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夏阳，男，1947年3月出生于上海。1983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1968年至1969年在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任演奏员，1970年在上海交响乐团任演奏员，1971年调入空军政治部歌舞团任演奏员，1984年在空军政治部歌舞团乐队任队长，1993年至1996年在中央乐团任副团长兼副书记，2003年至2007年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2007年退休。
少小学琴入军艺
1947年3月15日我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文艺家庭，我的父亲顾翌是一位作曲家。在父亲的影响之下，我7岁便开始师从著名小提琴教育家赵子华学习小提琴。第一次学琴是父亲陪着我去的，之后他便要求我独立去上课。读小学时，下午通常没有课，身体瘦削的我便费劲地提着琴盒，一个人坐着公共汽车前往老师家上课。这也培养了我自立的能力。
刚开始时，我也不爱练琴，为此没少挨父亲的打。有一次父亲不在家，我偷懒没练琴，他晚上回来之后，就把已经睡着的我拽起来练琴，还告诫我，练不好不准睡觉。正是父亲的这种严厉，使得我的童年生活失去了很多玩耍的乐趣，却给我奠定了十分坚实的艺术基础。那时候，只要有著名的音乐家在上海开演奏会，父亲就会带我去参加，让我感受名家的风采，接受音乐的熏陶，这也是很多同龄人所无法企及的。后来考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之后，我便开始接受规范性的艺术教育。学校每周五的表演音乐会令我耳目一新，舞台表演的感觉让我从被动练琴变得慢慢喜欢上了小提琴，从那以后我开始一心一意地学习小提琴的演奏。
参军！这是当时所有男孩子心头的梦想。15岁那年，正处于叛逆期的我十分想逃离父母的严格管束，再加之对解放军无限的向往，我背着家里偷偷跑到了上海的招兵办公室申请当兵，谎称自己已经18岁，一定要当兵。人家不收，我就待在那里不走，从上午一直待到下午。负责接待我的领导同志无奈之下给我父亲打电话说明了情况，父亲大发雷霆，赶去怒斥了我一顿，把我拖了回去。
我的父亲其实对我也是非常关爱的，他知道我的性格，一旦认准了就不会罢休。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也是一名军人，也有部队情结的。所以在参军一事上，并不太反对，只是他更希望我走艺术道路罢了。
刚好那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招生。父亲便让我上了军艺，既可以圆我的军营梦，也是遂了他想让我继续学习艺术的心意。但此时，我们学校又不放了，说我还没毕业，年龄还小云云。无奈之下，我父亲找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丁善德院长好一顿央求，最后他们才同意我去北京读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这样，1962年，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军装。
刚到北京，我心情是有点失落的。那时的北京远没有上海繁华。我在上海的时候喜欢做飞机模型，而在北京我到处也买不到做模型的材料，心里十分失望。但是那时北京的天空湛蓝明净，非常漂亮，总让我心旷神怡。而且小小年纪的我便穿上了军装，这令我也感到无比欣慰。
部队纪律严明，我们在军校也是如此。每周会有4个小时的军训课程，这样的训练不仅锻炼了我坚强的体质，而且也使我养成了很多优良的品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我练琴非常刻苦，并且一心想当一个演奏家。说来也怪，在家被父亲逼着练琴，到了北京，反倒自己给自己练琴提要求。那时我每天一口气练5个小时都不觉得累，还自己花钱到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学习作曲。从小我有个习惯，不懂的事情，怎么也要弄个明白。而学习作曲的基础，让我日后在编曲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中央民族乐团期间，在促成许多西洋作品改编为民族乐器演奏上做了许多成功的尝试。后来学校还成立了乐队，我担任首席。
1965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清华大学去往北京延庆开展此次活动。到了那里我们打着“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旗帜，实则当年我被分在一个小队里，一直做着老百姓的工作。18岁不到的年纪，在百姓的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我跟当地的老百姓整日同吃同住同劳动。稀里糊涂地过完“四清”，回到学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学校生活一下子紊乱了。到1966年，我该毕业了，结果工作分配也被耽搁了下来。
