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锐，男，1936年3月24日出生于上海。1945年8月在抗大四分校文化队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雪枫军政大学文工团、华北军大文工团、华东军区解放军剧院、志愿军铁道文工团、铁道文工团任演员，1957年到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学习，之后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任教，1972年到中央芭蕾舞团任乐队演员。1996年离休。
离开上海，来到解放区
我1936年生于上海。在我5岁的时候，也就1941年，上海沦陷。此后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能吃的食物只有玉米和红薯，市面上很少有大米出售。偶尔有一点大米还要排队购买。排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边上有日本人看着，一个不好就抽打老百姓。我妈妈也经历过人挤人排队买米，挤得身体不行了。她本来心脏也不太好，后来就得了重病，在医院去世了。当时我只有6岁多一点，上面还有一个比我大8岁的姐姐。
我爸爸认识上海新四军四师的联络科长徐金强同志。1942年，通过他，我姐姐到淮北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
姐姐走后，家里就剩下爸爸和我两个人，他还要挣钱养活我，生活比较困难。爸爸做了好几份工作，他原来是学京戏的，便把京剧里武打动作给编成了古典舞并出来教。爸爸去工作时，总是把我搁到亲戚朋友家。我的大姨是一个资本家的佣人，寒暑假我就被寄养在她那里。
1945年7月，美国每天都在上海轰炸日本的军事要地，搞得人心惶惶。于是，我爸爸也把我托付给徐金强同志，并安排我到解放区找我姐姐。那时我才9岁，就懵懵懂懂地到了新四军的根据地。
我姐姐是拂晓剧团的演员，他们经常出去慰问演出，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日本人快要投降时，部队要去收复失地，拂晓剧团也要奔赴前线了。姐姐无奈之下，就把我送到了后方四师师部，安排在了雪枫子弟小学。雪枫子弟小学是为了纪念彭雪枫的，里面有很多像我这样新四军的小孩子。
正式参军，慰问演出
我在雪枫小学那里待了不到一个礼拜，学校也放假了。老师们也都走了，年幼的我也很无聊。那时我住的房子有一把京胡，没事就拿来把玩。也许这就是天赋吧，以前也没怎么接触过京胡，但是当时就拿着京胡胡乱摆弄，就弄出一个秧歌调。没有什么把位，几个手指头把那个音拉出来，摸出了一个秧歌调。
过了没几天，四师管辖的抗大四分校（也叫雪枫大学）要成立文化队，主要负责演戏、唱歌、跳舞。那时候跳舞简单，主要是跳秧歌舞。我小时候唱歌嗓子还不错，声音比较高，唱得人家还愿意听。于是，1945年8月25日，我和一个比我稍大的孩子一起，背上背包从雪枫小学到了抗大四分校的文化队去报到，这就算正式参军了。后来抗大四分校文化队改名雪枫文工团。
我们第一次到外面去演出是去一个叫高桥的地方。演出什么都没印象，就记得赶路去的时候，我们两个孩子可遭罪了。高桥距离我们那有30里路，农村的小孩体强力壮，走30里地没有问题。可我们不行，我们从上海出来，走两步就走不动了。当时我的班长就背着我。那时候都有背包，我坐在他的背包上，坐得还挺舒服。还有一位区队长，叫王焕章，后来是西安民航局的政委，当时他在路上也扛过我们。那30里路就是这么走完的。
1946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文工团组织了划龙船、跳秧歌、打快板等节目去演出，宣传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有一天要去慰问徐海东将军。他住在一个老百姓的院子里，战士把他的床搬出来正好斜靠在门上，前面是一个大麦场，做了一个演出台。第一个节目是我们两个小孩上去，好像就是唱首歌，鞠个躬。我们两个唱完歌，就一边一个跑到他旁边。徐海东将军拉着我们的手问这问那，他挺喜欢我们的，后来给了点糖果钱，我们特别高兴。那时过年了，我10岁了，也不知道哪位说：“让分队长给你保管着吧。”我的分队长叫朱富，他给我保管着，以后想要吃糖就去找他。
这个事我记得很清楚，给功勋卓著的徐海东将军演出，对我们文工团来说是一份莫大的荣耀。
