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巍，男，1954年8月出生于北京。198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8月入伍，在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学员队任学员、演奏员，1984年4月至1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任演奏员。1986年12月转业到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2014年退休，国家一级演奏员。
少年参军
我出生于1954年的8月18日，地道的北京人。我与音乐结缘还要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那一年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恰逢文化大革命，整日无所事事，于是父亲每天逼我抄写《毛泽东选集》，且每天必须抄够十篇，我的日子就在那似乎无穷无尽的格子里被打发掉了，无聊得很。之后便到新街口中学读初中。那里有一批乐器，原本是莫斯科少年宫送给北京市少年宫的，由于在“文革”当中无人使用，这批乐器于是就被划拨到新街口中学了。新街口中学一向注重学生的文化和音乐教育，这批乐器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入学后，我被选送到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这所学校的三年时间里，学校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同学们一边搞“文革”运动，一边上课学习。但学习也没有学多少正规的课目，多是学习乐器。三年的乐器学习使我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1970年初中毕业时，全国还没有恢复高考，我需要找工作了。当时恰好碰上中国评剧院招生，于是我便同几个同学参加了他们的考试，结果很荣幸地被录取了。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也在进行招生考试，我又去参加了他们的乐器考试，结果他们并没有看上我弹奏乐器的水平，而是建议我到歌舞团舞蹈队学习跳舞，我听后便果断放弃了。后来我又去参加了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考试，同样也被幸运地录取了。
我经过再三思考，最后选择了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那一年我还不满15岁，年纪轻轻的便穿上了一身军装。在文工团，我主修单簧管。为了演奏好单簧管，我起早贪黑地练习。学习时，一般会有老同志带年轻的同志。在老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每天早上起床以后不能上厕所，需要先到操场吹长音，每天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现在的小孩学习音乐大多坐不住，我们那时却是打都打不出去，除了早上跑操，基本都在那坐着，我的功夫也就是在那时练出来的。我的启蒙老师是黄远培。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当年从部队转业直接到中央音乐学院当教授，全家均是做音乐的人才。
参加阅兵
文工团主要负责服务华北地区的空军，一般是在河北、山西、内蒙这三个地方。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华北地区所有的部队慰问演出，鼓动宣传，当时有一位师长看了演出后说：“看完了你们这场演出，你们就是红色的炮弹！”那些年为了演出，我们几乎走遍了整个北空的部队，包括最偏远的内蒙古的雷达站。说起来可笑，那里的狗都只认空军，如果有人穿绿裤子上去，狗就不停地叫。雷达站特别高，士兵一年只能下来一次，一到大雪封山后根本下不来。
在部队的几十年，深深地锻炼了我的意志，那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搞文工团的，席梦思床能睡，田埂子也能躺。有的地方没有水，每天只分一小盆的水，不管演出、化妆，都只有这么多水，刷牙洗脸都需要省着用才行。1975年我被提干，当上了乐队分队长，因为在文工团期间比较本分，表现突出，得到了组织上四次嘉奖。
后来邓小平同志为了给军队瘦身，宣布裁军100万，而首当其冲的便是我们文工团。那时的文工团数量颇多，但在那一年很多都被解散掉了。我被分到了地空导弹部队的宣传科当文化干事，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同样经常下部队，到各营地里搞宣传以鼓舞士气。在地空导弹部队工作半年后，就赶上1984年大阅兵了，需要从空军各部队抽一些会乐器的文艺兵，于是我又被抽调了上去。在空军的看守所和清河二炮司令部的大院里集训了一段时间后，选派自各大军区的1000多名海军和空军、陆军组成了一个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队伍。
1000多人首先要练站姿，一上午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当时很多人晕倒了，但是我坚持了下来。经过几个月的站姿训练，我们又开始练习如何上乐器，统一的动作，统一的标准，必须整齐划一才行。后来我们在通州的阅兵村和那里的士兵们一起配合着又训练了一段时间。在这1000多人当中，空降兵十五军的一些孩子也被抽调了上来。由于阅兵的曲子他们都不熟悉，而我又是专业文工团的，所以我还需要手把手地教他们。教会吹奏后，还需要背谱子，在天安门广场正式演奏时我们不可能看曲谱。幸亏当时年轻，记忆力也好，翻来覆去多看几遍也就记住了。那时非常的热情和认真，尤其是在音乐上，稍微有一点不对我便会马上给他们指出来，直到改到最佳。在天安门预演过几次后终于迎来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天。为了圆满地完成演奏任务，我们控制不能喝太多的水和粥，稍稍沾了一点水后就到达了天安门。阅兵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没有出现任何差错。阅兵仪式后邓小平给联合军乐团通令嘉奖。而我也因阅兵期间表现优秀，有幸得到了一个三等功的军功章。
