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蕴杰，女，1955年2月出生于河北，1970年8月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文工团工作，1980年获得文化部青年演员表演三等奖，1982年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1993年拍摄《远山姐弟》电影，获亚太地区优秀影片奖，2001年至2010年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工作。2010年2月退休，国家一级演员。
我从小就热爱军队。父亲就曾是一名军人，当年随第四野战军转战南北，参加过辽沈、平津等战役，可谓九死一生。我受着父亲军人气质的熏陶，而且也经常同父亲那些共过难的战友接触，耳濡目染从小就拥有了一种爱祖国、爱人民和勇于奉献的精神。
入伍拉练
1970年各大电影制片厂和艺术院校开始招生，身在学校宣传队的我报考了吉林省艺术学院，只会瞎唱歌的我竟被录取了。但是这让父亲很担忧，像艺术学院这样的文艺单位靠得住吗？如果学坏了怎么办？就在父亲为女儿担忧之际，总字120部队宣传队（也就是二炮东北基地宣传队）来招收文艺兵了，他们听说考上吉林省艺术学院的几个小孩挺不错的，想吸收过来。父亲听后非常高兴，将女儿交给部队他就放心多了，就这样我放弃了吉林省艺术学院，来到总字120部队的宣传队当了一名文艺兵。那一年我15岁，是部队里最小的一名文艺战士。
我当兵的第一年，正好赶上毛主席号召部队野营拉练，我们文艺兵也不例外。拉练的时候，我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昼夜行进着，我需要携带的装备有被子、褥子，还有带毛的大衣，以及一支半自动步枪。刚到部队时，打背包可是一个大难题，总是打不好。当时打背包、吃饭洗漱只给20分钟，每天早上起床，我都是连滚带爬地收拾东西、打完背包、洗漱好，吃饭的时间就不够了，常常吃不饱饭。那支半自动步枪足足有7斤半重，而且东北的羊皮毛大衣也非常重，背包里还有一双鞋子，这些我们都要背着。后来首长见我太小，就说不让我背了。但我那时倔强得很，认为这样就是落后的，怎么也不肯，甚至还抢着帮别人背枪。
我们宣传队走的路比战士要多，而且我们还要背着快板、拿着话筒喇叭等东西，时不时要跑到队伍的最前面做宣传工作，表演节目，从队首一直宣传到队尾，然后再跑到队首，十分辛苦。而且在休息的时候，还要根据需要写小段子鼓励战士，以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白天还好一些，一到天黑我便困得不行。所以夜行军时，我就完全顶不住了。那时没有任何灯光，人走散后一旦掉到雪窝里面就肯定找不到了，队伍也肯定不会停下来等一个人的，所以掉队是非常危险的。当时我的两位战友任山亭和沈广保怕我丢了，就将背包带捆到我的腰上。我走着走着，困得厉害了，一屁股蹲坐到地上就睡着了。他们就一边一个把我拽起来，我便下意识地起来跟着继续往前走，背包带始终攥在他们俩手里。当时的路非常狭窄，一般都是单人走的。但他们两个为了不让我掉队，就一左一右地拉着我，如不小心就会掉路边的雪窝里，十分危险。但一路上他们从没有因危险而松开手中紧攥着的背包带。这份深厚的战友情谊，比兄弟姐妹还要亲，我永远都感激他们。终于熬到第二天早上了，天亮后我发现眼睛已完全睁不开了，睫毛被霜给冻住了，口罩上结了很长的一个冰溜子，可见当时温度之低、环境之艰难。
在我当兵最初的几年，前后进行过好几次拉练我全赶上了，我觉得拉练对我的锻炼是非常大的，在这以后的生活中，碰到的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我。
自力更生
在军营生活中，每天早晨我们都在6点钟起床，跑步锻炼，然后学习练功，每天的时间被填得满满的，感觉过得非常充实。在这期间我们还下部队为战士演出，跟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那时候还是“文革”时期，部队也是要早请示晚汇报的，晚上还要读报纸。早请示是要说明如何对待这一天的工作，晚汇报就是要反思这一天中有什么思想杂念，如果有的话哪怕是瞬间的，也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时时刻刻不能掉队。
