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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正华:敦煌往事

2020-01-08    来源:中国老年文化

在我国西北边陲、古丝绸之路,有一颗被称之为中华民族璀璨明珠,世界文化遗产瑰宝的地方,她就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敦煌。

敦煌城东南30多公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上世纪初,由于藏经洞的发现,里面藏有数以万计的关于中国、中亚和佛教历史的手稿等等,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从此声名鹊起,蜚声中外。多少文人墨客,研究美术的、音乐的、舞蹈的、服饰的,从事社会学、宗教、考古的专家、学者等等,都想前去一睹她的芳容,但终因不通路、不通车、不通电,只好中途折返;多少旅游爱好者,摄影爱好者,怀揣“此生必要去敦煌看一看”的美好愿望,但终因路途遥远,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等等,最后打消了念头,敦煌更增添了她的神秘色彩。

(一)

我第一次去敦煌是1992年5月。单位领导派我和两位女同胞:胖胖的小王、瘦瘦的小傅,赴甘肃考察文化普法执法情况。当我们一行三人风尘仆仆赶到兰州,向省文化厅汇报了此行目的。接待我们的领导很热情,旋即给我们安排了考察的地方和路线,唯独没有我们想去的敦煌。虽然我们清楚,当年去一趟敦煌很不容易,据说坐小车需5-6天,乘火车需2-3天,当时未通航,省文化厅一般不安排客人去敦煌参观考察。但总有些不甘心。晚饭后3人坐在一起聊着聊着,小王突然说,我有办法了。原来,每年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她作为西北片的简报组成员,与各省的厅领导娴熟。于是我们就打着看望已退休的老厅长的旗号,敲开了老厅长的家门。记得那时候社会风气尚好,好像我们什么东西都没买,是空手去的。老厅长见了我们很高兴,和我们聊工作聊家常,和蔼可亲的像个长辈。聊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敦煌给你们安排了没有?我们如实回答:没有。但非常想去,老厅长说:“我想办法安排,搞文化工作的一定要去敦煌看看”。


第二天一早,行程立即有了变化。省文化厅不仅安排我们当日去敦煌参观考察,还从省文物局抽掉一名小伙子陪同。然而,老天爷好像有意考验我们去“西天取经”的心到底诚不诚,意志坚定不坚定?当我们一行四人兴致勃勃赶到兰州火车站时傻了眼,火车早已开出十几个小时。怎么办?赶快改签吧。当我们乘上一列过路车,稍稍喘口气时,新的问题又来了。原来从兰州到敦煌必经之地的柳园火车站与北京至兰州的火车行驶时间差不多,需30多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改签后,硬卧变成硬座。需要坐30多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大家的身体行不行?尤其还有两位女同志。我作为领队,感觉责任很大。正在我冥思苦想解决办法时,突然发现列车员之间都说我的家乡话便有了主意。拿出名片向列车员倾诉4人火车误点后遇到的困难。列车员见我是老乡,又确遇到困难,经与列车长商量解决了我们2张硬卧票。就这样,我们4人轮流休息,缓解了30多小时的车舟劳顿之苦。

火车驶过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后,两旁全是寸草不长的戈壁滩和绵延起伏的祁连山脉。唐代诗人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壮气概油然而生。突然火车像被电击了一下,吭哧吭哧地晃动的非常厉害,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有旅客说这是火车在爬坡,一个火车头拉,一个火车头在后面推,就像当年詹天佑设计修建的我国第一条京张铁路一样。他还说,河西走廊是中国最著名的风口之一,早些年大风甚至把整节列车都吹翻过。我们都以为他讲的有些言过其实,几千吨重的火车需要多大的风才能把它掀倒啊?多少年后才知道这种狂风叫沙尘暴,刮起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威力非常大。据报载,前些年一列火车在河西走廊突遇沙尘暴。列车长非常有经验,立即叫停火车,让全体旅客撤离。沙尘暴过后,整节列车车窗全被打碎,车厢外的绿漆好像被刀刮了一样。可见大自然的破坏力是多么强大。就这样,我们一路颠簸,一路闲聊,于第二天傍晚到达一个叫柳园的小火车站。

