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收到王世光同志传来茅沅去世的讣告，不胜惊愕，因不久前我们还通过两次电话。第二次时他接电话稍迟，曾抱歉地说：“近来行动有些不便。”他已是９０多岁的人了，此话我并未在意，而数月后，他竟溘然长逝了！一位谦谦君子，淡泊名利的大好人，我视他如兄长的学者型同事，就这样走了。我不禁悲从中来，浮想联翩。
我与茅沅于１９５１年相识于新中国第一个综合艺术剧院——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①。他刚来时在音乐部，担任以黎国荃、李德伦为首的管弦乐队中的钢琴伴奏。此前一年，我也在该管弦乐队拉小提琴，后调至训练部参与组建国乐队和舞剧队。当时，院内常有音乐晚会或音乐舞蹈晚会，茅沅在晚会中担任为美声歌曲、合唱伴奏的工作。国乐队、舞剧队也常参加演出，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茅沅有扎实的、多方面的音乐才能，因而在“老人艺”期间，他除担任钢琴伴奏外，还参加了由院长李伯钊等编剧，贺绿汀、梁寒光等作曲的歌剧《长征》乐队的配器工作。
当年，为准备国庆纪念晚会，剧院舞剧队、国乐队以歌舞团的名义与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合作，由老一代著名舞蹈家戴爱莲领衔导演，我为音乐指挥，将两院建国初期所学习的各民族舞蹈加工、组合成一个中型歌舞《中华民族大团结》，以表现建国后各民族团结友爱的生活面貌。首演时，此歌舞仅有六七个民族的舞蹈，但在１２月份的一次“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晚会”上，随着中央民族学院文工团、中央音乐学院舞蹈组和崔承喜舞蹈研究班乐队的加入，扩展为１１个民族的１２组舞蹈，其音乐均源于本民族的民歌与舞曲，由三位“编曲、配器”者在此基础上改编、加工而成。
其中，由刘铁山编曲的《瑶族长鼓舞》（后改瑶族舞曲）的音乐最为动听。茅沅看过演出后，以其敏锐的音乐感觉和创作激情，选中此段，将它改编为一首管弦乐曲。可贵的是，在我国尚无著作权法的年代，他并不认识刘铁山，却将他排名于自己之前，以表示对编曲者劳动的尊重，此曲的首演应是１９５２年了，那时“老人艺”已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创作演出部门（即歌剧团、舞蹈团、管弦乐团、创作室等）合并，建成“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老人艺”的话剧团与中戏话剧团合并为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瑶族舞曲》应演出于剧院合并后的大型管弦乐队，它是新中国第一首由年轻一代作曲家创作的、雅俗共赏的交响乐传世之作。
此后，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华东分院进修，期间茅沅到访上海，我们又见面了。我告诉他，我想在上海买一台二手钢琴，他当即陪我去琴行挑选，不厌其烦，最终满头大汗地挑选了一台八成新的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德国琴。此琴在“文革”中被工宣队从家中抬出，撬开琴盖，成了玩物，至今已是“古董”了，每看到它也想起茅沅。
１９５７年秋，我结业回院，剧院已更名为“中央实验歌剧院”。茅沅在参加陈紫、杜宇的歌剧《刘胡兰》的创作后，调入以陈紫为首的剧院创作室。他对我幽默地说：“如果我没调到创作室，现在就可能是‘右派’了！”我笑答：“我是两边的运动都未赶上，也算漏网的吧！”次年，我也调入创作室，我们成了同事。
我此前曾写了一篇《忆创作室的趣人轶事》②，此处不多讲了，只讲一件与茅沅相关的事。那是１９５８年秋冬，三面红旗的“人民公社”正热火朝天地砸锅献铁，土法炼钢。创作室有人跟风，提出可在剧院的院部，也是创作室所在地的西堂子胡同１号，搞土法炼钢。同事们大都反对，特别是茅沅。他毕业于清华土木工程系，虽非钢铁专业，但有科学通理。在他的论证下，土法炼钢终未上马，此事也足见茅沅的人品。