一直等到1968年才又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了成都军区文工团。当时感觉成都特别偏僻，从北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才到达，赶到的时候已经筋疲力竭了。成都军区文工团生活条件远没有北京好，但唯一让我有些欣慰的是，那里很多乐器都是非常优质的。那是国民党重庆政府遗留下来的，弹奏出来音乐格外动听，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我与当时一起到成都军区的同学慢慢成立了一个演奏队。闲暇时，我会拿起小提琴，在空旷的野外，给几万名战士和老百姓演奏曲目。那种自然纯朴的情感是我之后在各个高级剧场中演奏，再也没有找回过的一种感觉。
南涧“支左”审罪犯
在成都军区54军锻炼了一段时间后，同年碰巧部队调防要前往云南。我与几位同去的战士对此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且同上级领导态度非常强硬，我们四个字：“坚决不去”！但身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最后没办法我们也只能同去。而被迫上车以后，发现部队居然没有为我们准备干粮，一气之下我们就在车上偷了干粮。那时部队好像并没有人管束我们，但又感觉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于是我们拿了一箱饼留给自己吃。最后我们到达了云南的弥渡县，并驻扎在那里。那里距离缅甸13公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小溪里洗衣服从来不用放肥皂，米饭好吃到不用吃菜就可以迅速吃光。所以那里地方虽小，却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后来传言中缅要有战事，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就被疏散，离开了弥渡，到了南涧县。此后不久，我又被安排了“支左”的任务，一个人到一个公社，支持当地的左派群众组织。
“野桂香满溪，石莎寒覆水。爱此南涧头，终日潺湲里。”在南涧“支左”时，我住在当地农村的公社里。平常带领大家进行思想学习，并且会举办一些符合大政方针的活动，同时也会了解一下那里的历史，揪出一些思想不端正或者有过作奸犯科的人。在那里是我第一次与毒品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当时动员老百姓谁家有大烟就如数上缴，云南种植大烟的数量惊人，面临如此之多的上缴上来的大烟，我觉得非常可怕。尽管当地群众会大肆宣扬大烟的功效，但我知道大烟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一天，我接到群众举报，说这里住着的一个人曾经杀害过两名大学生，而且还有确实证据。当时我手中有一把部队发放的冲锋枪，有36发子弹，虽然有一次实在手痒在水库里打野鸡打掉了十几发子弹，但用它来壮胆也足够了。
我了解情况后，就召集一些民兵，并将那人叫来开始审讯。那人一来，我把枪在桌子上一放，他就立刻交代了杀人的来龙去脉。那时候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更不用说法制十分不健全。我想这个案件时隔多年，当地局势也十分动乱，只要他认罪态度好，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就将此事记录下来上报，当时只对他批评教育一番便让其回家，等上级组织的处理决定。
不料晚上十点钟，他们村里给我来电话说，那人上吊自杀了，并且一定要我现场查看，以确认他是畏罪自杀。一开始我是有些发怵的，到那个村还有十几里的山路，中间还有一片乱坟岗子，想想怪瘆人的。但转念一想，我是解放军啊，怕什么。于是又叫了一名当地的民兵带路，我们两个打着手电去看现场。
当地人住的都是木阁楼，底下一层住人，上面一层一般是存储粮食。那人就是在二楼楼门口上吊的。我也是壮着胆子，拿着灯，踩着吱吱呀呀的楼梯，最终站在楼梯口、打量那一个上吊的死人。
他的死相特别难看，虽然不像很多人说的伸着舌头，眼珠暴起等等，但脸色淤黑，全身僵硬，十分骇人。我看了得有四五分钟，把死状都记录了下来。然后转身下楼，让两个人去把他取下来，料理后事。谁知两人上去不久，只听咚的一声，接着两人骇然地大叫起来。大家连忙跑上阁楼一看，也都是一阵头皮发麻。原来那个人被解下来以后，尸体僵硬，直戳戳站在了地上，没有倒，景象让人心里莫名地害怕。
从那回来后我彻夜未眠，心想我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也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禁一阵阵喟然。
二次参军入空政
“支左”一年后，我接到上级命令回到了成都军区，回去之后我便坚决要求转业。尽管部队多次挽留，我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因为我觉得那样的军旅生活，已经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了。但脱下军装的那一刻，那种恋恋不舍的军情却又油然而生。
1970年我转业，怅然回到上海。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拉小提琴会被人称作是“走资派”。所以我放弃了继续从事文艺工作的念头，就到了上海客车制造厂，做了一名钳工。那段时间自己和家人都非常不习惯，尤其是母亲，看到我从穿军装到一身整天脏兮兮的工作服，她非常不理解。
