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环，女，1932年9月11日出生于哈尔滨。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6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军，在四野特种兵文工团任舞蹈演员。1951年至1957年在总政治部文工团任演员，1957转业到中国歌剧舞剧院。1993年离休。
参加炮四团文工团
先说个笑话吧。刚参加工作填表时，我在籍贯那一栏填上：满洲国。人家就笑我：“你还没有当够亡国奴呀？”
这么一说，就猜出来了吧？我是东北人，1932年出生在哈尔滨。填表之前的那些年，受日本人的统治，就没有把“我是中国人”几个字连起来写过。
我们哈尔滨是1946年4月解放的，那一年我才13岁，就到一家纺纱厂当了工人，就是牡丹江纺织厂，后来调到了辽阳第六纺纱厂。四年后，我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此前的1947年，还在上学的二姐参加了解放军，之后转战南北。1950年，二姐随部队回到了哈尔滨，她给我写信，说是她在四野的炮四团，如果我愿意当兵就去找她。我很兴奋，等不到月底领工资，立刻就去找二姐了。到了那里，就算参军了，时间是1950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牢，因为是党的生日，大家正在大街上扭秧歌，围观的人很多，非常热闹，我就记住了这个光荣的日子。
我去的时候，并不是征兵的时候，军装早已经发过了，二姐她们就从仓库里给我找了一套连衣裙军装，还有大盖帽。就那么一套连衣裙军装，脏了的时候，晚上洗一洗，白天接着穿。部队给战士的生活费很低，是14000元，其实就是一元四角钱，用来买草纸、肥皂、牙膏。我们吃的是什么呢？高粱米、苞米茬子，根本没有吃过大米。有人说：“东北产大米，你们还吃不上大米？”吃不上，部队的伙食不好。再说吃的菜，就是捞饭的汤，和上土豆，或是和上萝卜，往锅里一炖，撒点盐。炊事班都是湖南湖北人，按着他们的习惯，每次做菜都有辣椒。哎呀，我就不能吃辣椒，辣得眼泪直流，可是又没有别的可吃，只好硬着头皮吃。
别看过这样的生活，我一点也不感到委屈，还特别愉快。我这个人就是乐天派，从小就很乐呵，没心没肺地生活。何况，一进了部队，接受革命的教育，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应该过艰苦的生活，我很快就适应了。
参军后，我学习的起点还不低：练习芭蕾。那时候，俄罗斯文化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还建了文化馆。文化馆里有不少芭蕾舞演员，水平很高，我们就跟着人家学习，这是我的文艺启蒙。这样的时光，大约过了有一年的样子。要说吧，学舞蹈不是自己喜欢不喜欢，是部队的安排。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没有你自己选择想干吗，都是让你干吗你就干吗去。你小，跳舞去；你大，唱歌去；要不，你当演员去；要不，你学器乐去，就是这样。根本不是说我喜好什么、我爱好什么就安排什么，没有。这就是部队，有纪律约束，讲的是服从命令。
1951年，我们团到北京来了，与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合并，也就是后来成立的总政歌舞团。
参演《罗盛教》
合并那时候，我们住的条件很差，就在前门楼子那里，是一家客店。客店里没有食堂，吃饭要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是上级安排派我们到那儿吃饭。那家饭店蒸的小馒头就那么点儿，有时候还不能吃饱。那时候，大家想念在东北的日子：在哈尔滨住的是楼房，有暖气，有排练厅，还有排练场。这里，什么都没有。附近有城墙，宽敞，我们每天就在城墙上练功。时间长了，大家就想着回东北，上级当然不允许。后来，我们搬到一个部队的营房去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要去趟城里，还要等到周日大卡车拉着进城，到时候必须集合回去。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还经常下部队演出，一年要下去八九个月，全国各地都去。过年过节，更是要到基层去。条件不好，演出紧张，对我们是个锻炼，我们慢慢地适应了，还觉得为部队演出是件光荣的事情、值得骄傲的事情。当然，这里有一个过程。
