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然而这种全国欢庆的局面并未维持许久，国民党在进行国共谈判的同时，屡次发动小规模的冲突，中华大地又被战争的阴云笼罩了。
1945年10月，就在“双十协定”签订的当月，国民党高层仍旧指示各地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侵犯蚕食。而我党一面坚决自卫反击，一面利用各种途径手段防止内战。
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拒绝蒋介石的内战命令，率领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全体官兵一万余人，于邯郸内战的前线磁县起义，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了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队发动内战的意志，争取更多的国军官兵站到人民的立场来，中共中央决定直接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宣传攻势，进行攻心战。
此时我军的宣传队伍已经较为完备，师级以上的部队大都建立了文工团，团级以下的作战单位也都有专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宣传队、宣传员等。接到中央命令之后，所有与国军僵持的地区，都爆发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每天白天我们的文艺宣传人员就表演反对内战题材的节目，并向敌人控制区域散发向高树勋学习的传单，晚上就隔着阵地向国军喊话。
“日本打完了，为什么还要挨冷受冻打八路军！”“打日本牺牲了也光荣，打八路军死了不值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八路军同你没有仇恨，不能杀害同胞！”“官长压迫你们打枪时，枪口朝天放。”“高树勋将军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率领一万多人投了八路军，好男儿要学高树勋！”
这种口号浅显易懂，却含义深刻，极易打动甚至震撼官兵的心理，能够极大动摇瓦解对方的军心。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后来被称作“高树勋运动”。［18］
高树勋运动，可以看作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大规模发动文艺宣传的起点。而且自此以后，我军对敌军文艺宣传攻略从未停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1946年6月26日，蓄谋已久的国民党军队，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对我中原军区发动了围攻，全面内战终于还是爆发了。当时国民党军队无论从军队数量还是武器装备，以及后援支持上都远远优于我军。
但我军十分善于利用宣传手段瓦解敌军意志，甚至还能利用敌人的兵扩大自己的队伍。随着中央正确战略的推行，我军虽然稳步后退，却逐步积蓄力量。而敌军虽然一开始屡次获得胜利，却损兵折将，实力大损。
在战争中，我军十分重视对战俘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作战的间隙，文艺宣传人员利用演出等各种形式，向被俘的国军揭露反动派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呼吁他们起来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并且主持诉苦大会，让贫苦农民现身说法，让文艺和现实结合在一起，以提高国军士兵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对反动派的仇恨。这样的宣传举措十分成功，在文艺演出和诉苦大会结束时，我们会宣布，只要以后不再参加国民党军队，可以领路费回家与家人团聚，如果愿意，欢迎参加解放军。每当此时，就会有许多俘兵纷纷要求参加我军，一起去打国民党反动派，解救被他们压迫的劳苦大众，场面十分感人。当时由于物资困难，解放军方面也没有充足的服装，这些降兵便仍然穿着国军的军装和解放军一起战斗，作战十分勇猛。
进行文艺宣传攻略，瓦解敌军，策动国民党军队投诚和起义，这是贯穿解放战争整个过程的最重要、最成功的宣传工作之一。据统计从1945年9月到1950年6月，共有118万国民党军队起义或和平改编，促使近50％的国土实现和平解放。这不仅加速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推动了战争的进程，而且对于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乃至新中国的成立，都有重要影响和作用。其间我军文艺宣传工作者的贡献亦不可磨灭。［19］
然而他们的“战斗”还不仅于此。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们还承担着发动农民参加土地改革的任务。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农村大革命，它的顺利开展和胜利完成，也离不开文艺宣传工作者的努力。
解放军作战部队，每解放一地，宣传人员就在此展开工作，主要是宣传土改政策，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改变陈旧的传统观念，树立当家做主的思想。使其认识到地主对农民的收粮收租实属剥削，只有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农民才能翻身做主人。
工作人员和当地党组织结合，在查阶级、划成分的基础上，组织农会发动农民斗争，经过算账对比，弄清“谁养活谁”。通过控诉会、诉苦会、公审大会等，激起农民的阶级仇恨。农民长期被压抑的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开始积极主动地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由此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
据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张奇虹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她在文工团里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但经常自己背着一杆枪去农村组织土改工作，开审判会，分配土地。只要是组织交代的任务就一定要坚决完成，决不退缩。这也体现了文艺工作者为战争服务的热情，他们不只是说说唱唱，写写画画，也怀着大无畏的精神，参与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土改的成功，使我党我军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和支持。由此在解放区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从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保证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在这一时期，我军的文艺宣传中涌现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成为教育和鼓舞人民团结战斗、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其中流传广泛、影响较大的有：马健翎的新秦腔《血泪仇》《穷人恨》，鲁艺师生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女英雄刘胡兰》《王克勤班》、话剧《九股山的英雄》、秧歌剧《兄妹开荒》、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张志民的《王九诉苦》、阮章竞的《漳河水》《妇女自由歌》等等。这些作品有的创作于抗战年代，有的始作于抗战年代、完成于解放战争年代，有的创作于解放战争年代，但都在解放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因其集娱乐与教育宣传于一体，贴近生活，形象生动，富于感染力，而为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从而起到重要的宣传激励作用。其中歌剧《白毛女》最具代表性。
在解放区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的阶级教育中，为了提高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激发农民参与土改的积极性，部队和地方组织及政治宣传机关，往往会组织文工团或宣传队演出歌剧《白毛女》。每次演出时，都能看到这样的奇观：观众人如潮涌，场地上坐不下，连房上、墙上、大树上都站满了；当演到杨白劳、喜儿惨遭迫害凌辱时，观众悲痛仇恨、泣不成声；而当黄世仁被镇压时，则群情激昂、拍手叫好。《白毛女》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中发挥的巨大宣传效果、激励教育作用，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不多见的。［20］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战争中，有许多并不直接隶属于军队的文工团，也和军队的文艺工作者一样或奔赴前线为战斗服务，或留在大后方推动土地改革，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东北局领导下的东北文工一团、二团，西北局领导下的西北文工团，华北联大文工团等等，从历史角度来看，其在当时发挥的作用与军队文工团并无二致。［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