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女，1946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200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1965年至1969年在兰州军区话剧团任演员，1979年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1999年退休，国家一级演员。
我是山东济南人，1945年生。我的父亲是一位老中医，母亲也是一位医生，但她一生酷爱京剧艺术，是一名京剧票友。小时候家里日子很苦，我是跟着姥姥长大的。我的一个舅舅跟随我父亲学医，闲暇之时就教我读书识字。于是我一上学基础就很扎实，连续跳了两级，基本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读的。所以16岁就高中毕业了，比一般孩子都早些。
考上军艺
受母亲影响，我从小就爱好艺术。1961年高中毕业那年，听说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在北京联合招生，我便和几个同学风风火火地进京，参加考试。
在招生现场，我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女兵们穿着漂亮的军装，飒爽英姿穿梭在人群中，十分引人注目，让人羡慕。我之前也对解放军充满了感激和崇敬，而这些充满魅力的身影更加深了我对军绿的向往。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在志愿表上“第一志愿”一栏，填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在参加军艺考试的时候，老师出了一个即兴表演小品，叫做《放风筝》。经过片刻思考，我做了个无实物表演：踮起脚从高处取下风筝，双手轻轻拖着两边，然后“噗”地吹了一下上面的尘土，然后连忙闭眼扭头，把风筝挪向身体另一侧，像是被尘土迷了眼睛。稍定时，然后开门，看天气好，出门决定去放风筝。这一系列的表演十分细腻生动，表演的时候我用余光瞟过各位老师，发现他们都不住地点头微笑，心中便轻松了许多。最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军艺戏剧系，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进入军艺的第一堂课，老师就教导我们：“要演戏，先做人。进军艺，要先做好一名军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军事化管理，严格军言风纪，叠被子、打背包等，不能有丝毫马虎。为了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儿，起床后就听见大家都在拍被子。后来想了窍门：偷偷找了一块木板撑在被子里，让它看起来更加方正。
同所有新兵一样，我们最怕紧急集合。晚上十点熄灯睡觉，夜里两点左右睡得最香的时候，忽然一阵紧急集合的哨声把我们惊醒。按实战要求，紧急集合不准开灯，就摸黑穿衣服、叠被子、打背包。慌慌张张收拾一通，赶紧跑出来集合。出来一看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有衣服穿反的，有穿一只袜子的，有背包没打好被子掉出来的……一个个狼狈不堪，自己都不好意思。后来经过不断训练，逐渐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东西有规律地放在固定地方，背包也打熟练了，紧急集合才像回事儿了。军队锻炼人就在能够通过集体的训练，把个人不好的习惯都给改掉。
浓情厚意如亲人
刚入军校的我们，还像孩子一样，冬天打雪仗，夏天游泳，大家同吃同住同训练，亲密得像一家人，那种浓厚的感情，至今难忘。
当时我们国家正值困难时期，生活十分艰难。蔬菜就是白菜萝卜，主食是窝窝头。窝头这东西，凉了之后都啃不动，不热一下难以下咽。
有天晚上，我同学也是我闺蜜岳宜敏忽然趴到我耳边说：“一会儿熄灯后，我们去烤窝头吃吧，我有点饿。”当时我也肚子咕咕叫：“好啊，去哪里？”宿舍显然不行的。她说：“去教学楼吧，那里没人，到排练教室去。”于是熄灯后我们俩偷偷溜到排练教室，掀开炉子上的火，开始烤起来。三更半夜，怕被人看见，当时岳宜敏是我们班管服装的，我俩就找来了一条戏里匪兵的裤子包住灯泡。我们只顾吃得香甜，等吃完一看，呀！裤子给烤糊了！怎么办？一下子我俩慌了神儿，还是岳宜敏聪明，想了个招。第二天她对老师说，她在熨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给熨糊了。老师也没太注意，就搪塞过去了。这以后我们俩更像亲姐妹了，有什么秘密都藏不住，都要第一时间告诉对方分享。
学院后来搬到了现在的魏公村，从此有了自己的校园。校园很大，到处种满了果树。一到夏天，果实累累，像来到一处果园，不禁让人眼馋。刚开始，我们拿着洗脸盆去捡风吹掉落地下的果子。等地上的捡完了，就去摘树上的，反正学校管得也不严。但不久后学校有了规定：摘一个果，罚5元。大家就不敢再去摘了。
在果园的间隙中，还有一些菜地。种的黄瓜、西红柿等也成熟了。一天晚上，我们演出完回来，几个女同学就偷偷溜进菜地。刚准备动手摘西红柿，忽然发现那一边影影绰绰有几个人影，我们吓得蹲在地里不敢出声。心想别是老师吧？正在担心害怕的时候，一个女同学忽然“扑哧”笑了，也吓了那边的人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们班的几个男生，他们也是来偷摘西红柿的。两拨人汇合在一起，笑了好一会儿。每人摘了几个西红柿或者拽了几根黄瓜，逃也似的跑回宿舍。