柳园火车站是去敦煌的必经之地。但当年2天才有一趟列车停靠这里。因此,刚刚还是熙熙攘攘,肩扛手拎的旅客,一会儿消失的无影无踪,整个车站没剩几个人。我们走到车站门口一看,一个接站的人都没有。陪同的小伙子十分沮丧,哽咽地说:“叫我回去怎么向厅领导交代啊!”我劝他不要着急,说咱们借车站办公室电话给敦煌研究院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小伙子摇了摇头说敦煌研究院虽然有电话,但声音非常不清楚。因此平时他们与设在敦煌市和兰州市的后方基地都是通过电台互相联络的。此时,我倒反而冷静起来,心想负责接站的同志一定遇到了什么情况,肯定比我们还要着急。于是吩咐大家把行李集中在一起,4人靠着行李躺在椅子上准备将就一晚,等天亮再做打算。刚躺了一会儿,只听门外一个声音由远到近“北京的客人到了没有?”“北京的客人到了没有?”我们起身一看,一位中年男子急匆匆跑进候车室自我介绍说,他是敦煌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是来接我们的。刚才汽车在路上抛锚了,修车耽误了一些时间,让大家久等,非常的不好意思。来,大家快上车吧!

北京吉普驶出柳园火车站,一会儿四周全是黑漆漆的戈壁滩,只有两盏车灯像两把利刃穿破黑暗,引导着汽车安全地行驶在路面上。我问主任,柳园车站距敦煌市有多远?主任答:100多公里吧!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在我脑前。要是汽车再抛锚,全车人不都得喂了狼。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紧张,睡意劳累全无,两只眼睛紧紧的盯着前方。见主任一根接一根抽烟提神,我担心劳累了一天的他犯困把车开到沟里怎么办?于是开动脑筋,搜肠刮肚找话题和主任聊天。一问一答,天南海北,聊了足有2个多小时,主任说,到敦煌县了。我通过车灯一看,全是一幢一幢的土坯房,和我当年下乡老乡住的房子差不多。我又问主任,敦煌县离研究院还有多远?主任答:30多公里。就这样,吉普车跌跌撞撞,又摸黑行驶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吱嘎”一声停在了一排小平房前,时间已是我们上火车的第3天凌晨2-3点。

(二)

也许是乍到敦煌莫高窟的亢奋,也许是年轻力壮?!一觉醒来推门一看,喔塞,魂牵梦绕了多少年的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间楼就在眼前。几位工作人员正在清扫昨晚被风吹落下来的沙粒,为即将开园接待来自国内国外、四面八方的游客做准备。据介绍,我们下榻的平房原来是研究院办公场所,后来在靠近园区入口处盖了幢3层小楼。大大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原来的办公场所改做敦煌研究院招待所。我们为能居住在莫高窟核心区,近距离欣赏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敦煌壁画和彩塑,触摸这段被封尘千年的历史而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吃完早饭,一位女讲解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棉大衣、一个手电筒便领着我们按照参观路线进洞窟参观。据说,我们是敦煌研究院邀请的贵宾,经院长特批,比普通游客多看了几个洞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参观形式:讲解员用手电筒照到那幅壁画或彩塑,大家的手电筒跟着照那幅壁画或彩塑,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楚,事先也没做功课,但一经讲解,壁画上的飞天栩栩如生,一个个鲜活起来。至于一共看了多少个洞窟,多少幅壁画或彩塑,现已记不清了。但在敦煌研究院参观学习的几天时间里,有两个关键词却记忆犹新。一个关键词是常书鸿先生。他是敦煌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长(前身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1944年带领10多名有志青年,从大城市来到风沙呼啸、荒凉寂寞、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敦煌莫高窟,开始了最初的敦煌石窟的研究、保管工作,从而结束了莫高窟近四百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破坏和偷盗的历史,他们是敦煌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开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第二个关键词是,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外国。凡所接触过的工作人员都这样说,上世纪初守护莫高窟的王道士无意之中发现了震惊中外的藏经洞。在西方考古学家、探险学家的引诱和施压下,王道士以极其荒谬的价格卖掉了这些价值无法估量的宝藏。目前大约有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于英、法、日等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家公私收藏机构,并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研究,特别是法国、英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敦煌学者和研究成果。所以,当时在国际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决心奋起直追,改变这种被动落后局面。

