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雨玲，女，1947年1月出生于北京，1968年到1972年在中国戏校毕业班演员队任演员，1972年12月分配至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京剧队，1978年进入勇进评剧团。2002年退休。
戏校学戏
我是1947年生人。12岁那年，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我们老师就帮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报了名。
我小时候腰腿比较灵活，人也比较机灵，学习成绩好，文化、音乐、体育、算术、语文门门都是满分，属于优秀生，所以老师才推荐我去的。到了考试的时候，老师们先看胳膊直不直，让踢踢腿，看看柔韧度。还让我表演一个动作，也就是假装提一桶水。这样的事我从小都干过，表演得很像。接下来是唱歌，我嗓子好，先唱一遍调子低的，再升一遍调再唱，都能上得去。初试就这样过了。复试的时候，还是唱歌，我也表现得也不错，就被录取了。
在校学戏时，开始的时候觉得很苦很累，老师教基本功、舞功、把子课、短剧课、文化课，还有中国历史、演员的自我修养等等。就这样，我在中国戏曲学校开始了学习和生活。但说起参军，还是有点偶然的。
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军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多人都喜欢当兵。平时要是弄到一个军帽戴，心里就美滋滋的，要是有身军装，就别提多高兴了。所以，心里就存着当兵的愿望。
1967年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戏校演出队，谁也没想到能分到部队去，而且是分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这可是个好单位啊。在此之前，战友文工团只有一个歌舞团和一个话剧团。由于“文革”中样板戏开始流行，他们为了演出方便，便想成立一个京剧团。于是我们演出队全部参军，建立了战友文工团京剧团,这才让我有了参军的机会。
我们一听说是要让我们到部队去，就愉快地服从了，心里还有些窃喜呢。
穿上军装
在去战友文工团前，我们演出队要先去65军锻炼。65军属于北京军区的一个军，部队驻地分布在张家口一带。说是锻炼，其实也就是除了接受部队的军事训练之外，还要演出。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到各部队去演出，心里特别自豪，好像比我们别的同学、比别人都觉得光荣、自豪，所以演出也格外的卖力。
现在回忆起来，刚到部队的时候感觉十分好。战友之间都特别直爽，有什么就直接说什么。我们思想都很单纯，头脑也非常简单，要是谁跟谁吵一架，吵完就完，没过一会儿就又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特别能吃苦。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天还特别黑，我们就去大操场跑步。新兵训练射击的时候，正值冬天，我们也得趴在雪地里练习，肚子冰凉冰凉的，脸也冻得很疼，但谁都不会退缩。有时候还搞紧急集合。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口哨声，就赶紧起床，摸着黑打背包，都很紧张，谁也不想落后，就慌慌张张地向集合地点跑出去。刚开始的时候，可闹了不少笑话，有的人慌里慌张，穿鞋的时候就把两只鞋的鞋带系在了一起，往起一站就摔跤；还有的人把裤子穿反，跑步回来才发现，弄得人哭笑不得。
记得有一次紧急集合，晚上3点来钟，跑到了荒郊野地里，背着背包，稀里糊涂地走，深一脚浅一脚，我们就一会儿踩一个坑，一会儿上一个坡。我记得特别清楚，眼睛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扎进一个树杈，自己似乎都不知道，哗哗地流眼泪，还是一直坚持走。回到营房的时候，已经6点多钟了，有人看到我眼睛肿着，赶紧叫来卫生员。卫生员一看非常紧张，赶紧帮我取了出来。那一次，我的眼睛疼了很长时间。可是，即使这样，我也从没有耽误过演出。
艰辛的慰问演出
下部队演出，也很锻炼人。一年之内，我们有半年的时间到基层部队去，必须有吃苦精神才行。
有一年冬天，我们到内蒙军区去演出。北风呼呼地刮着，水里都漂着冰碴，人们裹着大衣都感觉冷得不得了。我们呢，要穿着短衣短裤，在露天舞台演出《红色娘子军》。一到台上，那个冷呀，浑身都打哆嗦，站都站不稳，下了台好长时间都暖不过来，牙齿碰得咯咯响。可是，我们都不叫苦，到了台上就很精神，该怎么演就怎么演，还不能让官兵看出我们的冷。《红色娘子军》表现的是热带的情景，我们要在寒风中表现，没有股子精神怎么行？我们一直在坚持演出，没有一个人说苦说累的。
演出辛苦不说，赶路的时候也不好受。我们从一个部队到另一个部队，做的是大卡车，寒风刮进来，冻得手脚发麻，说话都说不清。那时候的天气好像比现在冷多了，汽车的水箱都能冻住，每天出发的时候，司机要把水箱的水用火烧温了才能把车启动。
