线，去占领制高点。我们女同志抬伤兵、救护伤员、接屎接尿、包裹烈士的遗体，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后，炮兵赶来了，局面很快得到了控制。第三天，达赖逃跑，动乱也就止息了。我们西藏军区文工团荣获了一个集体灾难功，评为全国三大红集体，《解放军报》以《战地之花》为题大篇幅地报道了我们的事迹。
我在西藏一共工作了20多年，可以说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从15岁懵懂无知的小丫头，到三四十岁步入中年，我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个位于世界屋脊的故乡。但是我没有任何后悔，我觉得很值，我这一生能为西藏做点事，能为党做点事，这一辈子真是值了。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西藏军区文工团
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前身是始建于1947年的豫皖苏军区文工团。1948年，该文工团随刘邓大军所属十八军挥师南下，改编为18军文工团。1950年，文工团随军进藏。西藏和平解放后，18军改编为西藏军区，该文工团正式命名为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
多年来，西藏军区文工团坚持“立足高原，写兵演兵唱兵”，创作节目强调兵味、藏味、边防味。每年深入雪山哨卡慰问演出达120场以上，行程近万公里，西藏驻军和藏族群众称他们为雪域高原上的“百灵鸟”。该文工团创作演出的许多优秀剧目和歌曲在全国、全军广为流传。如舞蹈《洗衣歌》、歌曲《叫我们怎么不歌唱》《藏族人家》《红卓玛》《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相声小品《爱人》《电报情》《花烛夜》《埋在雪山里的爱》等。其中，《藏族人家》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红卓玛》被国家文化部、教育部等六大部委列为百首爱国主义教育歌曲。其参加拍摄的电影、电视和录制的文艺节目也多次在中央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级电台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