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宗，男，1931年7月出生于黑龙江，195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在东北文工二团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起先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话剧团任演员以及领导小组成员。1979年起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出部主任，一级舞台监督。1991年10月离休，享受司局级待遇。
东北文工二团的成立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解放区的抗日武装部队，特别是东北抗联，很快就收复了东北的一些地区，但是当时苏联和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有一条，就是苏联红军占领的地区要归还给国民党。这么一来，国民党就从苏联手中接收了沈阳和长春这些东北的大城市。之后他们就向这些地区投送部队，然后就大举向我们的解放区发动进攻。
东北局势危急。党中央发出指令，从其他解放区抽调了大批的军政人员奔赴东北，开展工作。因此，1945年的下半年，包括中央青委宣传队、延安青委宣传队、延安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单位在内的一些经验丰富的同志，比如像吴雪、李之华、田蓝、邓止怡、雷平、朱漪、沈贤、鲁亚农等等，一共是十七八个人，组成了文艺工作小分队，长途跋涉、艰苦奋斗，步行到东北。其中如吴雪同志曾参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同志是到东北践行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的，他们到了东北以后就遵照毛主席指出的文艺方向，投入到了实际的斗争当中进行艺术创造。
这些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步行军，走到了东北局的驻地海龙县。当时东北局宣传部的部长叫凯丰，东北局决定建立东北文艺工作第二团，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这些同志就都编入了东北二团。因此东北二团严格来说，不隶属于部队，而是属于东北局领导。然而由于当时东北处于战争时期，为战争服务是东北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的总任务，所以二团的根本任务只能是为战争服务、为部队服务的。因此二团虽是地方行政文工团，但它和在编的部队文工团在为兵服务、为战争服务的作用上并无二致。
当时任命任虹和李之华为正副团长，后来吴雪同志病愈，从张家口也赶到了哈尔滨，任命为二团的副团长兼党部书记。最初二团只有12个人，所以第一步就是招人，扩大队伍。他们就到各个学校宣传党的政策路线，举办各种活动，加强解放区青年人的思想教育。我和后来成为我爱人的马丽娟，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二团的。
加入二团
那是1947年，我16岁，还正在宾县上中学，是宾县四中民主青年同盟的宣教委员。东北文工二团来我们学校招人时，正赶上学校组织“四八烈士”演讲会，我做了一番激昂慷慨的演讲。他们听了之后，马上接收了我，我的内心非常激动，从此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东北二团到学校开展活动，组织歌咏队，把成百上千的学生组织起来，唱《黄河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在合唱过程中宣传我们党的政策。
进入二团没几天，我就参加了《反“翻把”斗争》的演出，在里面演一个民兵队员。因该剧得奖，我也跟着得奖，我自己还立了一“小功”。当时我们有记“一小功”“两小功”之说。我刚入二团，还是个学生，不会演戏，于是自己发奋苦练，就算是两三句话，我也要练习很多遍，领导很欣赏我努力上进的精神，给我记了“一小功”。
《反“翻把”斗争》演出后，引起了解放区的轰动。《东北日报》召开了座谈会，一些大艺术家、评论家如塞克、吕骥、华君武、陈戈等参加了座谈会，一致给予《反“翻把”斗争》好评。说二团在东北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有一个收获，还说这个戏生活真实、思想深刻，展现了一幅活生生的东北农村生活场景，很感人……当时的主要演员沈贤、任平、杨克、于永宽、吴峰、肖曲、陈连玉，布景设计肖华等同志都写了文章，刊登到了《东北日报》上。
