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鲁，男，1939年4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8月参加工作，1959年至1970年在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1979年在勇进评剧团舞美队工作。1996年退休。
梨园子弟爱上话剧
我是1939年生人，地道的北京人。我父亲名叫何佩华，是京剧界小有名气的人物，他曾陪着“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唱戏。荀慧生和我父亲是把兄弟，他行二，我父亲行五，外人都叫我父亲“何老五”。
我小的时候，跟“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搭过戏。我曾在《锁麟囊》中饰演睡觉的小孩，还因此赚了一块大洋。后来才知道，那出戏就是程砚秋先生唱的，当时年纪小，全然不知其名，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幸运。我还陪我父亲的弟子赵燕侠姐姐唱过《擂鼓振军山》，我在里面扮演一位女将军的孩子，演得非常认真。戏中，我哭着喊“妈”，一直到后台的化妆室，我还不能自拔，还掉着眼泪呢。
北京解放之初，我到莲花奴戏曲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学校南下后，我也有点吃不了演戏的苦，便回家继续上学了。我就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在父亲的熏陶下长大。可是最后我并没有唱京剧，这倒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话剧，而且在学校里的业余话剧团当团长，话剧团是和北京市女五中合办的。我也喜欢看话剧，“青艺”“人艺”的戏都很喜爱。
1959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新疆军区文工团。初到文工团，正巧大队不在新疆。原来我们从北京赶到新疆，而文工团的大部分演员，却从新疆到北京参加全军文艺汇演。当时，只有岁数相对较大的舞蹈老师留守，他们便教我们舞蹈和形体训练，开始一切从基础学起。
在我们学员还没有分队的时候，我参加了活报剧的演出。活报剧，顾名思义，就是以迅速反映时事、进行宣传为目的，如同“活的报纸”。我们跟着队伍上街游行，而且穿上不同的服装，类似小品的形式，可以唱，可以表演。那时，台海关系紧张，大陆和台湾互相炮火轰袭，我参演的正是反映这种政治环境的活报剧。我们都扮成国民党的兵，然后唱着台词。演完受到了好评，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灯光师饰演十三角
活报剧演完没多久就开始分队，分成舞蹈队、乐队、演唱队、话剧队和舞美队。我们这个团，话剧队是刚刚成立的，招这批学员以后，教员讲授了一些基础课程，剩下的具体内容全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当然，我们新来的学员，刚开始也只能演群众角色。
舞台工作分组后，我被分到灯光组，对灯光的运用有自己的一套。我可以根据导演的要求，让灯光有节奏地接入，使节目效果更好。导演发现我脑子灵活，就把天幕的工作也交给我负责。1965年，我们去北京演出，我们团排了一个关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话剧，内容是歌颂了一位滚雷英雄。来京之前，这个话剧在兰州参加了西北五省汇演，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导演决定叫我来全权负责整个台面的灯光操作，节奏、强度，都交给我把握。
这次进京汇报演出，使我终身难忘。新疆军区司令员郭朋同志亲自来住地看望大家，嘘寒问暖，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首长接见合影并共进午餐。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合影留念。由于10月份新疆冷了，我们又没带衣服，郭司令给中央打报告，周总理亲自批示，准乘专机回新疆，这也体现中央领导的关怀和爱护。
这期间导演也会让我演一些小角色，比如《东进序曲》的贺老五、《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菲菲、《平型关》中的日本军官，虽然台词很少，但仍需一定的表演基础，而我的演出，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因为团内人员紧缺，一人饰演多个角色是常有的事，我在《兵临城下》剧目里扮演了13个角色，每个序幕下来，就换下服装再上台，仅服装就有一大堆。
艰苦的巡演
我们每年基本要出去演出一次，但无论去哪里演出，包括队长在内的所有演职人员都要干活，主演和群演都一样装车、卸车，无一例外。大队全体出动，近百人的规模，六辆解放车，拉着服装道具、布景和演员。上了车以后，团长一吹哨，汽车队伍陆续出发。当时的道路都是土质结构，汽车驶过，卷起阵阵烟尘，待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全都成了“土人”，下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
有时路途较远，当天不能赶到，天黑后，也只能就地宿营。记得有一次是在戈壁滩过的夜。汽车一字排开，男左女右铺开行李，在戈壁滩上睡觉。旷野之中雾气很大，早上起来发现被子都是湿的。
