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蕾，女，1949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200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在通化市京剧团任演员，1971年在广州军区政治部话剧团任演员，1979年转业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2001年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任演员。2006年退休，国家一级演员。
追梦参军
我祖籍山东诸城，出生在长白山下通化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虽然家里没有搞文艺的，但我从小酷爱文艺，天性喜欢唱歌跳舞。记得上学时，我和几个有相同爱好的小女生，居然悄悄策划，联名给主演《白毛女》的著名演员田华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信寄出以后，万万没想到，她很快回信了。她告诉我们：“你们还小，要好好安心学习。”
父母原本反对我搞文艺，希望我按部就班，将来能考上大学。但是，在我小小的心灵深处，对文艺是那么痴迷。恰巧艺校招生，我和姐姐以及一群小伙伴前去报考，我居然榜上有名。
父母劝我放弃，但见我主意已定，二老也只好点头。
多年后，母亲提起这事，说到她背着行李送我离家的情景，依然神色黯然。
在艺校，我的年龄比较小，生活起居还得大姐姐们帮助。每天很早起来练功。老师非常严厉，唱、作、念、打，一招一式，必须一丝不苟。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真是一点不假。经过几年的磨炼，我在从艺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特快列车》剧组到通化选演员，我被选去演列车员小赵，是个没几句词的群众，但这是我第一次触电。难能可贵的机会，使我对电影有了一些肤浅的了解。
在舞台与银幕两种形式中，我似乎更倾向在台上演戏，因为每场演出，都要与观众交流互动，能激发新的灵感，演员很享受重新创作的过程。后来，我到了吉林话剧团，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来了，却被泼了一盆冷水。那时，文艺口号是“工农兵占领舞台”，也就是说，男女主角要高大、粗犷、浓眉大眼。在有些人看来，我的形象只适合演才子佳人。
就在我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时候，眼前又出现了曙光。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到北京招生，我顺利地考上了，并火速坐着火车，告别松花江，来到了珠江之畔，穿上笔挺的绿军装，当了一个文艺兵。
锤炼演技，磨炼性格
我在战士话剧团的10年中，收获颇多，我扮演过农民革命领袖、民兵队长、医院护士等等。在《南海长城》中，我还演过潜伏的女特务“大光灯”。大光灯，是渔民夜间放在海上的一种灯，目的是引诱鱼群上网。这是我第一次演反面人物，心里没底十分忐忑，排练过程中找不到感觉，很纠结，想打退堂鼓。导演看出了我的心思，一针见血打中要害，说：“你现在是大光灯，不是徐蕾，要排除杂念，你要自信，反差大的角色很磨人，是对演员的挑战。”导演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巨大的动力。我是军人，在困难面前不能退缩，必须克服心理障碍。演员不是万能的，但要勇于尝试不同经历、性格的角色。
部队上演新剧目，演职人员都要深入生活，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驻守在湖南、广东、广西的指战员，每场演出马虎不得。比如万山群岛的守军，参军几年未必能看上一次演出。演不好，对不起这些边疆守卫者。为此，我们每年花费大量时间下连队演出，参加军事训练、放哨、打靶。演渔民就必须到渔村体验生活，学打渔，学织网。
军区机关每年要组织野营拉练。不仅是出于实战考量，对我们这些文艺兵，也是一个铸造军人气质、作风的大课堂。我们每人背着背包、水壶、粮袋，头顶防空圈，在盛夏的烈日下行军，慢步、齐步、跑步、奔袭不断切换。到了驻地，挂上蚊帐，倒下刚睡着，突然响起起床号，就赶紧收蚊帐、打背包，集合开路。黑灯瞎火，大路不走走小路，走田埂，爬陡坡。
有人说，如果有机会，人一辈子最好能当当兵。我个人的体会，此话不是没道理。因为，作为武装团体，党和国家养兵千日，都是为实战作准备。现在有人以为，文艺兵不外唱歌跳舞，接受鲜花、掌声。其实，一个合格的兵，无论啥军种、兵种，都必须在风风雨雨中接受考验与磨炼。有位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文艺兵曾自豪地说：“自己的团队，排练再累没有叫累的，行军再苦没有叫苦的，上前线没一个怕死的。”
部队文工团和野战军一样，最重要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例如全军第一次汇演时，我参加的是话剧《春风送暖》，演一名护士长。当时，我怀孕已经七个月，肚子很明显了。机会难得，领导希望我能参加。感谢领导的信任，这是任务，没价钱好讲，我便积极投入排练。办法总比困难多，为了解决大肚子问题，领导想了个办法，让服装组给我做了一件胖袄，穿一号军装。
我在大型话剧《秋收霹雳》中，扮演秋收起义的一名杰出的指挥员。要在家喻户晓的革命大事件中，扮演巾帼英雄，担子实在太重啊。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我必须在很短时间内，阅读大量历史资料，采访当年参加起义的老前辈。
离开军旅
