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奇虹，女，1931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4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在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冀中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北京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北京联大歌剧团、中央戏剧学院工作，1954年到前苏联莫斯科卢那察尔斯基国立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1958年回国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1979年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导演。1993年离休，国家一级导演。
大概是2010年前后，李梅颖大嫂忽然给我打电话叫我：“你来一下，我给你看些资料。”李大嫂是抗战时期华北地下党李振远同志的夫人，革命时期他们夫妻俩长期借住在我家，所以我一直管她叫大嫂。
在她家，她给我翻开一本有关中共地下工作的资料，说：“你看！”这是一张抗战时期北平地区地下工作者的名单，上面赫然有我和姐姐的名字，一时内心充满了疑惑。我知道那时候大哥张植凡是共产党。但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也才15岁，刚参加革命不久，仍然懵懵懂懂的样子，怎么就成了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者了呢？李大嫂见我疑惑，便笑着给我讲起了缘由。随着她的讲述，我才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些蹊跷事。
“地工”之家
我参加革命之前学名叫张坤立，1930年生于辽宁。幼时父亲早逝，便随着母亲不断搬家迁移。先是到北平，在平绒线胡同上了一段小学，之后又到河北，后来还在天津的英租界住了一段时间，而我小学毕业却是在南京同伦小学，可谓是四处漂泊。12岁时，我在北平的姑姑家上初一，母亲则仍在天津居住。那天姑姑突然郑重其事地让我一个人回天津找我妈妈。具体说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是有些胆怯地同意了。
我记得火车上的日本兵十分凶恶，挨个检查乘客，动辄就打人骂人。而见我这个又瘦又小的小女孩儿，却不怎么理会。我就猫在车厢一个角落里，害怕得动也不敢动，一直到天津。等到天津下车后，我一看到妈妈就扑到她的怀里。可奇怪的是，妈妈并未带着我回家，而是紧接着又让我赶紧赶火车回北平找姑姑。折腾了一个来回，搞得我莫名其妙，但由于少年心性，转眼就忘了，也就没再刨根问底。现在想来，她们应该是在我身上放了情报，利用我小孩儿的身份，在火车上可以免于检查。
随之而来的其他相关记忆，也涌了出来。我记得在天津法租界，哥哥他们在阳台上谈话时，总是让我在楼下门口跳绳，如有陌生人接近，就喊他。看来这是给他们地下党聚会放哨呢。
哥哥应该是把我的情况上报了组织。组织一直记着我为革命工作呢，但哥哥却为了保密起见，一直不让我这个当事人知情。而且由于保密原则，哥哥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对我说过。却在我80岁的时候，被李大嫂从解密档案里发现了端倪。
正式参加革命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闭了，那已经模糊的记忆逐渐清晰，而我那青春往事却也一起在我心中汹涌起来。
我的哥哥参加革命前，叫张尔仁。参加革命后，他曾任聂荣臻部队作战部队的部长、参谋长。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被派到京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临出发前，聂老总为了隐蔽身份，给他起了后来的名字——张植凡。
这以后，他把我姐姐、四舅、六舅都发展成了地下工作者，我妈妈应该是为我党工作的，却不知道为什么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但最令我惊讶的是姐姐。她嫁了一个日本翻译官，我总以为她嫁了汉奸，所以对她很疏远，甚至有些讨厌。原来她也早已秘密做了革命工作。
看来大哥早已把我们家变成“地工”之家了，那么后来他带我参加革命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哥哥便把我带到张家口，上了华北联合大学。华北联合大学是延安鲁艺的一部分人转移到张家口后组建创办的。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什么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哥哥也不告诉我。所以我就先在政治班学习。在政治班，我们学习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并了解了当时局势，我才渐渐明白了很多事情。
在政治班学习了半年，我就加入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刚开始学习了一些秧歌、腰鼓的基本技巧，之后就开始演一些简单的秧歌剧。我演的第一个秧歌剧是《兄妹开荒》，当时也没有谱，也没有词儿的，都是老演员带着，一字一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