1947年新春，二团在佳木斯市掀起了轰动全东北的大秧歌活动，把罗大节、于永宽二位民间艺人请到团里当老师，教我们演员唱东北民歌，扭东北大秧歌。新春佳节时，我们拉起了一个新秧歌队，到佳木斯市大街上演出，老乡们称我们是“共产党的秧歌队”。我们演出的秧歌剧《姑嫂劳军》《军爱民民拥军》《爸爸参军》《光荣灯》等，很受群众欢迎，对当时支援前线、扩编军队都起了很大作用。其中《光荣灯》是二团的看家戏，作家李之华、导演邓止怡用东北二人转中最好听的《绣门帘》曲调对唱《四出戏》，不断引起观众的热烈掌声。当时东北解放区的新闻界大为赞赏，评论为“走出新道路”“文艺群众化东北一级的曲苑”。
东北二团开展活动的意义，在于发动群众、吸引东北青年参加革命。当时我们通过演出《粮食》《白毛女》《血债》《考验》《东北人民大翻身》等活报剧和话剧，让有些正统观念很强、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年轻人对革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打败国民党，推翻蒋家王朝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些活动还使人们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从而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革命中来，或直接参军到前线冲杀，或在后方从事土改、支前、扩军等工作。总之，效果很显著。随着二团频繁地开展宣传活动，在东北逐渐有了影响力，很多人都知道东北局有一个二团。
演出轶事
记得二团刚成立不久，四平保卫战开始，国民党攻势猛烈，四平陷入危机之中。当时东北二团奉东北局命令，来到了四平慰问部队，打扫战场、抢救伤员、组织担架队、运输弹药，干一些辅助工作。遗憾的是，四平重镇在敌军的重重炮火中陷落了，我们只好跟着部队撤退，撤到黑龙江的绥化，从绥化又撤到东北的大后方——佳木斯。佳木斯当时是解放区的大后方，离苏联边境比较近。我们二团就在佳木斯市扎下了根。
文工团的作用就是以演出的形式服务于部队和人民，不过，有时在演出的当口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一次，我们下部队演出，戏已经准备完毕，但是却发现那里根本没有电源。没有电源就没有照明，演出无法继续进行，这可难坏了部队，也难坏了我们领导。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位起义过来的国民党上校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用缴获的圆筒形黄色炸药锯成多个小块儿，然后把炸药引线拆掉，再将炸药块儿放在台上点着，可以照明。”这一招十分奏效，真的解决了令人发愁的照明问题。
还有一次，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样是没有电源，缺少照明条件，然而这回可没有缴获来的炸药救场。但仍然难不住聪明的战士们，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一个办法：用手摇的发电机发电照明。战士们把缴获的手摇发电机安上灯泡，为保证照明质量，要三四个发电机一同工作，需要一班人轮流摇，整整摇到节目结束。就这样，虽然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没有条件、努力创造条件也要为战士们演出。而且除了演出，我们还要慰问伤员，喂饭、送药、洗脚、洗衣服、接大小便等等，只要是部队需要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认为值得。
我们在前线的一个多月里，写了100多个小节目，都是在演《反“翻把”斗争》的幕前加演的。到了部队之后，由创作组先下去深入生活、了解情况，然后写成快板、山东快书、对口词，再交给我们。我经常是在幕前演出，不是《反“翻把”斗争》的主角，而是那些小节目的主角。
1947年春季的时候，东北战场的形式大为好转，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了三下江南、四保林江，巩固了东北根据地，扩大了解放区。到了夏末秋初，东北战场开始了大反攻。这时，东北局宣传部直接命令我们二团从东北根据地的后方转向前方，到前线去。另外，剧目也要从反映农民生活为主的内容，转变为反映解放军生活的情景。我们二团的驻地也从佳木斯搬到了哈尔滨，直接编入了部队，随后又下各个部队演出。
在三纵队演出的时候，以另一种形式演绎了《反“翻把”斗争》。部队听说我们在哈尔滨演的《反“翻把”斗争》很成功，还获了奖，便要求我们给他们部队也演一遍。可是我们到部队时，没有带《反“翻把”斗争》的人员和道具，没有布景、没有服装、没有道具，根本无法实现演出的目的。当时有一个说法，部队要求看戏属于命令，必须照办。我们只好老人带新人，演员现对词，到老百姓那儿借服装，部队里有会木工的战士给我们搭布景。就地施教、就地取材。通过一天的忙碌，终于将《反“翻把”斗争》这场戏搞定了。
