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命锁也称“寄名锁”，是中国育儿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的收藏里，有一把玉制长命锁（见上图）。说起这把玉锁，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这要从我的父亲说起。
父亲早年毕业于北平中央陆军测量学校高等科地形专业。他曾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军中的政治部工作。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北伐军到达武汉后，由邓演达主持组建湖北省政府，父亲被委任为湖北应城县（现应城市）县长。邓演达后因反蒋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父亲也受到影响，从政时间并不长。
离任后，父亲便回归自己的专业，担任起汉口特别市土地局技正（即总工程师）。这也是父亲事业的顶峰时期，除了日常工作，他还经管着老家湖北省鄂城县（现鄂州市）早期的电力工业——鄂城电灯公司（最早由汉口人张南生创办）；此外，他在汉口闹市区开了一家小古董店。这把玉锁，便是自家小店的东西。
１９３２年，我的三姨妈生下了一个男孩，也就是我的表哥。父亲将这把玉锁交给了三姨妈，作为一份送给新生儿的礼物，祝福表哥的诞生，并给表哥取名“永福”。不幸的是，当时担任报社访员（即记者）的三姨父英年早逝，三姨妈他们孤儿寡母只能依靠亲戚的资助生活。
１９３６年，我生于汉口同丰里。１９３７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华大地生灵涂炭。１９３８年武汉会战在即，父亲急促变卖了一些古董，带着一家老小，辗转从湖北走陆路撤往大后方重庆；三姨妈则带着表哥，与家里的其他亲戚一起，沿长江而上，走水路与我们在重庆会合。
从此，我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童年。我们一家经湖南、广西、贵州入川，一路上历尽苦难，很多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记得有一次，我们走着走着就遇到轰炸，一些家当因自顾不暇而几乎损失殆尽。
三姨妈他们一行走水路遇到的困难就更难以想象。人能挤上轮船就是幸运，而且不时也会遭遇轰炸，致使一些行李物件在行程中丢失。但即便如此，这把玉锁始终被三姨妈藏在身边。
抗战胜利后，三姨妈和表哥回到了武汉。我们一家则随着哥哥的工作关系迁移到南京。好在路经武汉时，亲人们再度团聚。父亲还带我去了一次老家鄂城，见到了我儿时的奶妈。听奶妈说她丈夫是被日本鬼子在江边水中捂死的。日寇的罪行，罄竹难书！
１９４８年我随大姐又一次去了重庆，一直待到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重庆解放。年底我随着一股学生参军的热潮，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进军西藏。那年我１４岁，刚考取中学。１９５５年我要求复员。这时因哥哥工作调动，要去支援西北建设（哥哥是建筑工程师），父母等举家由南京迁到了西安，我复员便也到了西安。１９６１年，我考入西安音乐学院五年制本科，还享受调干助学金。１９６６年毕业，次年我与一些同学被统一分配到中央歌舞团工作。
１９７４年，我与从东北农垦兵团回到北京，然后又考上师范学院，毕业当教师的妻子结婚。１９８４年，年近半百的我老来得子，全家都很高兴。远在武汉的三姨妈和当时在武汉汽车标准件厂担任总工程师的表哥，将这把历经硝烟战火，始终保佑着表哥平安的玉锁交到了我的手里，祝福我的儿子长命百岁。儿子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现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体格健壮。
后来我请北京市文物公司高级顾问、副研究员勾惠贤鉴定，这件和田青白玉寿字纹玉锁，玉质细腻，包浆温润，其拉丝工、阴刻线及打洼工艺符合清代中期制玉风格，为清中期民间一般制玉。
如今，表哥年已九旬，我也至耄耋之年。虽然我俩不在一个城市，但这把玉锁永远是我老哥俩亲情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