就在1952年的1月，朝鲜战场出现了动人的一幕：第141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在冰河上练习投弹，四名朝鲜儿童在附近的栎沼河上滑冰，其中一个名叫崔莹的少年不慎掉入冰窟，其他三个少年手足无措，急得大哭大喊。罗盛教急匆匆赶了过去，弄明白情况后，毫不犹豫地跳入冰窟，潜水找寻崔莹。后来，罗盛教终于把落水的孩子托出水面，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52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为罗盛教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爱民模范”“特等功臣”的称号。为了宣传罗盛教的英勇事迹，总政歌舞团决定排演一个舞剧。
在这个剧中，我扮演了罗盛教营救的那个儿童崔莹。这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角色，崔莹与同伴在一起滑冰、突然落入水中、在水中苦苦挣扎、昏迷中被托举出水面等一系列画面感很强的动作都要准确地表达出来。
我那时候虽然接受了芭蕾舞的训练，但毕竟时间很短，要演好这个角色，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反复琢磨角色，一遍一遍地训练。角色是女扮男装，我小嘛，身体又软，功夫还算不错吧。就地滚的、翻跟头的，都让我弄。那个时候没有教室，练习就在地上，在院子里头，或是在个大方桌上。我做地滚的时候，胯这个地方当轴，滚的我胯骨都紫了，整个都青紫青紫的。虽然这样，我还是咬牙坚持着。
赴朝演出
这个舞蹈在国内演，还到朝鲜去演，慰问志愿军，我们舞蹈队去了15个人。这个舞剧很受欢迎，演了很多场，每次都获得热烈的掌声。金日成对我们的演出也给予称赞，还宴请了我们。
我们去的时候，仗打得很激烈，演出有一定的危险，很多时候是在地下工事临时搭起的舞台演出。那次去了两三个月，还牺牲了一个同行的记者，他是解放军报社的。那天，我们到罗盛教烈士纪念塔那里搞活动，人很多，吹拉弹唱的非常热闹，就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了，接着有敌机来轰炸。大家赶紧往附近的猫耳洞里钻，那个记者也躲进了猫耳洞，但突然又想到录像机丢在纪念塔那里了，赶紧回去拿，就被敌机扔下的炸弹炸死了。
我们到朝鲜的时候，天气很冷，给每个人发了大头鞋，棉的。我个小，鞋大，穿着不合脚，行军的时候就扛着，只穿一双胶鞋。等到我们过封锁线，开始坐车了，我就把大头鞋套在胶鞋外头了。鞋不合适，衣服也不合适，穿最小号的也是凑合。
战争年代，哪里的条件都不好，我们住得也一般。我们睡什么地儿呢？马棚，里边还有喂马的槽子。在地下铺点草，上面搁个席子。怎么睡呢？棉裤、棉袄都不敢脱，裤子脱一点，把脚缩进裤腿里。每个人只许带一条被子，连褥子都没有，就铺半边盖半边，上面盖个大雨衣。因为出气，热气都闷在雨衣里，返潮，到早上被子都潮了。
有一天，过完封锁线就黑天了，没有吃饭，一人发个大罐头。冬天呢，罐头冻得邦邦硬，要想办法弄开。没灯，天漆黑，什么都看不清，只好满地摸，摸块石头，砸那个罐头。我的手让罐头盒给划破了，不知道疼，冻的。冬天嘛，血流在那儿就结痂了。一人还发了一个馒头，也是冻的，靠手慢慢暖开了吃，舔着吃。
很晚的时候，好不容易走到一个老乡家，我们把背包都搁到炕上了，躺着休息。炕很热，没有多久身上就暖和了。这个时候，我感觉手疼了，一摸，黏黏糊糊的。我慌了，说：“谁有手电筒，给我看看。”一看，手上的皮已经翻开了，凝固的血痂化了，血慢慢往外沁着。我打开急救包，赶紧做了包扎。
在朝鲜的两三个月里，我们看到了很多负伤、牺牲的志愿军，还听到了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感到他们很勇敢，很了不起，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也就不害怕了。我那时候也就19岁，好像一下子成熟了，有胆量了，在演出时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也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提心吊胆了。难怪那些志愿军战士们常说：战争锻炼人。
要说吧，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做好了随时负伤，甚至牺牲的思想准备。我们出国的时候，每个人都体检，尤其是验血，知道是什么血型，一旦出现情况好及时抢救。我们每个人还有一个小小的急救包，也是以防万一。另外，还有一个证明自己身份的卡片，上边写着籍贯、姓名、年龄等。这个卡片，要是牺牲了就用上了，好知道往哪里报信呀！这个东西，我没有用上，要不，就不能在这里谈话了。这不是吓唬谁，到前线去，说牺牲就牺牲了。记得我们回国的时候，文工团的好多人到火车站去接，一见面，她们就抱住我们，边流泪边说：“你们回来了，都能回来，真不错！”
那时候，我们的演出还是比较多的。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连那里住了很多苏联红军，有准备参战的，也有从前线回来的，我们就到大连去慰问苏联红军。苏联人喜欢芭蕾舞，所以我们的舞蹈很受欢迎。