我们下部队演出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部队缴获了一辆坦克，但解放军都不会开，我们去演出，部队来人就问我们：“这个坦克我们不会开，你们是文化人，有没有会开的？”说来也巧，我们这边真有一个演员会开坦克，那人原是国民党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学过开坦克。我们团长说：“我们有一个人学过开坦克。”解放军高兴坏了，就叫他来试试。结果，那人真的能将坦克开走，部队一看，像捡到宝一样，直接将人扣下，说什么也不让走了。但这个人只会开坦克，不会打炮。有一次，他在前面开着坦克，后面跟着我们大部队冲锋，国民党看见坦克，吓坏了，都跑了，我军还因此打了胜仗。
在部队演出中，秧歌剧《喜报》是演出最多、最受战士欢迎的剧目之一。这出戏由我和鲍占元、陈连玉三人主演。写的是陈大妈的儿子陈富土改后参军，在前线英勇作战，立下了战功，部队领导委托支前的两个担架队员把立功喜报送到陈大妈家里。
该戏采用东北二人转的艺术形式，以东北民间小调为主调，通过我们三人的唱、说、做表演，将陈大妈儿子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情况生动有趣地讲给陈大妈听，从而介绍并歌颂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事迹。战士们看着演出，听着好听的家乡曲调，欣赏着英勇作战的到位表演，高兴得不得了，不时地鼓起掌来！
当“陈大妈”唱到“我儿陈富哇杀敌立功劳，妈妈我心眼里乐呀乐陶陶”时，战士们就热烈鼓掌，并喊叫着：“妈妈放心吧，儿子不会给你丢脸的！”
该戏从东北一直演到海南，久演不衰，在二团的演出史曾留下深刻的印迹。后来，当时北京的中国唱片公司为这出戏录制唱片，并在全国各铁路站台和中小城市播放，几乎唱遍了全国。
1947年的下半年，东北军区政治部艺术工作大队分团命令我们以它的名义，再次到前线为部队服务。此次来到吉林省九台县，是因为国民党的60军起义归降了。我们二团为此演出了经典剧目《白毛女》，对他们进行教育。吴雪演杨白劳，朱漪演喜儿，邓止怡演黄世仁，贾伯荣演穆仁智……我在剧中饰演了王大春。后来，我们跟着部队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二团就跟着部队一直往前走了，去过四平、西安、抚顺、本溪、黑山多地。辽沈战役以后，我们进了沈阳。
到了沈阳，我们住在励志社。两个月以后，中央就把我们调入关内了。至此，东北二团三年的基本活动就结束了。
进入东北二团，于我来讲，十分幸运。下部队演出那几年，虽然条件艰苦，甚至有时面临危险，但意义重大，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曾有退缩的念头。
东北文工二团的战斗历史，是新中国文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毛主席文艺路线最集中、最丰富、最出彩的一段历史，是二团写兵、演兵、为兵服务最诚心、最热心、成绩最大的令人怀念的历史。而我作为二团的一员，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倍感自豪和光荣。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东北文工二团
1945年11月，为巩固东北根据地，中央青委宣传队、延安青委宣传队、延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单位部分同志被派往东北工作，编为东北文艺工作团二团，简称东北文工二团。当时东北文工二团隶属东北局，而非部队。然而由于当时东北处于战争时期，为战争服务是东北的总任务，所以二团在为兵服务、为战争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与部队文工团并无二致。
1946年，二团在佳木斯及其周边地区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动员群众参军支前。1947年，由于东北战斗形势好转，二团进入哈尔滨进行文艺演出及政策宣传活动。其间，二团排演的《反翻把斗争》，引起了强烈反响，激发了群众们土地改革和参军支前的热情。之后，二团多次到前线战士们和受降的俘虏演出，为东北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初，东北全境解放，二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进入北京后，其成员大多被编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