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注）工作了39年，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国家干部、文物博物馆工作者。在建党97周年的光辉日子里，回忆起在工作时的许多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因工作的关系，我曾接待过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来馆审查党史陈列；还与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座谈，回忆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历，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宝贵历史资料。其中记忆最深的是多次见到我们崇敬的邓颖超大姐，她关心着博物馆的事业，关怀着年轻人的成长。
“文革”开始后，革命博物馆奉命闭馆。1970年，为迎接建党50周年，我馆将原来的革命史陈列，修改为中共党史陈列。陈列于1971年5月布置就绪。当时，陈列修改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在陈列内容上有违背历史事实，存在过分地夸大林彪的历史作用的情况。6月27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党史陈列先不要内部展出，要同志们好好学习“七一”社论，并指示中组部、中央党校等单位参加讨论和制定修改方案，还特委托邓颖超同志来馆审查。于是邓大姐于1971年6月28日，7月10日、11日、12日、13日，前后五天来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我参加了全部的接待工作。
1971年6月28日上午，我们在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带领下，在博物馆西门迎接邓大姐。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邓大姐头发有些花白，但身体很好，上下台阶自如，她身穿一件合体的淡蓝色衬衣，外套一件米色“马甲”，显得十分精神，她含笑而亲切，与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当我们走进展览的大厅时，她说：“昨天恩来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来看看你们搞的党史陈列，然后向他汇报。”她嗓音宏亮，一点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这时大家感到有机会这样近距离的见到邓大姐，心情非常激动。
邓大姐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部分开始审查。审查中，她看得很细致，边听、边看、边谈，从陈列指导思想、原则到具体的文件、实物、照片；对一些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进行回忆；对我们难以辩认的历史照片上的人物进行核对、鉴定，有时回忆到与反动派进行斗争时，邓大姐很是激动，回忆到一些战友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时，充满了怀念之情。邓大姐在看到1919年9月天津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觉悟社”照片（照片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时，非常激动，回忆起当年为追求民主、科学、自由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特别在回忆起烈士郭隆真时非常激动。这些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教育着我们。当审查到一个段落结束时，邓大姐回过身来，亲切地询问我们几位工作人员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什么时候参加工作？我们都一一作答，然后将邓大姐送上了车。
7月10日，邓大姐继续来馆审查。这天我们是在北门迎接邓大姐的。当邓大姐下车后刚刚走上台阶，见到我就笑着说：“你叫倪毓英，在抗美援朝期间你去了朝鲜……”，我听后心里非常激动，我立刻说：“您的记忆力真好。”在场的人也都感到惊讶！邓大姐整天忙于国家大事，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情况也记得这样清楚，这使我终身难忘。
1971年的中共党史陈列中违背历史事实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陈列部分，为了突出林彪，展出了一幅颠倒历史的题为《亲密战友》的大油画，画面是毛泽东与林彪并肩站在井冈山上，将历史上的“朱毛会师”变成了“毛林会师”，邓大姐在这里看后，深思片刻，非常严肃地说：“你们总喜欢把油画画得很大，这里不是美术博物馆，应把历史照片放大才对。”又强调说：“展览要符合历史”，“革命历史博物馆一定要严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办事，不能想怎样办就怎样办”。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败露后，我们才真正理解邓大姐当时指出的问题是多么尖锐、深刻和正确。