我们那时候演样板戏里的折子戏。领导教育我们，要演样板戏，就要向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学习，要坚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就是以英雄为榜样。我们去内蒙古演出，很容易水土不服，闹肚子的人很多。有一次演出，我就闹了肚子，还发了烧。那个时候，没有更多的文化生活，官兵们能看看电影、看看演出，才算有些娱乐。所以我们的演出任务很重，一天要演三场。而我们知道这一点，都想很好地为官兵服务，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演出。我当然也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坚持着，一连几天都没有请假，吃饭没有胃口，浑身没有劲儿，演出结束的时候人就像瘫了一样。我鼓励自己，坚持，坚持，后来发烧到40度，实在不能坚持了，团领导几次安排我休息，我才休息了。
在下部队演出时还经历了一次车祸。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到部队去，天太热，我们就坐敞篷车。我们坐车上头，特高兴，唱歌。谁都没有想到，走着走着，突然跟北航的车撞了。我们的车一个360度转弯，我就被甩出去了。从后边甩出去8个人，因为我最轻，甩得最远，姿势应该也最优美，但我是没看到。这一甩一摔，我的颈椎就折了，就觉得两手不能动，抬不起来了，火烧火燎地疼。骨头翻着，流着血，不得不把裤子绞了，进行紧急处理，接着就把我送到301医院了。在做复位手术的时候，不能全麻，做局部麻醉，我很清醒。医生们在说什么，怎么取出碎了的骨头，怎么拿钢丝固定，全过程我都知道，当然也很疼。可是，我一直咬牙坚持着。手术后睡着了，醒来以后感觉恶心、呕吐，但我从来也不麻烦人，能忍就自己忍。医生就夸我，说我坚强。后来，又到北京军区医院做治疗，经过了几个月才算康复，整个过程都很痛苦。
但我并没有把负伤当成一回事儿，好了以后照样练功、压腿、踢腿。那时候参加《龙江颂》的演出，我演阿莲，表现得很好。后来，我还演过《沙家浜》里的小铃，那个卫生员；也演过《红灯记》里的女战士，群众演员。
说实话，那时候的官兵，给我们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很少有蔬菜，经常是盐水煮黄豆。我们呢，还能吃到从北京运来的蔬菜。我们心里佩服官兵，为他们演出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所以即使已经非常疲劳了，还要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去演。有的演员嗓子受不了，失真了，高音的时候唱不上去，自己觉得都很痛苦。可是，为了让官兵听到最美的歌声，就两个人倒换着唱一首歌。那样的情景，很感人呀。
在文工团的那几年，我还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懂得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团结协作，什么是不计个人得失，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我们那时候就是不分你是搞什么的，你是主演、配演、服装、灯光，不分这个，我们是“一棵菜”，提倡的就是全体“一棵菜”，有菜心、菜叶、菜帮，缺了哪都不行。我们很接受这样的教育。所以，那时候我们互相之间特别团结，不管是哪个部门需要人，我们都去帮忙。比如说需要服装、需要熨衣服，我们大伙都帮忙。演出需要有风的感觉，我们就拿扇子扇风。我们什么都干，都是互相帮助，互相补台。我们演出结束以后，卸了妆，集体拆台。拆台非常的麻烦，汽灯、电线可脏了，弄得全手都是泥。而且电线还特别的沉，我们也不在乎。
我怀孕的时候，不能登台演出了，道具组需要人，我就去帮着制作道具，买道具，上这上那跑。演出的时候我演不了，就帮着拉幕，要跟着剧情需要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得把感情拉出来，跟剧情配合得非常好。我觉得“一棵菜”精神跟现在有些地方的风气截然不同。我们那时候就是特别的团结，我觉得这是部队的精神。
那时候我们还一点都不计较报酬。演出一场给几毛钱，还特别的高兴，给点钱就觉得高兴，没有计较。主演配演都是一样的待遇，你多少钱我就多少钱。所以，没有谁为名、为利去争的。现在经常从事一些社会活动，别人请我，问我要报酬多少。我说：“你可有可无，我不计较。”我能做到这样，与当时部队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我在战友文工团工作了六年。到1978年，我生过孩子之后，身体不太好，父母亲年纪也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于是就申请转业了。
虽然离开了军队，但军队对我的影响却一直都在。做事情不怕吃苦，不计较个人得失，演出尽职尽责，轻伤不下舞台……这些都是军队培养出来的品格，让我受益终生，也让我十分自豪。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战友文工团
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又称战友文工团，其前身为1937年12月成立的晋察冀政治部宣传队，对外称抗敌剧社。1949年8月，抗敌剧社改名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55年被正式命名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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