这样无奈的生活过了三个多月。上海交响乐团排练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一些同学也参与其中。偶然的机会，一个同学了解到我在客车制造厂工作，大为吃惊，对我说：“你跑工厂干什么，琴拉那么好，浪费啊，来来来，到乐团排练吧。”便将我介绍给了交响乐团，排练样板戏。我也算是重回到了文艺的道路上。
此后不久，又到了招兵的时节，成都军区和空政文工团都来上海招兵。我对军旅的热爱之情又不可抑制地浓烈起来。成都军区的首长来上海时，主动找我让我重归部队。我大为心动，但回成都却是不想了，因为在成都军区的日子，让我觉得十分乏味。
后来我的同学将我的情况介绍给了空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的副团长吴正亚得知后，专门到我家听了我的小提琴演奏，当即决定让我进入空政文工团。我明白自己与小提琴、与音乐分不开的情缘，与军队更是如此。小提琴放下又拿起，军装脱下又穿起。就这样，在1971年，我二次参军入伍，到空政文工团，做了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师。在空政文工团，我每年都参与慰问演出，也算是走遍了大江南北。如此又是15年。
1986年，文化部艺术局准备成立一个音乐舞蹈处，到处打听这方面的人才。经人推荐介绍，找到了我。经过多方协议，很快办完手续，我又转业了。
回首往事，20多年的部队生活，给我了很大的锻炼。在部队，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开始训练，一点都耽误不得。这一点给我很大影响。我之后虽然离开了军旅，但也养成了守时的习惯。总是提前安排好各种事情，准时到场，不会拖拖拉拉，影响别人的时间和工作。而且部队磨炼了我坚强的意志，让我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勇敢地直面困难，去克服它，去解决它，不会被它吓倒。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成都战旗文工团
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于2004年7月1日由成都军区政治部原文艺创作室和原战旗歌舞团、话剧团、杂技团、电视艺术中心并改而成。其前身团队大多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和演出了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北京的金山上》《阿佤人民唱新歌》、舞蹈《飞夺泸定桥》等优秀作品。新时期以来，创作和演出了长篇小说《英雄时代》、报告文学《赤子之心》《黎鳌》、诗集《杨星火诗选》、大型歌剧《凉山结盟》、大型歌舞《西藏之光》、大型话剧《结伴同行》《空港故事》《我在天堂等你》《生命高度》、音乐剧《太阳花》、舞蹈《春潮》《珠穆朗玛》《醉青稞》《扎西德勒》、电视连续剧《突出重围》、电视剧《军中最后一个马帮》《我们的兵站》、小品《丛林哨位》《风雪高原情》《月光·草地》等、杂技《灯上芭蕾》《阿细跳月》《双人双秋千》《单手顶》等、油画《彝海结盟》《洪水中救出的小女孩》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军旅文艺家：阎树田、科会、谢忆生、杨正仁、蒋才如、雍西、艾轩、刘晓庆、李文启、柳建伟、裘山山、舒崇福、杨景民、李西宁、范和平、郭瓦加毛吉、董怀义、贺德华、苏冬梅、徐燕、赵亮、陈丽娟、小曾等，为保卫西南边疆，促进国家和军队各个历史时期的建设立下了丰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1950年3月，空军政治部宣传队与东北老航校宣传队、辽东军区政治部宣传大队、四野后勤部六分部宣传队、胶东文化协会文工团在吉林长春进行合编，组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1955年，西南军区文工团整建制并入空政文工团。1958年，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撤销，沈空、广空、南空文工团并入空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此时500余人，下设歌舞团、歌剧团、话剧团和军乐团。
空政文工团曾创作和演出了歌舞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江姐》《忆娘》《雪域风云》《长山火海》《伤逝》、大型现代舞剧《红梅赞》等，以及多部电视剧、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歌曲《为了谁》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剧（节）目。现设有创作室、电视艺术中心、声乐队、舞蹈队、器乐队、曲艺队、舞美队，并拥有一流的对外演出场所——蓝天剧院。其还曾先后赴欧、亚、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进世界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做出了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