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因而引起了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半壁河山尽皆沦丧。中国共产党在危亡之际，制定了抗日救国的方针，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抗战救亡指明了方面。这样的抗战行动和模范行为，感染了全国人民，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艺术家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投奔解放区，来到延安。
他们有的是已经在上海、南京等地声名鹊起的作家，如丁玲、周扬、萧军、艾青、周立波、欧阳山、高长虹、柯仲平、白朗等；有的是胸怀奇志的文艺青年，如陈企霞、吴伯箫、严文井、陈荒煤等；有的是电影话剧演员，如吕班、田芳、孙维世等；有的是电影摄影师、作曲家，如肖冰、贺绿汀、郑律成……这一大批具有深厚底蕴的艺术家的到来，让延安的文艺工作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7］中央领导为了让这些艺术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决定成立鲁艺艺术学院，专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培养艺术人才。
同时，这些艺术家的到来使延安呈现出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各种文艺思潮激烈碰撞，最终催生了我党文艺工作史上的一次盛会，即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系统阐释了党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确立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形成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确立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从此，文艺从真正意义上与工农兵相结合起来，一个新的文艺时代开始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许多延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鲁艺的文艺学员，带着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奔赴抗日前线，将延安文艺理论运用到了实际的革命斗争之中。
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除了军事斗争外，文艺宣传战是我党军队中最具特色的制胜武器。朱德同志对华北宣传战进行回顾时曾指出“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号召将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艺术投入到抗日宣传之中，“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8］八路军和新四军发起的文艺宣传战贯穿了抗战始终，在争取民心、鼓舞士气、打击敌伪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党军队的战场主要在敌后，所以文艺宣传战显得尤为重要。抗战伊始，八路军就极为重视专业文艺团体的建设，并迅速将其投入到了抗战文艺宣传工作中。1937年11月7日，聂荣臻同志奉命在河北阜平县成立晋察冀军区，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2月，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即抗敌剧社）。不久后，晋察冀军区成立了四个军分区，而“战线”“七月”“冲锋”“火线”四个剧社也随即成立。晋西北各军分区也分别成立了战号剧团、民革剧团、黄河剧团等。［9］1938初，新四军刚刚在南昌成立，便组建了一个直属军部领导的战地服务团，专门负责新四军的文艺活动。［10］
随着敌后斗争的开展，各个部队都成立了自己专门从事文艺宣传的团体。如第115师成立了战士剧社，在阜平地区进行文艺宣传活动；第120师成立战斗剧社，在神池、宁武一带为群众演出；第129师先锋剧团也以演出和化装游行等方法开展宣传。新四军方面，一师战地服务团、二师抗敌剧团、四师拂晓剧团、浙东纵队政工队等相继成立，专门在鄂豫皖苏及浙江地区开展活动。［11］此外，在延安的留守兵团成立烽火剧社等文艺团体，为当地民众和国民党东北军等友军演出，号召团结抗战，鼓舞士气。随着抗战的进行，我军各旅、纵队的宣传队也进行了组建或改变，如第385旅成了战旗剧社、第115师教导第5旅成立迈进剧社等等。1941年，总政治部进一步要求，各部队以团为单位建立自己的剧团和宣传队。至抗战后期，我军各旅、团、纵队、支队的宣传队都纷纷建立起来。
这些文艺团体几乎遍及所有的抗日根据地，他们的任务除了到各部队演出，指导推动部队宣传队和连队的文艺工作，还向根据地乃至敌占区群众演出红军舞蹈、抗敌歌曲，配合中心任务，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我党军队各项政策等等，号召团结一致、抗日救亡，负起了救亡图存的神圣使命。
在开展根据地文艺宣传的同时，我军还很注重指导地方剧团的发展。比较大的有晋冀豫根据地的太行山剧团、渤海地区的大众剧团、鄂豫皖苏的新安旅行团等。此外，还有以抗大总校文工团和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代表的从延安陆续来到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文艺团体、以部队或地方机关的在职工作人员组成的业余文艺组织、农村儿童剧团、从旧戏班改造而来的职业剧团等等，他们或属于军队建制，或接受我军领导和指导，也担负着敌后文艺宣传的重任。［12］