我还在歌剧《白毛女》里演了一个龙套角色，是一个60岁的老太太。我看《白毛女》的场面大，有些害怕，就一直往后面缩，躲着不出来。当时导演是舒强老师，对龙套演员要求也很严格。他看到了我，就指着我说：“那个小鬼，你出来，干吗躲后面？”就把我拎了出来。我说我不会演老太太。舒强老师就给我讲：“你得明白，你跟喜儿什么关系，跟黄世仁什么关系，恨不恨黄世仁，另外，你家里都什么人，吃的什么，住的什么。你去跟老乡一块儿同吃同住一段时间，体验一下贫农的生活吧。”
于是，我就住到了村里一个大娘家，跟她同吃同住体验生活。当时我记得帮助她扫院子、挑水。我16岁挑那个铁桶是很吃力的，开始只能挑半桶，后来慢慢地才能挑满桶。除了家务，还要下地干活，和她一块儿割麦子等等。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舒强老师就让我写个人物小传。然后我理解了这个龙套角色，不再害怕演出。
奔赴战场
我们排练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给战士们演出了。1946年，在去给部队演出行军的时候，有天早上，我对着初升的太阳，看着一条红彤彤的路，就十分有感触。觉得哥哥带我走的这条革命大道，十分阳光，而且我也很想做一些为老百姓为解放军服务的事情。于是我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参加革命的名字，叫做奇虹。可是哪有姓“奇”的啊，于是暂时叫做齐虹。在革命胜利以后，都恢复自己姓了，我就叫张奇虹了。就这样，我怀着伟大美好的梦想，奔向了战场。那时，我16岁。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1947年在山西演出。当时我不但要表演秧歌剧、跑龙套，还要负责化妆、道具等等。当时条件艰苦，演出中的群众服装都是跟群众借的。每到一处就跟当地妇救会借个自行车，挨家挨户地借。有次，我见一位穿着棉袄的大爷，就问：“大爷，您还有没有这样的棉袄，我们用一下。”大爷摇头说：“没有，就这一身。”我失望地说：“我们文工团晚上演《白毛女》，找不到服装可怎么办。”大爷一听就把棉袄脱给我了：“演《白毛女》啊，拿去。要好好演。”群众都十分爱看我们的演出，所以一听说是我们演出用，就都很支持。我记着哪件衣服是谁的，演完了就还给人家。
那是在大同前线。《白毛女》没有演完，下面部队的指导员突然走上台，制止了我们演出，对下面部队说：“现在敌人已经打过来了，我们马上上前线。起立！”然后战士们就喊着口号“打倒黄世仁”“为喜儿报仇”，含着眼泪就离开了。
而我们则赶紧收拾道具，把服装还给老乡，准备撤退。忙了一天，又要行军走一夜，可把我给瞌睡坏了。走着路，一直打瞌睡，走着走着就要往下秃噜，旁边的人就推我一把，说：“这你还睡得着！”我侧耳听听，炮火离我们很近，声音很响，炮火在漆黑的夜晚看得很清楚。自己也掐自己，但是仍然止不住困意。就这样，睡着走着，走着掐着自己，走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到了安全地方，借宿到了一位老乡家里。一个大通铺，我们一个挤一个地睡下了。
我走了一夜，脚磨了一个大水泡，正准备挤了，老同志连忙呵止。他找老乡要来了针，薅了我一根头发，穿在针上，然后穿过水泡，把头发留在水泡里。老同志说，这样等起来再走路，脚就不会疼了。可是没等他给我穿好，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难忘的文工团
在没有演出任务时，我们还会到已经搬迁到河北束鹿县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学习政治，学习秧歌，有时舒强老师也会讲表演。这段时间对我十分重要，我的一些粗浅的表演和文化基础，大都是这时候打下的。
而在文工团的时候，我年龄小，平时生活他们都照顾着我，宠着我。而我也有些小女生的任性，闹过很多笑话，也闯过祸。
有次行军，要过一条比较湍急的河流。大一点的同志怕我过不去，就背我过去。结果我自尊心比较强，非得要下来，走在河里的时候，我的脚还在来回扑腾着要下来。结果一个老同志就说：“你可别闹了啊，再闹你们俩都得被水冲走。这是团长的命令，要背你过河。”我一听就老实了。
还有一次我们行军遇到了一个山地，遭遇到了敌军的飞机。我们连忙隐蔽到旁边的草丛里，它们飞好几圈也没发现我们。我在草丛里趴着无聊，就看到不远处有条小河，想着连续行军好久没洗澡，就径自下河洗澡去了。结果刚下河没多久，只听砰的一声，河水掀起了巨浪——是敌机扔下了一颗炮弹。有个老同志连忙把我捞到一个大石头后面重新隐蔽起来。当然一顿批评是少不了的。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革命经验的增加，我也逐渐成熟了，也做了一些成年人的事情呢，比如组织土地改革。
那是1947年到1948年，我们文工团接受命令，两人一组到村里组织进行土改工作。我们一人一个背包连枪都没有，两个人负责一个村庄。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只是一个17岁的半大姑娘，但觉得地主老财都害怕我。我们去了，跟那些贫下中农把地一分，很快就结束了。不过偶尔也有些地主搞反把，把分的地再要回去。我们听说之后，就背着背包再去一次，重新分了，跟他们斗争到底。
在文工团期间，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们经常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切都要为他们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不用喊，就能自觉地变成行动。劳动是为了他们，土改是为了他们，文艺创作也是为了他们，觉得很自然。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我们文工团随着第一批解放军进城，当时欢天喜地的，就连进城后文工团的一系列变革都没有注意。不久后文工团就变成了歌剧团。那华北联大文工团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遗留在记忆中，至今仍时常想起，难以磨灭。因为在那里，我找到了自己的梦想，并开始一步步朝着梦想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