《秋收霹雳》在北京演出前，我的爱人已经从陆军军调到海军。为了孩子能在北京上学，解决两地分居，团首长通情达理，同意我回北京，但希望我军调到北京的部队文艺团体，如总政话剧团等。然而，赶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招生，经朋友推荐，我通过考试，幸运被青年艺术剧院录取了。
坐上北上的火车，满怀喜悦与期待，充满对未来的遐想。到北京的第二天，我风尘仆仆到新单位报到，领导通知我晚上看《权与法》的演出，因为原来扮演女主角的演员突然去世，院领导决定由我顶替。这个角色是50多岁，而我还不满30岁。除了年龄差距，角色坎坷的经历、感情的大起大落，与我个人相差也很大。我刚到一个新的单位，人生地不熟，而且这个戏马上要到上海演出，日期已经定好了。没有时间给我排练，压力太大了。也许正是在部队养成“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习惯，我硬是把任务接了下来。从广州托运的行李还没到，我便随大队人马赴上海演出。时间紧任务重，我把在旅途上的时间全利用上了，抓紧时间背台词，老同志陪我对词、走调度。经过短暂紧张的排练，戏如期在上海同观众见面了，没让剧院领导和上海观众失望，心里的这块石头总算放下了。有时压力可以成为动力的。
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同行的另一个戏《归帆》中，一个女演员因猝然失声不能演出。然而，门票早已售罄，演出势在必行。当时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为确保第二天正常演出，领导又打上我的主意了。常言道救场如救火，戏比天大，没有理由推脱，我又充当了一把救火队员。
在民族宫演《风雨故人来》的时候，我突然收到父亲病重的电报。这一轮，是由北京市公交系统包场，入场券已经发到他们职工的手里。院领导非常关心，答应我演完就回家探视。第二天下午，因为有亲戚想看戏，我提前到剧场取票。到售票窗口，我问明天的票来了没有，对方随口说：“明天可能演不了。”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听说女主角的爸爸死了，谁知道还能不能演……”
晴天霹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进剧场的，站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我再也按捺不住失声痛哭。我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他的办公桌玻璃下面，全是我的照片、剧照。不孝的女儿，未能见老人家最后一面，是我终生的憾事。
在开场铃声中，我走上舞台。这是我演得最好的一场。
青艺是从延安走出来的剧院，继承了战争年代磨炼的传统。我从老艺术家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无论演戏还是做人，我都受益匪浅。
离开部队有年头了。10年的军旅生活，非常值得怀念。首长的教育与呵护，战友的指引与示范，为我的艺术创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使我对历历往事充满无限的感恩。这些年，除话剧表演之外，还涉足了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建设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空前提高。习近平同志亲自召开文艺座谈会，为新时期的文艺工作制定了宏伟的发展规划。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与时俱进，不忘初衷，从我做起。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战士文工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又称战士文工团。其前身为我军最早的文艺团体——1928年在井冈山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宣传队，1930年正式命名为战士剧社。后几经合编，1955年正式由中央军委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话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歌舞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杂技团。2004年12月，三个文艺团体合并成为战士文工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观看过该团演出，罗荣桓、聂荣臻、罗瑞卿、钱壮飞、童小鹏等革命前辈还曾亲自参与该团编、导、演节目。
战士文工团在硝烟中诞生，在战火中锤炼，在红旗下成长，并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受住了考验。从1998年长江流域抗洪抢险的大堤上，到2008年因雨雪冰冻灾害而滞留旅客的火车站；从汶川地震救援的前线到中俄联合军演的阵地；从CCTV春晚到2008北京奥运会、2010广州亚运会、亚洲残疾人运动会、2011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开闭幕式现场，到处都留下了战士文工团演员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自1953年至今该团共演出9000余场，观众达2000多万人次。该团还先后访问过东南亚五国、日本、美国、东欧和西亚各国及港澳地区，所到之处，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