后来我们这个团就从洪泽湖西面到了东面运河一线的河下镇。4月在淮阴召开边区的宣教大会，有七八个文工团都在那演自己的“看家戏”。我们雪枫大学文工团编演的节目叫《晴天》，是根据山东的一篇小说改编的话剧。《晴天》演出后，反响挺好的。当时前线歌舞团演的是《李闯王》《甲申三百年祭》，还有淮北大众等剧团演的戏。
当时我会唱点流行歌曲，《夜来香》唱得还不错，之前在学校里开会，总是有人说：“小陈，唱个《夜来香》！”我二话不说就上去唱。在那次宣教大会上，又有人喊我唱《夜来香》。我的分队长朱富，当时他随身带着口琴，把我从下面抱到台上。他吹了个前奏，我就唱了一段《夜来香》，不过这个歌曲跟当时的文艺政策不太相符。但是当时管得不是那么严格，另外，因为是小孩子唱的，也没有追究这个事。
感受部队温暖
我参军的时候只有9岁，大哥哥、大姐姐对我们这些孩子非常关心、爱护。当时有一位老大哥经常半夜抱我出去上厕所。每天半夜我要尿尿时就捅捅他，不管多冷，他都会抱着我出去，很多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站在他脚上就尿了。
那时候大家身上都有虱子，我们都睡一个炕上，你没虱子，他有虱子，所以再干净也不行。头上虱子在黑头发里是白的，身上的虱子是黑的，比较好找。有位大姐姐总是一边开会一边给我抓虱子。
那时候我们身上经常长疥疮。这个病传染特别快，一个人得了，很快这个班、这个连的人就都得了。那时候粮食已经收割完了，每到晚上天黑了，大家就像野人一样，坐在野外庄稼地里，找个地方升起篝火堆，把裤子都脱了，围着火堆擦硫磺膏对付疥疮。要使劲擦，把疥疮的皮全都擦破了，让硫磺渗进肉皮里去才好。
许多人的疥疮慢慢都好了，但是我的却一直没好，而且本来是大片小的疥疮，后来变成了大脓包，像绿头苍蝇似的，大腿两侧长了一大片。当时文工团住在了一个老中医家，给我开了药。我们指导员有一个大床，指导员说：“把毛毛（我的小名）叫到我这来，跟我一块儿睡。”他有通讯员，就让通讯员每天给我洗疥疮，洗了以后就擦药，这样我的疥疮才好了。
我们团长当时30多岁，是后来上海博物馆的馆长，到最后他还被评为了模范党员。在山东的时候，冬天天一冷大人都冻得够呛，小孩更不行了，手上都长了冻疮，肿得好高，有时要破了就更是疼得不得了。团长就让化妆组给我弄点凡士林，那时凡士林的油材根本不是现在的油材，现在这种叫做洋油材，我们用的都是土油材，自己和的那种。但是团长总说：“给毛毛一点凡士林。”这样我每天都能得到一点凡士林专门擦手。
那时条件虽然很恶劣，但是日子过得却很温馨。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些人。
1947年，在山东演《白毛女》时，就组织了乐队。我们的乐队很可怜，只有一把小提琴、一个圆的月琴，然后就是我的一把二胡，再有就是打击乐。还有一个副团长有空的时候也能拿一把小提琴和我们一块儿表演，这样乐队就又多了一把小提琴。我当时岁数比较小，有时候晚上拉着拉着就睡着了。一睡着拉着二胡的右手拉着弓子就垂下去了，上面弹拨的左手也一下出溜到底下了。这时有人会叫我，我醒了就再拉几下，不一会儿就又迷糊了。记忆之中，革命历程都是很快乐的，很有意思的。
形势严峻，紧急撤退
解放战争正式开始以前，算是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是运河上面阶级斗争非常严峻。那时从扬州过来到高邮，途经界首、泛水，再往这边就是淮安了。我们在界首、泛水乡下的时候也排过一个戏，叫《钦差大臣》，讽刺国民党官场的丑恶现象。
那时国民党经常派人过来，局面确实很紧张。我们住过泛水、界首，那时听说在泛水的城门口，有的人上来就让特务拿扁担给打死了。还有一次文工团的猪跑了，我们司务长去追那头猪，最后司务长没回来，让特务给装到麻袋里扔到运河里了。
我们开始撤退的时候已经大军压境，张灵甫的74师已经往这边来了，后来他占领了淮阴，我们就在淮安。撤退前，我和另外一个小孩被编到了病号班里，病号班的班长就是我们文工团成立时候的老指导员。马上要出发了，政治部主任来检查病号班的人，看看两个小孩，并指着我说：“这是毛毛嘛！就骑我马屁股上带走算了。”就一句话，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从苏北往山东撤的时候，走到涟水时形势比较紧张。运动战打起来，战斗部队跑前头去了，后方部队落在后头了。有一次敌人离我们只有两三里地，敌人在后头追，我们就在前面拼命跑。
我们到达山东后，华东军大成立了，其中还有第五大队、东江纵队。蒋介石特别不放心，因为在他后方有势力很大的两广纵队，尤其从抗日战争时期就一直活跃在后方，于是便跟我们达成协议，让美国兵舰把两广纵队从香港送到烟台，这样他少了一个后患。但是我们这边也正好集中兵力，将两广纵队的干部队伍整个编入华东军第五大队。