当邓大姐审查到“红军长征胜利”部分时，我提出了几个党史研究中尚不明确的问题，记得其中一个是：1935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党中央是否在黎平召开过政治局会议。邓大姐听后说：“我不清楚这件事，这是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我回去问问恩来吧！”第二天（即7月11日），邓大姐刚进入展厅就对我说：“倪毓英，你昨天问的是否在黎平开过会的事，我今早问了恩来，他说在黎平是开过政治局会议。”我听后非常高兴，同志们一致说：“太好了，谢谢邓大姐。”党史界研究、争论多年的一个历史事件，一夜之间得到了权威人士的证实。
邓大姐在五个半天的审查活动中，谈了很多意见，最后嘱咐我们要按着历史唯物主义办事，要好好学习历史，要学习庆祝建党五十周年的“七一”社论，提出修改方案，不要急于求成。
粉碎“四人帮”后，党史研究界的思想曾一度产生混乱，怎样评价历史人物？要不要反映历史本来面目？这时，社会上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我馆也认真地进行学习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再一次修改了中共党史陈列。这次修改，虽然仍有明显的个人崇拜的痕迹，但有些地方也大胆地突破当时的一些条条框框，比如，对建党时期的陈独秀、平型关战役中的林彪，当时尚未给予平反的刘少奇等给予了一定的表现。陈列于1977年3月布置就绪，经党中央批准，我们邀请了陈云、徐向前、邓颖超等十几位革命老前辈来馆审查陈列。我仍参加了接待工作，并作主要介绍。
1977年7月11日晚和12日上午，邓大姐来到我馆审查《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当时，邓大姐身体很健康，比1971年时稍胖了点，步履矫健，精神矍铄，谈话也比1971年要轻松、幽默，常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我们给邓大姐介绍陈列中已突破了一些“左”的思想禁锢。当我介绍在建党时期的文字说明中写上了陈独秀的名字时，她很高兴地说，我就是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陈独秀变坏是后来的事，她举一反三，谈到了很多历史人物，要我们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记得当邓大姐看到“黄埔军校”部分时，她严肃又诚恳地说：“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力量，要充分表现，但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广大的非党同志都要表现，说明我们党不是孤立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当看到陈列中，只展出了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合影照片时，她说：“这两个人一直是和我们合作到死，给人家出张照片嘛，就这样吝啬呀！”她还说：“千万不要把我们党孤立在革命博物馆里，不要搞关门主义。”
当邓大姐看到烈士照片的尺寸较小，而活着的人的照片和创作的油画比较大，她表示不平地说：“历史不要按照我们活着的人的地位去摆，要多摆些那时有革命活动、有贡献的人。死了的人（指烈士）有他们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革命的胜利。你们是革命博物馆呀！”
7月14日上午，邓大姐再次来博物馆，但没有看陈列，而专门谈了关于如何修改陈列的意见。她说来以前还与谭震林、江华、李井泉等同志交换了意见。这天邓大姐谈的主题是：“我们这些老党员怎样参与这项工作，怎样和你们一起搞好博物馆陈列。”她提出，要很好地研究明确党史中应展出的关键历史问题和关键文物，然后按照目标去努力。
之后，我们认真地学习研究了邓大姐等革命老前辈的意见，对陈列再次进行修改，于1979年10月1日公开展出，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轰动，并受到观众的好评。
1991年6月21日，在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我馆有关同志在馆长的带领下，前往中南海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大姐，我有幸前往。时隔十五年后又一次见到邓大姐，心情非常高兴，这时的邓大姐已显苍老，但精神很好，我们坐下后，邓大姐说：“欢迎大家，谢谢大家来看我……”馆长向邓大姐汇报了近期博物馆的主要工作后，将我馆编的《中国共产党70年图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藏画集》赠送给邓大姐。然后邓大姐坐在沙发同我们一一握手，当我握着邓大姐手时，似一股暖流流向全身，很是激动，当我在介绍自己是那个部门的负责人后，提起1971年到博物馆审查时的情况时，她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我，哈哈地笑着。我们的摄影师按下快门，将我们每个人与邓大姐握手时的情景留下了永久的纪念。这次留下的幸福时刻将终生难忘，永久珍藏。
今天，回忆起几十年以前在工作期间能多次见到邓颖超大姐的情景，是我一生的荣耀和幸福，终生难忘，也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工作、学习，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退休后，自己坚持“活到老，学到老”的格言，愉快的生活，欢度晚年。
注：2002年奉国务院令，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