其实当时的西红柿很便宜，才两毛钱一斤，到地里偷摘也只是因为好玩。那时我们按照战士的标准发补助。有了钱我们轮流去买像西红柿、桃、苹果等等，这些好吃的蔬果，一买就买一大兜子提溜回来，大家一起吃。如果哪个人回家了，也会从家里带回些好吃的土特产，让我们饱一顿口福。
有时食堂吃饺子包不过来，就让每个班领了馅、面回去自己包。那气氛才热闹呢。包的啥模样都有，大家乐得合不上嘴，这种热烈的气氛比吃饺子还享受呢！我们生活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虽不是来自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不是亲兄弟姐妹，胜似亲兄弟姐妹！
不服输的性格
开始军艺没有游泳池，后来修建时，正赶上我们毕业演出，那就演完回来参加夜战。推小车、拉沙土、和泥，干得热火朝天，谁也不娇气，都不甘落后。我更是要强的性格，男生不让女生推车，我得抢着推；别人给装满了，我一定让多撂上几锹才罢休。
部队文艺工作者是一定要下连队演出和体验生活的。一次我们班到部队演《煤店新工人》，布景中有个大平台，要不停地跑上跑下。我一不小心把脚给扭伤了，肿起个大包。大家立刻紧张起来，问伤得怎么样，还能不能演？当时戏还在进行中，我不能影响整个戏的演出，否则对不起台下那么多战士。我咬牙说：“能演！”于是战友们就在背后托着把我送上场。说来也怪，一上场注意力在戏中，竟然感觉不到疼了，像没事儿人一样，顺利地完成了演出任务。演出结束后，脱鞋一看，整个脚都肿起来了。指导员赶紧让人送我到卫生队进行处理，并且开了假条让我卧床休息。
下连队是要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第二天的任务是下地割麦子，大家集合出发了，却把脚受伤的我撇到连队了。我不甘心，就找了一根树枝当拐杖，一瘸一拐地追到地里。指导员一看见就急了，“让你休息，就好好休息，跑来干啥！”然后不由分说派了一名战士，把我背回了营地。我很无奈，不能再去了，再去给别人找麻烦啦。但别人都在地里流汗，我却在家里休息，还是不甘心，怎么办呢？我找来一些旧报纸，抄写军歌。然后召集留在连队的战士，教他们唱歌。战士们可高兴啦！
等他们劳动回来，指导员见状，无奈地说：“你呀你，跟休息有仇是吧！”又对旁边人说：“这才是我们部队的文艺兵，好样的。”年终评比，他们还给我评了一个“硬骨头标兵”。没想到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想以后更应该好好地为战士服务。
学习雷锋有行动
1963年，全国上下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雷锋同志那种公而忘私帮助别人、奋不顾身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我想自己也是个解放军战士，也应学习雷锋奉献自己、帮助别人。
一个周末，北京的同学都回家了，还有的上街玩儿了。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把所有女同学的床单以及排练室的窗帘等，收集在一起，统统都给洗了。一共有12大件，洗了一整天。她们晚上回来又是感激又是心疼，说：“小华，你真是的，洗了这么多！累不累？”并赶紧从书包里拿出糖果，“来来，快吃，我从家里带来的。好好休息休息……”虽然累了一天，但心里还是挺满足，像她们给的糖一样甜。
1964年夏天，大三上完了。放暑假前，我就开始盘算。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了，明年毕业就参加工作，以后再也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怎么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呢？还是学雷锋做好事去吧！于是我给家里写信说，暑假不回家了，要去进行社会实践。然后我和另一女同学联系到街口百货商场，义务帮助售货员卖儿童玩具。
平时老师也鼓励我们多去社会上观察，体验生活，对演戏有好处。因为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当售货员，也算是体验基层群众的生活。每天忙忙碌碌，接触很多人，而且要尽量让每个顾客都满意，十分考验我们的服务态度和交流技巧。虽然牺牲一个暑假，但收获颇丰，也是值得的。后来百货公司还给学校写了感谢信，表扬了我们。
刻苦学习得真经
在军艺上学期间，我被评为五好学员。首先要学习好，我在学习上还是很刻苦努力的。譬如台词课，我普通话不太好，从小到大的山东口音，有的字发音不准，比如“月”字，我总是读成山东音“yuo”。老师多次给纠正，同学也帮助，自己也下功夫多读报纸、读小说，不停地练习读音，终于纠正过来了。最终台词课也达到了满分即5分。
在表演方面，老师们悉心传授表演技能，从表演的基本功——三要素开始，一步步引导，走向人物的创造、性格的创造，最后完成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这为我们未来的舞台表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排演《青年近卫军》时，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是一部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红军与德国希特勒斗争的故事。我扮演地下红军柳芭。有一场戏是红军地下党瓦里柯叔叔被德国军官追捕，到柳芭家被藏匿起来。两个德国军官闯进来搜查时，勇敢机智的柳芭假扮演员拿起吉他又唱又跳地调笑，引诱德国军官，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以达到掩护瓦里柯的目的。在演出时，我的一只长筒袜不知怎么回事儿，突然滑落下来。我心里一下子就慌神了，但戏又不能中断。后来趁两个军官交流之时，我瞅着观众注意力不在我这里，连忙跑到舞台后侧，把袜子提上去，然后又迅速回到剧中。