两广纵队历史悠久，也有一个文工团，实力很强。团里都是一些老演员，能够演戏、奏乐、合唱，他们唱的合唱比我们好多了，都是用广东话唱的抗战歌曲，特别好听。后来他们有几个干部调到我们这来，干部还带了几把提琴，这对我们文工团的影响很大，包括后来编演歌剧《白毛女》《王贵翻身》，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撤退中，我们文工团有一位是中央纵队的老游击队员，他是我们艺术干事，负责帮我们撤退。华东军大一共三条大船。我们坐上了一条大船，上边配备了几个武装战士，还要保护别的小船。武装战士有一挺轻机枪、两三支步枪、一个小钢炮。文工团的大部分人和稍微长大一点的孩子就跟着队伍一块儿行军，从潍坊那边贴着海边过黄河。
最险的时候就是过黄河，文工团基本上没有武装，前有黄河天险，上还有飞机天天来扫射、轰炸、侦察，白天没法走，后边还有追兵和武装土匪。最后没办法，只好把一大队的军事干部，就是前线连以上的干部派出去打仗，来保护学校。
第一次感受独轮车
鲁南撤到鲁中的路上，撤退都是由民运委员跟老百姓沟通解决的，包括找民夫、推车、担架。我们行军前，会跟周围的村庄说需要多少民夫、多少推车，他们就负责给我们联系解决。
在鲁中，我是第一次见到独轮小推车，车轱辘很大很高，一边可以坐四个人。驾车的是一个老头儿，个子也不高，比我高不了多少，两边的车把很宽，我也去试过，根本够不着两边的把。
当时让我们坐上面，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虽然车前面还有一头驴拉着，但是老头儿推着车，掌握平衡要费好大的力气。在上面坐着也不舒服，我就借机会下来走路行军了。
我对小推车的印象特别深。陈毅同志说过，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要推好小推车，技巧要有，力气也得有，它要稍微歪下去，你得有力气给它正过来。就是靠这么落后的工具，保证了淮海战役的后勤运输，山东人民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战争中，童心未泯
撤退到后方时，我们就参加组织当地的土改。我们团长是小队负责人，他对我说：“在斗争地主之前，要把小孩组织起来，组织儿童团。”我问：“怎么组织？”他告诉我：“你就是天天跟他们玩。”
于是我就带着小孩玩铜板，把两个铜板压在一起，从墙上滚下来，看谁滚得远就谁磕哪个铜钱。我那时才12岁，就跟小孩玩，玩到最后我觉得没玩够，结果把工作都忘了……
后来真是到了该斗地主了，那就赶紧组织。有了感情交流，我就和几个小孩一起，把村里的儿童全部组织起来参加斗争。开斗争会以前，有几个恶霸地主总是会上厕所藏东西。当地都是平顶房，很容易上下，上了围墙，可以走遍全村。所以，我们就爬上房顶，找一个旮旯地方躲着，看着恶霸地主的厕所，监视他们是不是藏东西了。如果藏了，我们告诉贫民团，给他们挖出来。既能上房玩，还能完成任务，这对我们男孩来说是最好的工作了。
调入铁道文工团，远赴朝鲜立新功
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解放军攻克了南京，我们雪枫文工团也进入了南京城。此时华东军大就扩大了，招了很多青年学生。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们原来的军大就成了军大的第二纵队，第一纵队后来变成了军事学院。
在华东军大，文艺系有一位领导说：“毛毛，你去学舞蹈吧。”这么一句话就让我到舞蹈队去了，其实我不愿意跳舞，我喜欢搞音乐。那时候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分你到哪就得去，我就服从命令学了一点舞蹈。
1952年经过整编后的全军汇演，华东文艺力量比较强，人才特别多，所以，从山东文工团、前线文工团调60人补充到铁道兵文工团。后来，我们60人又一起远赴朝鲜战场，给志愿军慰问演出，那时我才16岁。
在朝鲜最危险的就是美国飞机的轰炸，我们文工团就挨了两次炸。第一次，是我们下到部队深入生活的时候。在部队，我们文艺兵也得跟着一块儿修桥修路。桥和路一修好，在山洞待命的列车就迅速通过，过一列就解决许多辆汽车的运输量。修好的路能通过一次列车就算是胜利了。之后如果铁路再被炸，那么我们继续趁着夜色修复。白天你炸，晚上我修，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我们的志愿军就靠着这种顽强的精神保持着前线的补给。
有一天，我们所负责的桥修完了，就回到团里创作排练，然后到各个连队演出。那天也是巧了，正好安排我们回到我们下的连队演出。