１９６４年，因音乐界在声乐上无休止的“土”“洋”之争，遵循周总理的意思，已从“中央实验歌剧院”更名的“中央歌剧舞剧院”一分为二，组建成“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院”，就此我与茅沅分开了。
“文革”中，除八个样板团外，两歌剧院几乎受江青一语：“京剧就是歌剧”而影响，被撤销。多亏周总理提出让两院下放部队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以此方式使我国的歌剧事业得以延留。下放回京后，两院于１９７４年再度合并，更名为“中国歌剧团”（与样板团同级），我和茅沅又在一起了。我们还有过一次匆匆地合作，那是１９７５年为“纪念聂耳逝世４０周年、冼星海逝世３０周年纪念”的音乐会上。据闻，当年在江青领导下的文化组（彼时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已撤销）为是否纪念存有争议，因当时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被打倒、已去世，文化组正集中一些词作者在修改国歌的歌词。但最终还是经李德伦的策划，举办了这次纪念会。节目中有一首根据冼星海《生产大合唱》片段改编的《丰收》，是我与茅沅的合作。但节目单上，凡改编者均不署名，我们也未出席纪念会。可不知何故，“文革”后，人民音乐出版社竟大开本出版了它，还将茅沅误写为“茅源”。
“文革”后，拨乱反正，中国和中央两歌剧院又恢复了，我和茅沅各自都在忙于为本院追回失去的岁月，少有联系。直到本世纪初，才又恢复密切地交往。中央院的部分离退休老友每月有一次餐会，轮流做东以联络感情，交流信息，回顾历史，茅沅夫妇是聚会的常客。后来，我们夫妇也被邀参加，和茅沅的交往又多起来。
他家是独门独院，安静祥和。夫妇二人虽已耄耋之年，但仍不懈地传授后辈子弟。他十分好客，闲暇时常邀请老友到家中聚会，盛情款待。我们夫妇以及我个人曾多次造访，或议论国事，或交谈音乐，或请他用钢琴视奏。有一段时间，他的心脏出现房颤。我是老心脏病患者，曾带他去见过一位心脏专家。
我８５岁时撰写了一本曲、文、图混编，梳理个人从艺、特别是从事歌剧艺术的回忆录《艺文轶事——我的音乐之路》，请他教正。当时，他已年过８９，竟耐心地看完了它，还为之写了一篇深有感触的小序。谨摘录其最后段落分享于此：
“有时，一部歌剧创作完成后，或由于艺术水平不高，或对历史的看法不一致，或方针政策的改变，上演不久就未能再演，甚至未经上演就胎死腹中。歌剧是成本最高的剧种，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造成的浪费最大，创作人员的宝贵时间也白白地付诸东流。……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有了较好的创作环境，相信会有很多好的音乐作品、歌剧作品问世。更希望我们的院、团将过去已创作完成，但囿于当时的环境而未能演出的剧目，或其中精彩唱段加工整理搬上舞台与观众见面，让人们了解我国歌剧发展的这些重要环节，作为参考，我深切地企望着。”
他道出了老一代歌剧人的心声，如今竟成了遗愿！
忽然看到身旁这张老友聚会的集体照，这是２０１１年在李光羲家聚会时留下的，盛情的主人还邀请了从未参加聚会的孟于、荆蓝、李珏与路奇四位。照片中最年长的两位，一位是我１９４６年“中原军区文工团”的战友程若；另一位是１９４９年夏，共同参加布达佩斯第二届世青节的同事孟于。
岁月悠悠，今年他们二位都是百岁高寿；而岁月也无情，十年后，照片中除茅沅外，竟先后走了六人！他们是李珏、杨宜钊、董燕雄、荆蓝、苗林和李光羲，都是新中国第一代歌剧人和剧场艺术的开创者，大多是我的合作者与战友，也勾起我许多回忆，有美好，也有遗憾，我只能缅怀于心中了。
二、追思李珏
还要追思的是我早年的老师、李德伦的夫人——李珏。
我与李珏相识于１９４７年初夏，她随“延安中央管弦乐团”辗转到晋冀鲁豫边区首府武安冶陶镇，与我所在的“晋冀鲁豫人民文工团”（该团由先期到达的延安中央党校文艺工作室组建）分别为会期两个月的边区土改会议组织演出。
李珏多才多艺，曾为大会客串演出京剧，与高派名家李和曾合演了《打渔杀家》，当时我夜行十余里去看过这次演出。两团又共同演出了前苏联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话剧《解放了的唐·吉歌德》，贺绿汀为此剧写了序曲，李德伦指挥，新婚的李珏为乐队首席，我在第一小提琴声部。