演出结束后，导演老师跟我讲：“演出出现意外是难免的，要根据人物性格和所处的环境补救。袜子掉了，跑到台后边提起来，这不是柳芭，而是你演员本人。如果是柳芭应该怎么办？可以直接当着德国鬼子面，把脚蹬在椅子上或者桌子上，大大方方把袜子提上去。这是柳芭的性格。”我听了之后，大受启发。原来戏可以这样演！在舞台上时时刻刻是人物在行动，她的一招一式却体现了这一人物的性格。反过来也就是按照人物的性格去设计内心及外部动作。
还有一次，我们演曹禺先生得剧本《家》“鸣凤跳湖”一场戏，我演鸣凤。夜晚三少爷觉慧在窗子里面写东西，鸣凤来找他，想做最后的诀别。因天明后她将被主人送给冯东山老头子当小妾，她不愿将心里的凄苦告诉三少爷，此时她已下决心以死抗争。但觉慧却以为鸣凤没什么大事情，只是安慰她说要写的东西比较紧急，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殊不知她已经没有明天了！我演到此处时，泪流不止，我为鸣凤遭遇的这种生离死别而痛苦。
一下场，导演冯婉莹老师对我说：“你能体会到鸣凤的情感，演得很动情，这很好。但是要注意当时的情景，鸣凤是要瞒着三少爷的，不愿把痛苦加在她爱的人身上。如果哭个不停，就不能体现鸣凤欲语还休的矛盾心理了，而且三少爷肯定会觉察的。所以你这样是演员本身的感情和意志替代了角色的感情和意志。有深度的表演应该是含蓄的表演。当一个人极度痛苦时，表情是木然的，眼睛可以含着泪水，但不能流下来。实际上越含蓄，越能打动人心。”老师这一席话，我十分受教，使我明白了表演的基本规律，让我在以后几十年的演戏生涯中汲取了营养，提高了我对角色的塑造能力。
踏入社会
1965年，我毕业了。当时正值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的四个小戏来北京汇演，效果很好。总政治部肖华主任上台接见，对他们的精彩演出大加赞赏。借此机会，他们向首长提出在军艺毕业生中给他们几个青年主力。就这样，我和两个男同学去了兰州军区文工团。当时有一首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儿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这是我们最真实的写照。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偏远地区锻炼锻炼，广阔天地里闯一闯，就是我的心愿。
不过真正要和同窗的兄弟姐妹分开时，伤心的泪怎么也止不住。同学们边安慰边帮我把行李准备好，一直把我送上火车。一男同学跑过来捂着口袋说：“小华，你别哭了。你看我这儿是什么，咱可说好，你不准再哭啦……”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我最爱吃的山里红，献宝一样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拿过山里红，看着就像大哥哥一样的同学，泪水更加止不住了。就这样，我揣着一包山里红，带着同学们浓浓的情意和嘱托，离开北京，赶去兰州工作了。
到达兰州时，正赶上团里都下去搞“四清”运动了。话剧队的同事战友的面都没见呢，我也被安排先下去搞“四清”了。
在“四清”中，不论是安排我在寒风凛冽的冬天骑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监狱里提审犯人录口供，还是在忆苦思甜展览会上当讲解员，我都尽力克服了一切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领导很满意，我在搞“四清”中的表现还被登上了《甘肃人民报》加以表扬。
“四清”结束之后，回到团里，排演了四个小戏。我参加了《一领席》的排演。之后又排了一个节目叫《贫农念亲人》（当时正宣传焦裕禄事迹，北京也在演这个节目），人物是一个老汉和他的女儿两人以说唱的形式歌颂怀念焦裕禄。我们的演出很成功，被选中安排去中苏边境给前沿部队巡演，也获得了边防战士的交口称赞。
从边境回来之后，“文革”开始了。在“文革”期间，配合政治形势，我参加了团里以各种形式演出的剧目。
我印象深刻的是，团里演了一个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话剧。是写我国一艘轮船航行途经外国海岸时，救起了一名落水的外国女孩。我演这个女孩。当我国水手问她叫什么名字，我是这样回答的：“我叫苦——难——大。”台下的观众一听，哄地笑了，一下就知道了她的身世，肯定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如果我直接回答出“苦难大”就没这个效果，也没意思啦。虽然剧本上写的是“苦难大”，作者的用意也在此，但在戏中演员如何二度创作、台词如何说出很重要，它需要来自对生活的感受。这里用什么语调能生动地体现这个人物细微的感情状态和变化，是需要琢磨和功力才能达到的。下面我演这个角色，所有语言都沿着这个人物“苦难大”的基调去处理。最后十分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善良、柔弱、悲惨又可爱的外国小姑娘形象。
1970年初，军队要求减少文工团的编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都被安排转业复原了，就此我也结束了部队生活，回到了北京。
永怀一颗服务心