傍晚,莫高窟园区送走最后一批游客,渐渐寂静起来。越到后来越寂静,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这里没有电视、没有商店、没有娱乐设施,唯有漆黑一片的夜空下,3层小楼的那几扇窗户透出的亮光,仿佛告诉天上的星星,这里还有人类居住。大概是留守人员和值班人员在灯下看书学习吧?!我们4人不约而同走出房间,沿着招待所左侧的戈壁滩往前走。四周静得出奇,连虫叫声都没有,仿佛“咚咚咚”的心跳声都能听见。我们谁也没说话,在一块较平缓的地上或躺或坐,仰望满天的星星。此刻,我不知道他们三人在想什么?而我想起几千公里外在北京的夫人和儿子。今年正好是儿子小升初时间。当初领导决定派我领队出这趟差时,夫人还颇有微词,埋怨我到了这么关键时刻,儿子的大事不闻不问,还全国到处跑,等等。然而,比起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有家在敦煌、兰州,也有住得更远的地方。他们也有老人需要照顾,儿女需要陪伴和辅导。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大城市人一样,按时上下班,节假日陪陪老人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幸福生活?难道他们仅凭一句“要把敦煌研究重回故里”的承诺,就义无反顾,心甘情愿,像苦行僧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坚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小傅突然关切地说“时间不早了,该回房间休息了。”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

(三)

三年后,即1995年4月,全国文化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西北片)在古都西安隆重举行。这一年,由于中央有明确要求,任何单位不允许搞全国性的表彰活动。因此,筹备了多年的全国文化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只好按六个行政区域分期举行。我作为材料组组长,虽已记不清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等代表胸佩大红花,在主席台上接过文化部和陕西省领导颁发的证书的历史时刻,但最初看到甘肃省文化厅推荐上来的材料时,仍激动不已。由于这些年来,新闻媒体对段文杰先生的事迹宣传的不多,国人闻其名的人也不多。所以,这里摘录几段:

段文杰先生是1945年7月从国立艺专毕业来到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的,虽比常书鸿先生晚了一年,也属敦煌保护和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回忆当年刚到莫高窟的艰苦岁月时说:“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住的是用马厩改造的简易房,缺少粮食,少有蔬菜,还经常饿肚子。徒步去一趟五六十里外的敦煌县城,当天回不来”等等。然而,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无法动摇他第一次见到这些洞窟时那种既惊喜又痛心的心情。惊喜的是壁画比原作临品更美、美得令人震惊。心疼的是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割--自然与人为的伤害令这些绝世艺术品逐渐凋零。他暗下决心,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从投身敦煌艺术保护研究将近50年时间,段文杰先生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米,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的第一。而且他的临摹形象准确、色彩逼真、技巧纯熟,其大部分壁画临摹品已成为文物,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界的最高水平。他还和同事们于1947-1948年间,对莫高窟490多个洞窟进行3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


1984年段文杰先生从常书鸿先生手中接过接力棒主持敦煌研究院工作十多年间,在缺少经费、缺乏人才,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率领全体员工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积极引进和培养人才,并寻求与国际合作等,使敦煌文物保护工作有了历史性的飞跃,由以往的抢救性修复、维护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预防性的科学保护的新阶段。他主持创办的《敦煌研究》,至今已出版了150多期,发表了大量国内外学者有关敦煌学、佛教石窟考古、佛教艺术研究等方面的最高水平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广泛而良好的声誉,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刊物。他主持并与日本合作出版了《中国石窟敦煌壁画》和《敦煌彩塑》,对敦煌艺术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他先后主办了四届敦煌学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促进了中国敦煌学的长足进步,为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落后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等等。

1998年4月,段文杰先生卸任,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的就是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去年被评为“100名改革开放40年杰出贡献人物”,并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樊锦诗先生。

(四)

我有幸第2次去敦煌,是2007年5月。当地不仅通了飞机,铁路、汽车都很便捷。整个敦煌城好像变了个样,街上游人如梭,霓虹灯、卡拉OK声,热闹非凡。莫高窟的游客更是逐年攀升,不堪重负,由最初每天限定3000人次翻了一倍,达到每天限量6000人次。为了解决保护和开发的矛盾,正计划在园内建一个数字化展示中心,让游客不进洞或少进洞就可以很形象、逼真地欣赏到每个洞窟里的壁画和彩塑。特别是最近观看了中央芭蕾舞团新创作上演的大型芭蕾舞剧《敦煌》,其中片段还上了2019年的中央电视台春晚,让亿万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欣赏了这部用西方芭蕾艺术演绎中国的敦煌人痴情保护千年文化的故事,更促使我把这篇构思了很长时间和经历过的往事忠实地记录下来,从而告诉读者和现在的年轻人,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绵不尽,从未中断过,就是因为有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分子,他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大义,“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被后人总结为“莫高精神”,才使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青的民族,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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