大家都特别高兴，一路笙歌，好不兴奋。结果在快赶回到我们驻地的时候，有人就喊：“来飞机了！”之后防空枪也响起来了。这时，飞机的炸弹已投掷下来了，一颗炸弹落在了前面的小山那边，一颗似乎就在我们头上。司机听到防空枪声立马关灯减速，并拐到了旁边的一个沟子里。随即，砰的一声巨响，我就亲眼看见那个炸弹在不远处的前方爆炸。如果当时不拐弯、不减速，我们就正好行到炸弹爆炸的地方。即使如此，有一块崩起来的石头仍旧砸在了驾驶舱上，如果再低一点，就砸到司机的脑袋了。司机师傅又往前开了一段，才停下车检查伤亡情况。幸好只有一个跳舞的小女孩让弹片给刮伤了，其余人均安然无恙。真是万幸。
第二次是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正好要开朝鲜党代会，这个情报被特务侦知后，美国飞机就过来轰炸了。当时美国飞机主要是B－29重型轰炸机，飞机开过来以后就轮番轰炸。B－29是水平投弹，一排排投下来，没什么准头，威力却大得很。我们住的地方离会场也就一两里路，就也跟着遭了秧。我记得那是个黄昏，我们看到飞机来就赶紧往山上跑，长长的弹片噼里啪啦地从两边落下来，感觉四周都是一片雷鸣声和滚滚的烟雾，一直到很久后才停歇。此时再看我们原来所住的村子，早已是断壁残垣，惨不忍睹。
我们铁道兵文工团在朝鲜期间曾下到第1师第1团第1营第1连收集素材，把他们的事迹编成文艺作品来演出。同时，还要普及文艺，教战士开展文艺活动。
当时领导让我和团里俱乐部的一个干部组织舞蹈训练班，每一个连队抽两三名文艺骨干来学舞蹈。大概两个多礼拜，一期就完了。后来团里又提出来办一个简谱训练班，不光跳舞，还要唱歌，跳舞需要有人伴奏，还要有人拉手风琴。我说：“那也可以，再办一个简谱训练班。”然后我利用会拉手风琴和二胡的优势，又办了一个伴奏的培训班，于是又从连队里抽调一部分人过来。虽然两个班的教师就我一个人，最后的效果也让团领导都特别满意。
那时我才17岁，鉴于我在朝鲜战场的优良表现，部队就给我立了一个三等功。
1954年回国后，我们铁道兵就受命开始修铁路。广西黎塘到湛江的黎湛铁路，福建鹰潭到厦门的鹰汕铁路……这么一修好几年，虽然是为国家建设做了贡献，但我自己在音乐上没有什么提高，也十分遗憾。铁路修完回到北京后，很多人提出来要报考学校，如戏剧学院、美术学院等，这就成了团里的一个问题，报名的人太多，人都走了团里怎么办？后来团里定了标准，达到条件后才能报考艺术院校。我得知，觉得自己满足了条件，就也上报了。就这样我考上了当时位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开启了我专业从事音乐的旅程，却也结束了我充满波澜的军旅生涯。那是1957年，我21岁，却已是一个12年的文艺老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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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枫文工团
雪枫文工团，即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简称抗大四分校）文艺队。1944年，彭雪枫同志牺牲后，抗大四分校改为雪枫军政大学，其文艺队改为雪枫文工团。雪枫军政大学后先后更名为华中雪枫大学、华东军政大学、第三高级步兵学校。1952年2月又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即现在的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其文工团亦随学校而更名。1952年，华东军大文工团部分团员调入铁道文工团。1953年，总高级步兵学校文工团部分成员调入总政话剧团。
铁路文工团
中国铁路文工团成立于1950年10月，原隶属铁道部，现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直属企业。建团以来，文工团从开始的100多人，发展到今天拥有500多名艺术家和工作人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编剧、作曲家和演员，显示出雄厚的艺术生产实力。总团下设歌舞、杂技、说唱、话剧、电视剧5个部门，创作演出的一大批剧目及电视剧，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在观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工团多次出访，足迹遍及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