四年的军艺学习，十年的军旅生涯，影响了我的一生。不但在事业上成就了我，更锻炼了我坚毅不拔的性格。不论遇到任何事，不怕苦，不怕累，面对困难时刻迎难而上，不达目的不罢休。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通过下连队、下农村、下矿井、下商店等接触了工、农、学、商等最基层的老百姓，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自己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心要为他们、为每个群众服务一辈子。永远牢记老师的教导“演好戏，先做好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宽厚待人。我始终坚信要“当自强”：强者，从来都是用实力说话的！所以无论我在任何岗位，做任何事情都要求自己做得更好。几十年来都是沿着这条信念走过来的。
退休之后，我又去学习京剧。几年来，为部队、学校、敬老院、幼儿园、社区百姓等义务演出不计其数，这是我艺术生涯的延续。虽然退出话剧舞台，但为人民服务的舞台不能退。这样做能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贡献一点力量、发挥一点余热，让我内心也十分欣慰。所以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只要还能站得起来，就一直演下去。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解放军艺术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建于1960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所多学科、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担负着为全军培养文学艺术人才、文化管理干部和开展军事文艺研究等任务，被誉为“军队作家、艺术家的摇篮”。
院校前身为中央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第一所解放军艺术院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和1938年诞生的鲁迅艺术学院，以及1941年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延安创办的部队艺术学校。1987年初，学院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调整了训练任务和教学结构，戏剧系相继开设了2年制表演专业干部进修班（大专）和短期轮训班；1993年起有关专业招收部队士兵学员，学院面向全军全国招生；2017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解放军艺术学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创作的作品《大河遗梦》《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获鲁迅文学奖，《历史的天空》《英雄时代》获茅盾文学奖，《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由毕业学员创编的电视剧《和平年代》《突出重围》《暗算》《中国式离婚》《汉武大帝》《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在海内外赢得广泛赞誉。
战斗文工团
战斗文工团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专业文艺团体。其历史可追溯到1933年11月红一方面军成立的铁拳剧社，1936年西安事变后，改称抗日剧社，1937年“七七”事变后，改称烽火剧团。抗战时期，烽火剧团隶属延安留守兵团。1940年，在烽火剧团基础上，抽调鲁迅艺术学院一批骨干担任教员，成立了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1941年，延安留守兵团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艺”改为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联政宣传队。1942年，青年剧院并入联政宣传队。1949年6月，联政宣传队改为西北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团，简称西政文工团。1950年3月，西政文工团与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原野政宣传队）合并。1955年7月，改为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又称战斗文工团。
80多年以来，战斗文工团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为战争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组建以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方向，立足西北、面向全国，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喀喇昆仑精神、贺兰山精神和老高原精神，多次上高原、穿戈壁、走边防，足迹遍布西北五省区，先后创作演出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反映西北军旅生活的作品。代表作品有《红鹰》《带血的项链》《阿莱巴郎》《延安颂歌》《当兵走》《绣金匾》《三十里铺》《拓荒人》《阳光下的我们》《未完成的攀登》《阿夏拉雄的雪》《高高的白杨》《兵妹子》《太阳之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