部队早晚都吃粗粮，只有中午才会有馒头或者大米饭。那时候的粗粮大多是玉米面、高粱米，非常难消化。我们炊事班的战士煮高粱米时，要提前几个小时或者头天晚上就把高粱米泡上，要不然煮不烂，即使煮烂了也不好吃。南方人吃不了北方的高粱米，会胃疼吐酸水，有时候会忍着饥饿也不吃早饭，一直到中午才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顿。后来有个战士就编了一段顺口溜，说：“早晚靠边站，中午打个歼灭战。”
在部队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来做的，挑水、上山打柴、储存食物等，都是我们在训练结束后常做的事。当时部队的伙食标准很低，为了改善伙食，我们宣传队在自己宿舍旁边的山坡上还弄了一个小型养猪场。养了一段时间，母猪就生小崽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可爱的肉乎乎的小猪，就背着大家跳到猪圈里去抱那小猪。但是还没等我抱起来，那护崽子的大猪就猛地冲过来咬我。我吓得慌忙往猪圈外逃，可我的脚刚好踩到了一颗钉子上。猪圈里的钉子很脏，我的脚被感染了，很快就肿了起来。
战友们立刻把我送到了部队医院。医生给我打了青霉素皮试针后显示正常，正准备给我注射青霉素针，恰在这时送来了一名需要抢救的战士，而我就被搁在了一边。这时我做过皮试的胳膊肿了起来，呼吸急促，显然这是对青霉素过敏，当医生看到了我的症状，惊愕万分，冷汗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我见她的手都在发抖。事后想起来真是万幸，让我逃过了一劫，我是捡了一条命啊！如果那一针打下去，就没有今天的我了。之所以我能引起医生的注意，也是因为我在宣传队特别有名，我在《红灯记》里扮演那个卖烟卷的小女孩，很多人都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又小又瘦的小女兵，大家出于怜爱，都对我特别好。
从那次脚被扎了以后，我对小猪娃也敬而远之了。猪一天天地长大了，也快要过年了，这养大的猪就要派上用场了。但我们都是一群年轻人，哪里会杀猪啊！几个身强力壮的男战友自告奋勇冲在了前面，一刀下去没有杀死，猪蹿起来就跑，他们就在后面追，弄得满院子都是血，杀猪的人满身满脸也都是血。忙活了好一阵子总算把猪杀完了，大家相互看着都不禁哈哈大笑。回想起来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最喜欢那个油渣做的包子和饺子，还有猪油拌饭，现在想起来还流哈喇子呢，好吃极了。大家最高兴的就是这过大年能开荤了。
演出轶事
在部队要做全能的宣传员，除了练功、跳舞、唱歌以外，还要学习一样乐器。每一个人都会分配一件乐器，我分配的是“月琴”。每天都要练习，生活空间被填得满满的，总感觉忙忙碌碌的，晚上还要晚自习写日记。那日记现在看起来觉得可笑。“我今天有了一个私心杂念，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想退缩，但是我想到了雷锋，我又勇敢地走下去了。”全是这类的内容，简朴到极致，没有任何修饰。
我们是战地宣传队，走到哪就要演到哪。我们内部也有分工，比如说文笔好的，会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把段子写好，写完我们就要背下来，排练好之后，到地方就给战士们演出。
当时的演出我都是跑龙套的，但是我的声音挺好的，偶尔能够唱一些写女兵、医务人员或者架线员的赞美歌曲，这一类小节目很多，大戏我演过《沙家浜》和《红灯记》。《沙家浜》饰演的是卫生员，《红灯记》饰演卖烟卷的小女孩。在东北地区，我们宣传队的《红灯记》是演得最好的，当时在那一带轰动了一大片。芭蕾舞剧《白毛女》我们演过片断，当时分配我演黑毛。黑毛角色简单，白毛就很难了，需要很好的功夫才行。当时带我们的老师多是原来老星火文工团解散下来的，由他们来训练我们。
到大连演出时，我们好多人是第一次见到大海。我们简直疯了，退潮后一个一个都往海里面跑着追浪潮。但谁也不知道涨潮时比退潮要快，我们差点就出不来了。陪我们去的团长气得脸色铁青，不停地吹着哨，叫喊着让我们赶紧回来。
