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麒麟，男，1947年4月出生于北京。1967年9月参加工作，在北京京剧二团做演员。1970年考入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成为文艺兵。1981年转业到中国歌剧舞剧院。1998年因伤病提前退休。
我的父母都是军人。1947年，我出生在父母南下的路上。因为战争，他们将我送到了山东聊城的奶奶家中，在那里我长到了五岁。幼时，奶奶经常带我去看戏，也许这就是我在戏曲上最早的启蒙。
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回到北京工作，便将我和奶奶接了过去。那时，鼓楼及其周边地区还是老百姓欣赏曲艺的地方，奶奶还是经常会带我去那里看戏，看得多了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戏曲。尤其是在一年暑假看了中国戏剧院演出的《十一郎》后，我更是激动得几夜辗转难眠。后来北京戏校招生，我便报名参加了考试。初试结束后，老师对我说：“回去压压腿，喊喊嗓子！”尽管对这些专业术语不熟悉，但我知道这次考试是有希望了，否则老师是不会对我讲这些话的。后来结果下来，果真就考上了。
艰苦学戏
入校后我被分去学习生旦净末丑的文戏，但是我自己更喜欢武戏。当看到师哥们在练习武生的动作时，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看得入了神，而文戏我则什么也听不进去。老师见状便让我去学了长靠武生，其间转了几个老师后，最终我拜到了侯海林老师的门下。侯海林老师是京剧泰斗杨小楼的弟子，深得杨派武生的精髓，我能遇到他真是一生的幸运。更令我受宠若惊的是，他对我格外照顾。他没有孩子，我能感觉到，在相处期间，他慢慢将我当成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教育和照顾。
我父母调到广东后，我开始独立生活，但年龄小，哪里会照顾自己。每到寒暑假，侯海林老师便将行头拿到我的宿舍，陪着我一起练功，并照顾我的生活。北京戏校的学生多是梨园行子弟，不管文戏还是武戏都会有一定的基础，而我最初连基本的压腿下腰都不会，所以压力很大。幸好当时侯老师对我很尽心，才在以后学习当中逐渐弥补了这个差距。如果说我后来在京剧上取得一些成就的话，我首先就要感谢侯老师对我的教导。
当然，我练功也十分刻苦。大夏天站大太阳地里，常常一练就是几个钟头。有一次，天气很热，老师坐在操场旁芙蓉树下看我练功，当时我练了好几出戏，大约有四个小时。后来，我见老师走了，便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但刚拿起行头就晕倒在地了。同学们将我抬到四楼宿舍后，都认为我是感冒了，于是给我盖了两三床被子，窗户也都关得紧紧的。他们围着我坐着，一个个就那样眼巴巴地瞅着我。后来还是老师来了，扒开被子一看才知道是中暑了，连忙背着我直奔医院跑去。后来听医生说，如果老师再晚到一半个小时，我的小命就交代了。
还有一次，是在冬天。我穿着单薄衣服练功，练出了一身汗，回去就发了高烧，我一个人迷迷糊糊走到医院后，竟还不知道挂急诊，就靠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等着叫号。最后失去了知觉，直接滚到了地上才被护士发现。
我知道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要懂得付出。比如，拥有好的身体，才能更好地去塑造人物。我知道我的起点低，只能更加努力地去练功，别人练习一遍，我就要练习十遍。为了练习腿功，夜里睡觉时我会把腿绑在床上，第二天常常僵硬到起不来床，需要师兄弟帮忙才行；每次同大家一起看电影时，我从来不坐椅子，一律压着腿看；在排练厅同师兄弟聊天时，我通常也会将腿抬起来放在玻璃上，那种不敢用太大力气的状态刚好可以用来练习剧中情形。1964年东方红大歌舞要在我们学校取景拍摄，我没办法练功，便在外面练习原地踢腿，一次踢腿1800下，而且天天如此。
除了苦练基本功外，我很喜欢琢磨。学习时间长了，我逐渐发现原来京剧艺术是无止境的，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不断打磨得来的。所以，在学习老师表演的基础之上，我会时常琢磨怎样才能顺其自然地寻找到表演的那种感觉。为此，每逢周六日，我会到外面去看名家唱戏，希望能在欣赏这些大家的表演时能使自己有所体悟。我的勤奋好学，我的创新思考，被老师们看在眼里，因此不管是教我的还是不教我的老师都非常喜欢我。老师们在相互之间交流经验时，通常会这样称赞我：“麒麟这孩子，不会完全按照老师们教的方式去演，他有自己的表演特点，但总体上又在杨派的范围里。”
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在1963年学校的汇报演出中，我在《铁笼山》中饰演姜维，出色的表现竟然让学校老师们一致给出了100分。这是北京戏校建校以来第一个100分，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由于台上的我干净、利落、漂亮，动作规范到位，而且一身正气，我在戏校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临近毕业时，学校有意让我留在学校担负起传承杨派武生的重任。但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八年辛苦学戏，刚看到了一点成功的曙光，但转眼间，一切美好的憧憬都化作了泡影。
1968年，我被下放到了天津塘沽的一个盐场做了两年工。1970年北京市政府感觉到了我们这些戏校青年的重要性，便又将我们调回了戏校，并成立了红卫兵演出队。我被分到了当时的样板团，剧团准备培养我出演《沙家浜》中的郭建光。但遗憾的是我的嗓子在变声期受到了损害，所以就演不了了。“文革”禁止演传统戏，我这个长靠武生唱功又不行，所以就显得十分尴尬。这也是后来我改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军改行