转业：开启新的音乐之路
阅兵结束以后，我想转业，但是部队不想让我走，我就又要求调回北京来。于是我又从导弹六师调到了花椒树干休所（后来改名为革新干休所）。在那工作了四个月后，终于可以转业了。由于之前在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云南小分队演出过，所以转业时我首先想到的也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那时中国歌剧舞剧院两个吹单簧管的女孩一个去了美国，另外一个去了中央电视台。那里的人认识我，知道我是吹单簧管的，于是我就加入了中国歌剧舞剧院小分队赴云南演出队。当时国务院军转办直接把我的档案放在了文化部，因为这段经历，1985年王京生蹬着自行车到文化部把我的档案给接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就这样我一直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到了2014年。
除了歌剧舞剧，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1996年重新被组建，由王恩悌任团长，陈立新、包铁军与我任副团长。我在副团长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14年，最后在我临退休之前升任为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团长。乐团每年平均要演出100多场，演出场次之多、之密集使得我们整日忙忙碌碌。但是我们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演出比较新颖，且比较接地气，在当时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演出的先河，即用大屏幕放映电影场景来诠释交响音乐乐曲。当时放映还是胶片，乐队在台上演奏，背后是影片的投影，比如需要演奏《泰坦尼克号》的音乐，我们会一边放着电影一边演奏。当时所用影片均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提供，由电影资料馆派专业人员放映影片，演出时使用当地放映机放映电影片断，后来慢慢改成了电脑。1998年5月1日，这种演奏形式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首演，与观众见面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交响乐团那时出国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国家一般会安排中国独一份的民乐团到各个国家演出。我们去过南太平洋的岛国汤加，那是世界上日出最早的国家，那里花草丛生，椰林覆盖，走到任何一处都可以望见高大的椰树自由地生长。绿树掩映下低矮却不破落的房子与红花绿树相映成趣，非常和谐。天空，蓝得澄澈，舒卷的白云，仿佛能带走一切烦恼，海水清得不可思议，漫步在洁白的沙滩上，海贝俯拾可得。那一年汤加的国王加冕，我们交响乐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前去祝贺，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派去了特使。我们于7月29号乘大韩航空班机飞往韩国的首尔，下午又由首尔飞往了斐济，最后由斐济转飞汤加，落下飞机以后，国王派飞机来接我们。到达汤加王国后住在新加坡假日酒店，全程历时13小时。
当天晚上我们在汤加的大教堂排练，并参加了国王加冕的预演，转天7月31号下午在大教堂排练，之后又到汤加当地乐队的排练厅排练。国王加冕时，上午原计划大教堂演出，但临时改在海军基地露天场地，当晚与新西兰乐队同台为国王及各国贵宾演出，我团演出极为成功，受到国王亲切会见。
有意思的是，在汤加演出时新西兰交响乐团还与我们打起了擂台战。他们在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他们奏一个曲子，我们奏一个曲子，国王坐在中间，听完这边听那边。最后我们赢了。
由于在汤加落地以后，我们带的定音鼓、竖琴等大件乐器未能装下，国王派的飞机实在是太小了，后来只好将这几件乐器存在了斐济。没了这两件乐器，交响乐团的实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但是到了那里以后经过翻译的沟通，新西兰交响乐团同意我们使用他们的。而且贝斯在托运的过程中也被摔坏了，当地找不到裱胶，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了点乳胶来将贝斯粘了起来，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赢了。胡锦涛指派的特使，听说后非常高兴，还主动接见了我们，他竖起大拇指称赞我们说：“咱们中国乐团真牛！”
后来我们交响乐团又去了日本，在日本我们同样为中国争了面子。在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大厅演奏，王毅同志作为当时的驻日大使亲临现场观看了我们的演出，演出结束以后，他与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演员、艺术家们一一握手致意。
今年我们党召开十九大，也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作为一名党员，一个曾经的文艺兵，我都与有荣焉。我热爱文艺，在音乐之路上我愿意终生走下去。我也热爱我们的国家，希望我们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