在那次慰问演出中，我们与战友文工团合编成一个演出队。我后来的丈夫黄伯寿在战友文工团做编导，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认识了。不过，我们都还小，没有谈恋爱，就是认识，在一块儿学习、练舞、练功。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又去了一趟朝鲜，就是和平谈判的时候。我们去的是板门店那里，也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离开文工团
1954年，我们有了出国的机会，到苏联、捷克、波兰、罗马尼亚演出，有半年的时间。那时候，实行供给制，衣服都是公家给我们做的。那件皮大衣，羊羔毛做的，很轻，也很漂亮。我们到了苏联以后，苏联人都感觉稀奇，问我们：“你们这是真的皮衣服吗？”动手摸我们的皮衣，从下一直往上摸，很仔细，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好玩！
我们那次去了200多人，仅合唱队就有100多人。在苏联的访问和演出，可以说是挺受欢迎，轰动一时，因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舞蹈，中国的芭蕾。那次活动安排得很丰富，在没有演出任务的时候，我们就向苏联红军歌舞团学习舞蹈，学他们的歌曲。
1956年，是我国的第一次大裁军，我们文工团也一样，走了一二百人，有的进工厂，有的到学校当老师，改行了。我没改行，因为我演罗盛教以后，还有了点小名气，专业能力也比较强，这为我转业后的选择提供了帮助。正好，中国歌剧院舞剧团成立没多久，他们特别需要演员，我就调到那里去了，那时候叫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
从部队下来的时候，领导就说：“你不要给部队丢脸，要听党的话，要听组织的话。”我一直记着。我就是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各方面都能严格要求自己。我到歌剧院以后，他们特欢迎我，开始叫我“小红旗、小红旗”。这么喊我，是因为我干什么都热情。我个头小，演不上主要角色，成人演不上，我就演小孩、跑龙套。那时候，主任让我干吗就干吗，特听话。我没说的，一革命、二革命、三还是革命。那个时候脑子不想别的，单纯得很，特别单纯。领导挺信任我，让我兼职做政治思想工作，我也干得挺起劲儿。
此后的一些年里，我参加了舞剧《宝莲灯》、歌剧《茶花女》的演出，还有《白蛇传》《五朵红云》等剧目的演出。在演出中，不管什么角色，我都认真地演，力争演到最好。因此，领导对我比较重视，所以1960年，我加入了共产党。
20世纪的80年代，我年龄大了，不再适合演出，就去搞教学，一直带着演员，后来就是办学员班。说老实话，我们的学员班是文化部最好的，对学生的教育是数一数二的。
后来，在我快离休的时候，领导让我办一个从社会上招生的儿童班，我愉快地答应了，办了九年。因为办得不错，出了好多人才，给我评了个优秀党员，还发了我一个奖章。一直到我70岁的时候，实在干不动了，才不干了。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宣传队，又称“怒吼剧社”。其成立于1953年，是一个设有创作室、合唱团、舞蹈团、交响乐团、舞台美术队、电视艺术中心，并拥有一座国内最好条件之一的剧院——中国剧院的大型歌舞艺术团体。
自建团以来，总政歌舞团就以歌舞的超强阵容屹立在中国歌舞演出的舞台上，《英雄们战胜大渡河》《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江山》《北京的桥》《说句心里话》《小白杨》……一首首听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都出自总政歌舞团的舞台。而经过几十年舞台的锻炼，总政歌舞团的人才辈出，一大批歌唱家和舞蹈家也从这个最优秀的军旅歌舞团涌现出来。很多歌唱家的歌声都是观众熟悉的，很多舞蹈家的身影也为观众所喜爱。他们的名字与中国歌坛、中国舞坛的发展密不可分。
总政歌舞团拥有众多的表演艺术家和艺术创作人才。多年来，经常深入军营、哨所、海防、边疆、前线，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军营和边防哨所，一面为部队为人民演出，一面向部队和人民学习汲取营养，受到广大观众和部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涌现出一大批在军内外享有盛誉的艺术家，先后在国际和全国、全军音乐和舞蹈比赛中，多次荣获金牌、夺得大奖，受到国家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