１９４８年７月，两单位在新解放的石家庄合并，组建成“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李伯钊，副团长贺绿汀、张贞黼，秘书长金紫光。首次在城市的剧场内进行售票公演，节目除歌剧《赤叶河》和秧歌剧外，李德伦还指挥我们演出了贺绿汀的几首管弦乐小品与莫扎特的Ｇ大调《弦乐小夜曲》。当时，弦乐组的老师是张贞黼，我国第一代著名大提琴家，后因患病逝世于石家庄，此后即由李德伦夫妇执教，李珏便成了我的老师。
张贞黼老师以大提琴竖奏的方式上课，重讲授，很严肃；李珏上课则多演示，较轻松。因解放战争推进迅速，１９４８年底，我们奉命日夜兼程，冒着寒风，跟随大车，向即将解放的北平出发，李珏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只能像行李一样放在大车上，接近京城时能耳闻隆隆炮声。我们先后在长辛店、良乡、清华园小住和演出，等待和平解放后入城。
记得在清华园的一次上课中，李珏的小女儿在邻屋的摇篮内大声哭啼，我说：“别上课了，快去看看吧！”她答：“不必要，她这是在运动！”如此理性的母亲，如此尽责的老师，令我肃然起敬。
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文工团就整装入城。见到这仰慕已久、未遭战争创伤的古城，大家都格外兴奋。因进城前有人调离，音乐部已不足３０人。进城后的第一次录音，是在原国民党北平电台录制“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的开始曲：《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由作者贺绿汀本人指挥。由于录音设备破旧，一首半分钟的乐曲，竟从夜晚录制到次日凌晨。
周总理曾对李德伦说：“你们的乐队我不敢说是第一流的，但一个乐队，几千里地用毛驴驮着乐器，从延安徒步到了北京，这可能就是第一个了。”
此后，他们夫妇为建设剧场艺术的交响乐团而殚精竭虑，李珏还指挥了李伯钊、梁寒光写的，于是之排演的一个工人题材歌剧《硫磺厂》。随着乐队成员的不断扩充，特别是以小提琴家、指挥家黎国荃为首的原中华交响乐团的部分成员加入，乐团已发展到４０多人。上面这张照片就是１９４９年初，“华北人民文工团”音乐部的管弦乐队，也是新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
后来，我调离乐队，加之一再分院，与李珏就很少见面了。直到２０１３年，听说她曾因病住院，我们夫妇特意去和平里看望她。此时李德伦已去世１１年（享年８０）。没想到我党第一个管弦乐团的指挥、剧院交响乐团的开创者、新中国交响音乐的奠基人，竟然在这幢简易的单元楼房内住了数十年。
室内很简朴，李珏还是那样温雅，声音低沉，见到我们很高兴，坦言自己的心脏不行了，我以一个老心脏病患者安慰了她。她虽身体不好，年近９０，但仍关心国家大事。告别前，我们在外厅的一张李德伦半身像前合影时，看到墙壁上的镜框中有一些字画，醒目的是复制逼真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此外，还有两幅书法也使我们驻足观看，一幅是李珏通临的《兰亭序》，一幅是李德伦在１９９７年，他们夫妇结婚５０周年时以行书留下的金婚志。原来这对珠联璧合的伉俪，还是书法高手，更令人敬佩。没想到，那次与李珏的见面，竟成永诀。
如今，我已年过９３，在此衷心祝愿：逝者一路走好，在天堂相聚；生者安度晚年，能“相期以茶”。
①作者注：茅沅１９５１年初所参加的工作单位是“老人艺”，并非现在人们所说的“中央歌剧院”，我所收藏的一张１９５１年３月１日在东交民巷台基厂国际俱乐部礼堂，为外宾演出的音乐会节目单可为证。由于建国初期的艺术史料欠缺，故人们只知１９５２年建立的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知１９５０年元旦建立的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及其后续各剧院。
②见《乐器》２０２２年７、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