那时我们虽然到处演出，而且还要自己装台、卸台，虽然很累，但却快乐得不得了。我们演出到晚上十点，然后还要赶到下一个地方。一坐上大卡车就开始睡觉，车十分颠簸，但越颠簸我们睡得越香。记得有一次，车子猛地一颠，我和另一个战友就从车上给颠下来了。冬天的东北，路边全是厚厚的雪，倒也不会摔伤。知道有人掉了下去，车便停了下来。找到我们时，我们趴在雪窝子里睡得正香呢。原来摔到雪里的时候，我们连眼睛都没睁，以为还在车上颠着呢，就又睡着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沸腾”的经历，对于我来说都像是调味剂，让我终生品味着。它培养了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陶冶了我乐观向上的人生观。
我们基地政委叫龚兴贵，江西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身经百战的老首长。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首长的架子，他的女儿和我们都是好朋友，而且年龄相仿，我们常在一起玩。他的家我们是可以随便去的，家里陈设非常简朴，都是部队配备的用品，无半点特殊。记得拉练的时侯，是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年过半百的老政委与我们同行。有一天我们发现老政委的脸上似乎有鼻涕没有擦干净，后来在警卫员的口中得知老政委的脸被冻得裂口了，那是警卫员给挤上的四环素眼药膏，只是没有抹开。望着老政委那斑白的双鬓，我感觉心里酸酸的，说不上是激动还是心疼。夜行军的时候，一米六几个子的老政委永远拄着拐杖走在最前面。他就像是我们的排头兵，他那矫健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在我后来的人生旅途上，一直引领着我，走了一程又一程。
还记得有一天拉练的队伍正在行进中，前方飞过一群野鸭子（那时野鸭未被国家列为保护动物），老政委抬手一枪，鸭子应声落地，真是好枪法。警卫员把猎物捡回，发现是会飞的家鸭，老政委立即掏出钱来吩咐警卫员务必把钱交与鸭子的主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永远铭记在心，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在演出样板戏《红灯记》的时候，我不但是演员，还要在乐队负责打铴锣。可坐在那我会犯困，打板鼓的战友就会敲我一下，我便会一惊，马上振作起来。当时为了遏制困意，我想了很多办法，咬嘴唇、踩脚、拽头发等都做过，如今想起来觉得颇有情趣。
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时把我们调到了北京。当时我们在人民大学排练，排练完就参加了汇演，汇演之后在北京总部正式成立了文工团。因当时二炮属于保密单位，就把名字定为“总字102部队政治部文工团”，我就这样被留在了北京。当时我年龄尚小，就安排我去了舞蹈队，那年我17岁。团里排演了舞剧《沂蒙颂》，因为这是一部芭蕾舞剧，要穿足尖鞋，没有芭蕾舞功底的我，在练习的过程中脚趾盖全掉了，尽管很疼，但还是每天坚持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我开始演出并获得了成功。由于下部队演出有时会受到演出场地的限制，我们的演出形式时常要化整为零。所以我不但跳舞，还要参加女声小合唱、大合唱、报幕员，有时还要到话剧队参加话剧表演。自从接触话剧表演以后，我便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门艺术，因我接受过舞蹈和声乐训练，这些因素在话剧表演中都能用得上，并感觉得心应手。
记得那次去青海演出，严重缺氧，我们很多人都产生了高原反应，有人开始流鼻血、心慌胸闷，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当地部队战士因长期生活在高原，指甲都变形了，嘴唇是紫色的。那个地区非常荒凉，基本见不到人，只有少量牧民。据说牧民一年洗一次澡，进一次城买回一年用的东西。当地的水质也很差，里面含有重金属，条件非常恶劣。
