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崇侠，男，1932年4月出生于河北。1949年8月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戏剧队任演员。1969年8月复员回京，在邮电科学研究院当工人，1978年10月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当演员。1992年离休。
1932年4月我出生在北京，祖籍河北高阳。我的父亲像很多民国年间的青年一样，十分崇尚古代侠客，所以就给我取名为崇侠。
虽然名字中蕴含着尚武的精神，但我少年时却与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初中时期，学校里有几位老师，是来自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的复员队员。他们给了我艺术上的启蒙，教会了我一些戏剧音乐上的基础知识。
然而，14岁时我的父亲得了非常严重的盲肠炎，已危及生命，为了治病，家中生活变得异常困难起来。于是我辍学去了一家布线店做童工学徒。旧社会的学徒，特别是童工，像童养媳一样，烧火做饭，服务资本家的生活。而且在这期间是没有一分钱工资的，即使病了也得自己看。这样悲惨的工作，我做了两年。也正是这两年的童工生活，让我真切体会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做主人的感觉。由此，我心中对共产党产生了一种朴素的向往之情，这也是我参军最大的动力。
报名参军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带着歌剧《刘胡兰》和话剧《九股山英雄》代表解放区前来北京参加第一届文学艺术代表大会，两出戏在各大部队演了几场后，反响非常热烈。文代会结束后贺龙决定扩大战斗剧社的规模，吸收更多新鲜血液。于是当年战斗剧社打出西北文艺工作团的旗号，在《人民日报》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打了一个广告，意要在北京招收500名学员。上面说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而且需要前往新疆、青藏等边远地区执行任务。
这个广告里暗藏着“埋伏”。首先，不说是战斗剧社招人，因为战斗剧社太出名了。其次过分夸大工作的艰苦程度，就是要考验报名参军者的革命意志是否坚定。当时这一招的确吓退了一部分人，但由于我对部队的无限向往，面对广告中所说的艰苦条件，毫无畏惧，就背着父母偷偷地报名参加了“战斗剧社”的考试。
当时战斗剧社按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和舞蹈五个专业招收新成员，我参加的是戏剧专业的考试。1947年7月27号，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去参加了考试。谁知道这考试竟然有七项！
第一项是政治测试，主要是问“四大野战军的司令员分别是谁？”“我们现在国内有几个解放区，各叫什么名称？”这样的时事形势问题。由于以前音乐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些知识，所以我回答起来倒也很流畅。
第二项是歌唱部分，我唱了一首由苏联歌曲改编的《你是灯塔》。“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这首歌曲是用苏联歌曲的旋律填的词，所以曲调很优美，考官老师听后也表现出非常满意的神情。
第三项则需要我念一段报纸来证明我口音是否标准，我是北京人，普通话当然没问题。第四项是要求声情并茂地念一段台词，我选取了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自杀时的选段，效果也不错。
第五项是体检，我的身体没问题。第六项是表演测试，当时的考官高保成为我设定了一个情形，他要求我表演一位患有严重肺病的人早上起床时的情形。我略加思索后，便表现出一副软弱无力，非常疲乏的样子来，拖着那疲惫的身躯走到了窗边，然后慢慢地将之打开，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当时我能想象的最佳表演方式也只能止于此了，但表演也十分真实生动，所以也过了关。
最后一项，后来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的严奇洲同志对我面试。他再一次强调了入伍后生活条件如何艰辛，可能还要到一些未解放的偏远地区，还会面临生命危险等等。但我参军之心坚定，依然表示一定要入伍。
七项考试结束，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但仍然还存着几分忐忑，在等结果。一直到8月3号，我接到了录取通知，在国民饭店正式报到，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少时的梦想。
说起参军，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当时招兵报名要求必须要18岁以上。但1949年时，我才17岁，所以报名的时候我谎报了年龄，说已经18岁了。这件事一直惴惴不安地藏在心里，怕受处分，也不敢向组织讲明。一直到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部队为了根除亲美恐美思想，开展了民主运动，要求大家都要坦白自己的错误，我便趁此时机将谎报年龄这件事情坦白了出来，心里的这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
进发西安