开赴敌后抗战初期，我军在组织动员群众方面面临的形势也是相当严峻的。日军以文化、精神上的侵略配合其军事进攻，而且他们的宣传活动也都以艺术形式展开，并特别注意利用中国的艺术形式，所以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这就导致文化上十分落后的中国老百姓，在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宣传欺骗和坚持抗战之间面临艰难的选择。为此中共中央和我军高层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方针，采取多种措施，在民众中间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如115师的战士剧社在阜平县组织抗日救援会发动群众，开展画漫画、演街头剧等活动，很快使群众消除了顾虑，还吸引不少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此外，八路军还组建有文艺宣传队参加的地方工作团，分赴各县、镇、村进行包括文艺活动在内的动员宣传。在这一时期，根据地刚刚开辟，还不十分稳固，我军的文艺宣传工作也远未成熟，“组织和工作是无计划的，演出的技术也不讲求”。但这些文艺宣传活动，却很有效地加强了民众的抗战意识，使群众看清了侵略者的真面目，了解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抗日根据地逐步稳固，文艺宣传战有了更加稳定的环境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加之总结了工作经验教训，我军文艺宣传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显现。1938年以后，在军队的领导和影响下，敌后各根据地都开展了涵盖戏剧、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的文艺运动，其主体是晋察冀边区戏剧运动。
我军利用自己的剧团剧社及宣传队，推动地方群众团体组建剧团，并改造发展已有地方剧团，充分发挥地方文艺团体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加强文艺宣传战的力量。从1939年2月开始，八路军各敌后根据地先后成立了“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分会。虽然戏剧运动在组织、创作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但总体看来，仍然在唤醒民众抗日、稳固民众思想方面起到了突出作用。［13］
对日军宣传，也是八路军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共产党的军队向来重视以文艺作为武器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然而抗战前期，由于对日伪军宣传工作认识不足，仅仅利用涂写日语口号、偷入敌军驻地散发传单等常规手段，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各级敌工部门相继建立后，开始组织专门的宣传队或小组开展对敌宣传，才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对日军有效的宣传方法。如利用日本流行的歌谱，谱写有政治意义的歌词，散发到敌军去，或者在战场对峙的时候，集体唱给敌军士兵听，效果好了不少。在此期间，日本反战组织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此，我党将日本反战人士集中起来，组成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针对不同的日军部队开展宣传。觉醒联盟冀南支部书记长秋山良照曾编写一部话剧《活路》，在日军控制地区演出。日军独立混成第6旅团的一名上等兵看完话剧后，主动给秋山写信，要求参加八路军。日军对这种宣传十分恐惧，声称“八路军有个‘秋山良照’部队”，并对秋山良照进行通缉。［14］
据有关统计，抗日期间伪军的总人数约为210万，且大部分都分布于敌后战场。所以共产党军队面对的敌军大部分都是伪军。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意图已经破灭，中日战争形势开始逐步逆转，许多伪军立场也开始动摇起来。而八路军采取针对性宣传攻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41年起，日军不堪敌后袭扰，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组织“治安强化运动”，妄图摧毁敌后根据地。为争取敌后斗争的主动权，我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指导方针，派出大量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活动，将斗争焦点引向敌占区。在此期间，各个军区、军队的宣传队、剧社，纷纷出击，发动“政治攻势”，进入敌占区宣传演出。［15］这种强硬姿态的文艺宣传战，无疑是成功的，是胜利的，为敌占区民众的抗日动员带来了很大帮助，也为抗战反攻阶段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这种政治攻势，带来的效果甚至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据原南京前线话剧团团长漠雁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5旅“国防剧团”当宣传队员。一次，漠雁带着几个文艺战士奉命随武工队到敌占区活动。潜行至炮楼下，便开始“演出”。二胡一拉，炮楼里顿时鸦雀无声。先唱一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接着唱起《流亡三部曲》中的《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哀怨如诉的歌声一完，武工队的同志马上用话筒喊话。喊一阵，里面没动静，再继续“演出”。连接几个晚上，终于奏效。在漠雁他们埋伏的村庄，3名伪军走过来向八路军投降，他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唱得真揪心啊！”［16］
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的张克夫、晨耕、孙福田等人，专门为敌后宣传创作了歌剧《刘二姐劝夫》。写的是一个遭受日军侮辱的伪军家属刘二姐，耐心劝说自己当伪军的丈夫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的故事。歌剧的唱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委婉动听，如泣如诉。该戏在敌占区演出过上百场，效果很好，观众很快就学会哼唱戏里的唱段了。剧中刘二姐语重心长的规劝，传遍了敌占区的千家万户，传到敌人的据点内和炮楼上，打动了许多伪治安军和伪警备队人员的心。一个回乡探亲的伪军看了慰劳演出之后，触物伤怀，同别的观众一起愤怒地喊起了口号，并在日军的军用卡车上，贴上了抗日传单，引起了敌人的惊慌和混乱。
随着政治攻势的广泛深入开展，伪军也成了文艺工作队演出的观众和听众。伪军岗楼安在村子东面，我们宣传队就在村子西面演出。歌声、胡琴声，敌人在炮楼里都能听到。后来就有些伪军换上便衣下炮楼看戏，相互之间“谁都知道，而又各不相扰”，戏的内容就这样通过他们在伪军中传播开来。
看过演出的伪军家属纷纷写信给自己的家人，叫他们留个“退路”，不要光看眼前。所以当群众把粮食送到抗日政权时，伪军也把粮食送来了，说：“我也要送一份。虽说当了汉奸，可还是中国人。当伪军是被迫，交上公粮把名字给我记下来，将来反攻胜利，其中也有我一份力量。”而遇到八路军运粮的时候，他们不仅不下来骚扰，反而替我军放哨，防备日军出动抢粮。［17］
可见，这场敌后文艺宣传战，无疑是成功的，是胜利的。它有效地瓦解了伪军的心理，很好地配合了对伪军的军事打击，对我军坚持敌后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