那里的战士很少能见到女性，当时一个战士见到我们团拉二胡的女演员，长得太像他的初恋女友了，突然产生了幻觉，甚至到了癫疯的程度。我们下部队演出，基层部队对我们十分热情，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因为那时部队的文化生活太匮乏了。他们会抓一些蝴蝶和小松鼠偷偷放在我们宿舍门前，羞涩地表达着他们对我们演出的欢迎和喜爱。
战地惊魂
1979年3月份，我随中央慰问团去广西前线慰问演出。我们去的是战斗最为艰苦的版兰地区，在那里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枪声。在前沿阵地，对方的碉堡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车一到，他们就开枪了，据说还准备炸掉我们的车。所以部队马上进入戒备状态，所有的人都不能乱动，不能随便下车，都在车上待命。车上拿冲锋枪的战士站在前后保护着我们的安全，我们坐在中间。后来演出的现场，越南那边还实施了爆炸，幸亏部队的保护工作做得特别好，才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当时我们上山到前沿阵地演出时，完全要踩着前面的脚印走，因为路上很多地方被越方埋了地雷。那小路上一点声音没有，静得只有我们喘息的声音，鸟叫的声音都感觉是刺耳的。我们这些搞文艺的人也不敢有半分娇气，生怕不小心摔倒后枉送了性命。
到了前沿阵地的猫耳洞，看到那些战士我不禁泪流满面。那么低矮狭窄的一个地方，他们睡在里面，吃在里面，长时间蹲坐在水里，裆部都溃烂了！他们不能起来，因为起来就在敌人的射程之内了。没有女兵上去的时候他们都是不穿裤子的，就把衣服系个扣那样围着。战争中，这些十七八岁的男孩们受的罪真是无法想象，我看着他们走路的姿势都感觉到疼痛。
我们互相鼓励一番，便为他们唱歌跳舞，演出结束后我们就又下来了。那时坡下越南人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了，双方互相拉锯作战，死人太平常了。那几天我太受感染了，一闭眼睛，就能看到那一片片墓地，都是年轻的战士啊！都是十七八岁的鲜活的生命啊！
我们的部队攻下敌阵后，看到的都是我们中国产的东西。越南人用的武器，吃的粮食，就连那鞋垫都写着“拥军爱民”四个字。这些都是前些年，咱们的老百姓为了支援他们抗美战争送给他们的。
战争中战士伤残特别严重，因为那子弹都是炸子，这种子弹打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小眼，出去的时候却是碗口大，伤口很难愈合，也很容易感染。战士们只要被打中便很难活命。墓地里那些战士，尸体很少有健全的，都是战友捡回来的胳膊、腿。所以有时我会觉得现在的人们，必须好好爱惜国家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这样才能对得起为了国家而牺牲的他们。
3月底我从前线回到了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正在筹备排演话剧《鉴真东渡》，需要一个能歌善舞的女演员，就选中了我。他们觉得我非常适合扮演剧中“真如”这一角色，我便来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参加了话剧《鉴真东渡》的排演。这是一部宣传中日友好的戏，在当时很受重视，并请来了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为艺术指导。《鉴真东渡》的演出很成功，我个人也获得了优秀青年演员奖。接下来我又演了《灰色王国黎明》，在剧中扮演女主角乔美娜，并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演员奖。在这之后我便正式调入中央实验话剧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话剧院。
人生经历的所谓困苦都是一种财富，在以后漫漫人生路上，任何困难将无所畏惧。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怕吃苦，那都是你的财富，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