临近10月的时候，北京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各地的政协代表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北京。当时北京的招待能力十分有限，战斗剧社需要给政协代表腾地方，因此1949年9月28号我们动身离开北京，向着西安进发了。
由于平津战役刚刚结束，北京至汉口的铁路没有来得及修复，所以我们只好坐着闷罐车借道天津、德州辗转进入了石家庄，然后再转向山西。也就是在闷罐车里，我们学唱了刚给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山西原是阎锡山管辖的“独立王国”，这里的铁路多是窄轨，火车到达山西地界后再也开不进去了。而且当年太原、临汾战役对铁路造成的破坏也很大，我们只好徒步前进。山西多土丘高坡，当时天又下起了大雨，路上一走一出溜，十分泥泞难行。
我们便是在这样的行进路上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我们通过小收音机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为此战斗剧社放了一天假，杀猪打牙祭（会餐），晚上还开了篝火联欢晚会，许多同志兴奋得一夜没睡……到达临汾后，我们在临汾中学修整了一段时间，又继续上路了。
到达西安后，我们住到了西安大旅社。这时我才给家里去了一封信，说我参军了。当时由于全国并没有完全解放，有传言说我们当兵还要到前线打仗的。家里怕我有危险，所以坚决反对我参军。得知我偷偷入伍之后，父亲直接从北京跑到西安，在西安大旅社寻到我，说是在家给我说了媳妇，要拉我回家成亲。我硬着头皮，坚决不回去，这样走了岂不是当了逃兵？后来我找来剧社的领导给我父亲好一通做工作，父亲才接受了我入伍的事实。最后跟我在西安大旅社照了一张纪念相片，才返回家中。
那时候，部队实行供给制，也就是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尽量做到官兵平等。夏季军装每年发两套，棉衣两年发一套，饭菜、鞋帽，以及女同志的生活必需品部队都会按时发放。这种制度一直坚持到1956年部队三大制度改革，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工资，不过当时叫薪金，就是生活费的意思。当时我已是连级干部，每月工资66元钱。
随军南下
到西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还要进军西南，只是当时“战斗剧社”改为了西北军区战斗剧社。有一次贺龙作报告，以动员大家积极参加成都战役，追踪胡宗南，解放整个四川。我们才知道西安并不是我们行军的终点，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反而更像是一个起点。
一野和二野合力解放西南，我们跟随一野周士第的十八兵团准备通过穿越秦岭到达成都。战斗剧社当时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多为年轻力壮的战士，年纪小的和年迈体弱的则被分在了第二梯队，我理所应当地被分在了第一梯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已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进军西南十分顺利，一天之内能迅速行军七八十里地。晚上走到哪里睡在哪里，即使有农舍，也通常会为了照顾女生而让给她们来住，我们则通常睡在牛圈或者柴火堆里，甚至农村中那些为死人准备的棺材，我也能面不改色地躺进去睡觉，棺材里暖和平整，而且棺材盖上还能再睡一人。
我们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行路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翻越秦岭进军四川走的路，便是所谓的蜀道。很多道路就在悬崖峭壁上曲折盘旋。古代先民在峭壁之上人工钻凿出一定大小的孔洞，然后拿石条或木方插在孔中铺成栈道，我们便是在这样的栈道上举步维艰地行军。这一路上我做的最多的是鼓动宣传工作，刷标语、数快板、演小歌舞剧，有时也会抬担架，帮助医务人员。
过了剑门关，很快便到了成都平原。我们是1950年初到的成都，很快全四川都解放了，我们便协助地方政府接收文化单位，包括剧团、影剧院和电影的审查机关。
到8月过后，原来的一野和二野合并成立西南军区，贺龙同志任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委。而我所在的西北军区政治部战斗剧社，也变成了西南军区政治部战斗剧社。于是成立的西南军区发来调令，将我们调到了重庆。战斗剧社当时已经派人在浮图关山上建了房子，我们到重庆后，便直奔浮图关了。在浮图关，贺老总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住在山腰，我们住在山顶。那时贺老总对我们战斗剧社特别关心，他常说战斗剧社、战斗篮球队、京剧队是我们部队的三宝。
1952年5月我被调到重庆公安文工团，那时提倡学习苏联红旗歌舞团，要求文工团“一专三会八能”，我的专业是话剧，会唱歌跳舞和拉二胡，像贴标语、墙上写字、数快板、编写鼓动资料、根据好人好事编排节目等工作，都能做得很好。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1955年，中央进行军制改革，撤销了大军区，西南军区不存在了，战斗文工团也不存在了。贺龙同志建议将“战斗”这个名字赠与了兰州军区，有点“物归原主”的感觉。而原来战斗剧社的人被分到了各个地方。当时昆明军区有一个话剧队成立急需人才，我便被调了去。这个话剧队，就是后来的国防话剧团。
离家是越来越远了。不过万里云南的气候非常宜人，冬暖夏凉，让人感觉很舒服。
边疆演出轶事
在昆明的那段时间，每年都会有半年的时间需要下边疆演出。部队到达边疆之后便开始盖军营和宿舍，原先都住在帐篷或老乡家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战士们自己烧砖、烧瓦、伐木，忙得不亦乐乎。团及团以上机关，除了官兵宿舍之外都会加盖一个礼堂，这样极大地方便了我们话剧的演出。而团级以下机关，大都位于很远的边疆，我们往往需要跋山涉水才能到达。