当时我的爱人张百灵参军，被分到了昆明军区国防话剧团，她对我当时面临的处境做了认真的分析，她说：“你不要再唱戏了！在样板团中长靠武生也已派不上用场了，你还是选择改行吧！”在爱人的建议下，我最终选择转行舞蹈。之后，她更希望我也能调往昆明军区。我远在广州的父母此时也在筹划要将我调往广州军区的事情，而且广州军区也已多次派人到北京戏校商谈此事，但是北京市政府将我们视若珍宝，他们哪里肯放我走。后来在爱人与我的不懈努力之下，我终于调到了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的歌舞团，成了一名文艺兵。
出身军人家庭的我一直都感觉参军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所以拿到调令的我兴冲冲地赶到了昆明军区。但那时歌舞团已带领《红色娘子军》团队到贵州演出去了，我在军区待了三天，便也追到了贵阳。没过几天我就出演了《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之后又安排我担任一些小舞蹈的领舞，但是由于我缺乏基本的舞蹈基础，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又让我十分尴尬。
部队的生活和演出与地方截然不同，演员通常不仅要演出，也要同时负责灯光、道具、装车、压车、卸车、装台以及拆台的工作。作为一名军人，这些我都觉得光荣。只是，学习舞蹈这门技艺实在令我苦恼。俗话说“隔行如隔山”，那年我23岁，已经过了学舞蹈最好的年龄，对于舞蹈一窍不通，像空转、擦杆儿、大跳、托举等专业术语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文化大革命让我从19岁起便中断了练功，样板团的出现更令我感觉自己学了那么多本事，却最终落了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之前，我是戏校的中流砥柱，如今改行舞蹈只能跑龙套，看不到一丝希望。那段时间的我整日垂头丧气，没事时便和几个朋友胡乱地侃大山，借酒消愁！后来爱人见我如此这般模样，便良言相劝：“你在戏校时有自己的追求目标，那么勤奋努力地练功，但这里同样也有你的天地，你也应该努力地去练功！”
为了督促我练功，爱人将家中的闹钟提前了一个小时，每次我到练功房时基本都空无一人，而她有时也会在练功房陪着我练功。就这样经过不懈的练习，我慢慢有了信心，对自己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渐渐地，我也出了一些成绩。我塑造人物的能力非常强，在跳舞时我也不只是单纯地跳舞，我会将人物的表演融入其中。逐渐地，我找回了在戏台上那种游刃有余的感觉，我的表演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后来国防歌舞团排演的舞台剧《宝莲灯》《霸王别姬》《黛玉焚稿》等都是由我来主演的。
也许是命运在捉弄我。八年学戏，我学到了杨派武生的精髓，当时就想在戏台子上演一辈子，可是文革开始了，我被迫转了行。而在国防文工团的八年，我又学会了舞蹈，当时也以为会这么一直跳下去。可是在1978年，偶然间我看到了上海歌剧舞剧院的民族舞剧《小刀会》，一下子我就被震惊了。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忽然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民族舞剧，融合了中国很多民族的元素，而京剧也是融合了中国各种民间艺术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八年京剧加八年舞蹈，必然要走向民族舞剧，我的心中如此呐喊着。
于是，我又申请借调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学习表演民族舞剧。然而八年的军旅生涯，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至今我还为自己曾是一名军人而感到自豪。
越南自卫反击战时，我和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赵青、郭兰英跟随中央慰问团去广西参加慰问演出。到了中越边境后，我在山坡上看到了很多战士的墓碑，坟墓中大都只是象征性的东西，因为人已经被炸没了。其中还有很多无字碑，战士们牺牲了，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站在那里，想到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最后，我们到达了最前线，抬头时似乎就能看到对面敌人的眼睛。那里有一个突出山崖的台子，我们就在台上给战士们演出。战士们怕我们掉下悬崖，就手拉手站在台子边缘，围成一个圈。我与赵青同志在圈子里表演了《小刀会》中的共舞。这场共舞与战士们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十分贴切，战士们看后无不动容地流下了眼泪。
此后不久，1981年我便正式告别了军旅，调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
“通往桂冠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这句座右铭陪伴了我的一生。不管是在戏校的八年，还是部队的八年，包括后来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我几经改行，但这种精神却始终支撑着我走下去。尤其是在部队的那几年，为我的人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它不但使我养成了严格的纪律性，而且使我更加能够吃苦，让我面对所有困难时都无所畏惧，这是我在军队很大的一个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