我有一年参加乌兰牧骑宣传队，深深地感受到了领导的关怀。乌兰牧骑是内蒙古过来的小型宣传队，主要演出歌舞类节目。那年新疆的冬天特别冷，我在启动发电机时，拉绳出现了问题，致使里面的皮带伤到了我的手指，但未伤及骨头。我们乐队队长得知后，让我抹上紫药水，用纱布包好，再戴上手套，又叫我坐进司机楼里，那里相对暖和一些。还有一次，到一个边防站演出，边防站只有四五名战士，生活条件很艰苦。我们晚上开始表演，我弄好发电机后，上场说了段相声，可是说着说着感觉舌头不管用了，嘴也不听使唤，嘴和舌头都麻了，这是天冷冻的，但我还是坚持说完。队长一看，赶紧搓热自己的手，然后捂在我的脸上，暖我被冻僵了的脸。一边捂着，一边还不停地问：“怎么样，好一点了吗？不要着急。”我非常感动，能够感受到领导干部对我们年轻人的那种关心。
我们在阿里演出时，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团里的这些年轻人，没有见过什么高山，现在来到了高原，车轮下面都已经可见冰板路面，抬头一看，慕士塔格峰就赫然矗立在眼前。见到这样的场景，我想无论是谁都会激动不已，有的女同志禁不住跳下车，高声喊道：“啊！这就是慕士塔格峰！”这一喊不要紧，怎奈高原空气稀薄，立马产生了反应，那位女同志顿时感到头晕目眩、全身乏力了。大家扶她到车上，谁也不敢有大的动作了。我们没有在高原生活过的人，对于高原的独特环境，明显不能适应，即便坐着不动，也会感到气短、压抑。晚上睡觉很困难，水也烧不开，只能用高压锅煮食物。
我们文工团在一个兵站还打赢了一场比赛。这件事说起来颇觉滑稽，兵站是一个汽车团，很多战士。那是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大家都还能适应这个海拔的自然环境。我们到达时，正赶上那些战士打篮球。他们很热情，邀请我们一起打球，我们不好拒绝，只好同意了。我们这边的女同志和老同志不能上场，结果逼着我这个不会打球的人上去了。我跟着胡乱地抢，最后竟然赢了。汽车团输给了刚上高原还有高原反应的文工团，这件事可成了趣谈，很快，全团就都传遍了。
中苏紧张的那几年，我们到一个团级站演出，那是我们国家当时比较大的团级站。我们的车到了站内，但还需去几个分站。汽车不能行进，只能坐马拉的爬犁。站内预备了两个爬犁，我们一行人将必备的东西装上。因为是在中苏边境线上，这边的爬犁一出发，苏联那边就发现了。我们很多人，又都穿着军装，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派了一辆吉普车跟着我们，双方就这样沿着边境线并排而行。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关于复员，我是自觉自愿的，完全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曾经找党委的领导说明我的想法，并请求批准。队长对我说：“我们培养一名演员很不容易，你为什么非要离开呢？”我没有说什么，但我心里明白，“文革”对我的影响很大，觉得在部队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了，此时，我只想离开。复员以后，我被分配到文艺百货公司制笔厂二车间，一干就是七年。其间，我参加班组搞的一些技术革新，干了一些机工活。学会了机械制图和一些基本的钳工干的活。
1978年以后，勇进评剧团恢复建制，我进入了评剧团。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一定的灯光基础，所以我在剧团就专职搞灯光，就这样一直工作到退休。
搞文艺这么多年，也当了那么多年的兵，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觉得做人要实事求是，明白自己的追求信仰，要相信党、相信领导、相信组织。只有相信和坚持党的领导，中国才会有希望，党是切实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这是我的真实体会。如果有人反对党的领导，我肯定第一个站起来反对他。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新疆军区文工团
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前身是八路军359旅宣传队，创建于1946年12月。20世纪70年代扩编为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歌舞团、话剧团，后合并为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战争年代，文工团的老一辈艺术家参加了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和进军新疆的战斗。在炮火硝烟中演出过歌剧《白毛女》《杨勇立功》《血泪仇》和歌舞剧《兄妹开荒》等。
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实践使新疆军区文工团成为一支实力雄厚、演艺精湛、民族风格浓郁、时代精神鲜明的专业艺术团体。艺术家们根植于西部民族艺术的沃土，挖掘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创作和演出了《葡萄架下》《奶茶舞》《草原之夜》《在那遥远的地方》《真像一对亲兄弟》《新疆好》《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喀喇昆仑颂》《天山深处》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舞蹈、音乐、戏剧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