在边疆演出没有固定地点，而且个别哨所只有十几个人，尽管如此大家也会同样热情地演出，没条件也会创造条件。在那里我们只能演一些小节目，说段相声、唱段京剧、来个小合唱等等。有时也会就地取材，根据当地部队里的先进事迹，用数来宝或者快板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受战士们的欢迎。
而我一开始演出话剧没有一点基础，后来通过在部队不断地学习和演出，表演各种角色，几年的摸爬滚打后总算有了一定的演技。但我真正承担主要角色还是在昆明话剧团时。苏联专家列斯里到中国来开办了表演训练班和导演训练班，开始传播史坦尼夫拉斯斯基的表演体系，由此我才真正的按照体系来表演了。开始角色分析，开始在舞台上与人物之间交流，摆脱了以前只会跟着老演员学习的老一套表演模式，真正懂得了分析角色，强调在内心体验的基础之上施展更好的外在表现。
但话剧是一种集体艺术，也是一种现场与观众交流的艺术形式，误场、措辞出错和笑场也是常有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演出我们团创作的一部名叫《勐垅纱》的话剧，在这个故事中我饰演一名要到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群众的战士，到了寨子之后老百姓听国民党残匪对我们的恶意歪曲后便不敢出来。我的台词原本是“我们不是和其他人一样，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吗？”结果我却说成了“我们不是和其他人一样，两个鼻子，一个眼睛吗？”意识到错误后急忙改正，说成了“一个眼睛，两个鼻子”，当时就让其他的演员也笑场了。那是一次没有经验的演出事故，下场后我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气得自己哭了起来。以后我总是怕演出出了什么差错，以至于到退休后，还经常做梦梦到话剧快开演了，我却还堵在路上不能到达剧场，那种焦急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
1962年，蒋介石叫嚣着反攻大陆。而在中缅边境一带很多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时常会来骚扰边境，导致边境局势非常紧张。当时云南边境走私鸦片生意猖獗，军队一边要防止敌人的骚扰，一边还要打击毒贩，经常保持警备状态。我们虽然不是作战部队，但也还是要进行慰问演出的。为防止敌人入侵，我们每个人都配有枪支。来往途中虽然没有遇到过敌顽的袭击，却常常会遇见大象、老虎等野生动物，而且夜里我们常会听到像打锣般的虎啸，听起来让我们心惊肉跳，那是老虎晚上在发虎威呢。有一天晚上野外宿营，我忘了把牙膏收到帐篷里。第二天早上一看，牙膏被挤得满地都是。原来是猴群经过时，调皮的猴子觉得好玩给挤的。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战友之间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大家都比较单纯，处处都会相互照顾。但后来到了“文革”，一切都变了，部队中分化成了两个派别，一个炮派，一个“八派”，昆明军区和省军区各支持一派，相互争斗不休。这导致战友关系紧张起来，大家互相猜疑，毫无信任可言。而且“文革”期间文艺演出基本停滞，只有八个样板戏在流行，让我十分不适应。
1969年，国防部宣布裁军100万，文工团首当其冲。我看形势如此，又赶上我的母亲得了癌症，作为家中独子想尽快回去照看。所以我便主动申请复员，当时部队还对我进行了表扬。
1969年8月我复员回到了北京，结束了20年的军营生活。在部队的20年间充分奠定了我的革命道路和文艺道路，是部队让我得以与话剧结缘，并为之奋斗了一生。同时部队也奠定了我政治思想的基础，让我下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对党的信念恒久不变。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国防文工团
国防文工团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937年10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先遣队。该队在1940年改编为决死一纵队宣传队，即燎原剧社。1945年10月，随部队改编成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宣传队，之后又称四纵队文工队、文工团。1949年2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文工团。1950年3月，改为云南军区文工团。1955年，昆明军区组建后，在云南军区文工团基础上组建了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该团又称国防文工团，由国防话剧团、国防歌舞团、国防杂技团组成。1983年，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国防文工团亦被撤销。
其中国防话剧团，最初称话剧队，1964年称昆明军区话剧团，1970年又被分散到昆明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5年又恢复称昆明军区话剧团。近30年的时间中，该话剧团共排演话剧100多出，如《战线南移》《甲午海战》《报春花》等优秀剧目，自编自演了《第二次攻击》《关键》《遥远的勐垅沙》等剧目，并多年来深入边防哨所、前沿阵地为指战员和边疆各族人民演出，足迹遍及云贵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