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女，1929年11月出生于北京。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在华北大学读书，6月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65军文工团任演员。1954年转业到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任场记，1956年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1986年离休。
艰难的流亡岁月
我的老家在东北沈阳。“九一八”事变前夕，我的爷爷奶奶带着我的父亲和叔叔逃难到了北京。我便出生于北京，上小学也是在北京。“七七事变”之前，我的父亲到了重庆，我的叔叔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了西安。北京就只剩了我的祖父、母亲、婶婶和我们十一个孩子，生活艰辛可想而知。由于家里人多，父亲和叔叔寄来的钱实在难以为继，无奈之下婶婶便带着我和大一些的哥哥去西安投奔叔叔。
到西安后叔叔把我送到了陕北耀县的中山中学。那里虽说是学校，但我没见到过任何一个教员，也没上过一节课——学校好像是一个收容所似的。我们晚上就睡在一个大庙里，没有床，只能把麦秸铺在地上凑合着睡。由于庙里很潮湿，我们身上都长了疥疮。吃的饭是黑杠子馍还有瓠子瓜，可即使是这样粗糙的食物也供给不足，我们女孩的饭量小些倒还过得去，那些男孩就受不了了。我没吃完的时候他们就吃完在旁边盯着我，很多时候，我也只好再分给他们一些。
当时我们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无聊时就争论起了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共产党，也不知道国民党掌握着当时的政权，完全是望文生义。我就说：“当然是共产党好了，有饭大家一起吃，这个多好啊。”
我们在耀县没待多久，日本人就开始攻打潼关。叔叔把我们和一些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带到了重庆，去投奔父亲。我的父亲当时是新疆驻渝代表，他也没办法负担这么多孩子的生活，于是把我们送到了离自流井有30里路的庙台子，这里也有一所中山中学，叫东北中山中学。学校里的很多学生都是从东北儿童教养院来的，大都是东北抗联的子弟，所以思想都很进步。
这个学校的教学条件就比较好了，里面的一些数学老师、英文老师水平都比较高，听说他们后来大都去了东北大学教书。这个学校的藏书也比较丰富，但是当时读书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当时晚上点的是桐油灯，烟很大，亮度又很低，而且当时书纸都是那种粗糙又泛黄的纸，我的眼睛又有些散光，所以晚上实在没法看书。直到现在我还是很遗憾，当时没有积累足够的知识，文化基础很不扎实。
当时学校的环境也是比较复杂的。学校里，国民党和地下党都有势力。高中的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但身份不能公开，所以很难公开活动。而国民党的学生就不同了，一但发现有优秀的学生，他们都会尽力争取。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有活动我都喜欢凑上去，但我的哥哥、表哥们却从来不跟我胡闹。
在学校里，我们都很喜欢唱歌，经常一起合唱、对唱。我们唱的歌非常多，也很广泛，有全国各地的歌曲，甚至还有苏联的歌曲。我的嗓子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我对于文艺的兴趣也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
投身军旅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因为我们是东北流亡的学生，所以都要往回迁。1947年，我回到了沈阳。在这期间，得益于我叔叔和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我参加了不少的进步运动，如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等。
我的叔叔是一名地下党员，但当时的我还不知道。那时我叔叔经常在晚上往后院跑，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去做什么。也是凑巧，一个小偷去我们家偷东西，发现了我叔叔和地下党有联系，我叔叔就这样被捕，一个地下组织也被发现了。我回想起从前我的叔叔经常让我拿一些东西或者书籍给他的同志们，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叔叔是在传递情报。在当时还有很多人表面上是国民党，实际上是地下党。
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有三个地区是解放军重点攻打的，一是长春，二是锦州，三是沈阳。这三个地区互不相连，但国民党的军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地区。此时的国民党渐显颓势，我们的一些同学直接加入了解放军。国民党不想放弃我们这些学生的力量，就对我们说学校要往北平迁，要我们去北平。当时北平对我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和母亲还在北平，我离家已经有五六年了，十分想他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又回到了北平。我们在北平的学校位于东单。由于局势影响，北平的学校也没课上，很多学生每天就是闲逛，一些比较进步的学生会看那些进步书籍、练习秧歌。因为我家在北平，所以能够经常回家。在我们院里有一个工人，他有很多进步书籍，我常和他接触，借阅他很多书籍。通过这些进步书籍的阅读，再加上我叔叔的被捕，使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2月，我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华北大学请了很多有才学、有名望的老师，成仿吾是我们的校长。这些老师向我们讲了新民主主义等内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革命的人生观，这段经历使我受益匪浅。1949年6月，十九军团要解放西北，需要干部。在当时，部队、地方、被解放的地区都需要人，路过正定，就向我们学校要干部。我那时的思想很先进，就说：“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我和一些同志便参加了65军，选择去了西北。
我那时20刚出头，穿着大三杠子鞋、粗布袜子，就这么一路行军，奔赴宁夏。行军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时到营地已经很晚了，走得又困又累，可是老兵们告诫我们要烫脚，要不第二天就没法走路了。
在甘肃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我们有时要一天行军120里。困累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着粮食匮乏的危机。我们休整时，就把馒头掰碎了，晒成干，塞到米袋子里，那就是最好的干粮了。平时舍不得吃，不敢吃，有意外的时候才敢吃。平常的时候一天基本不吃饭，夜里泡脚后才吃点东西。炊事班的同志就更辛苦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还得赶紧做饭。炊事班做的饭是大面坨子，有时候还做得半生不熟的，我就不想吃了，也是因为太困了，急着要睡觉。
我们后来就行军到了六盘山，过了好几天才逐渐爬上去。没有水喝，就喝窖水。什么是窖水呢？就是我们在半山腰挖一个坑，水就往坑里面流，这里面有雨水，甚至还有草皮和麦子，很不干净的。可是就是这个水，我们军队都不舍得喝，因为老百姓喝的就是这个水，我们不舍得和老乡抢水喝。到了六盘山顶，我第一次看到了云海，美极了。毛主席还曾经写过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苦，从前苦惯了，现在还有了组织，感觉那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了。
我排的第一个戏是《兄妹开荒》。当时的部队没有曲谱，也没有剧本，就那么让我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唱、怎么演，这可真把我难住了。幸亏演哥哥的是一个老文工团员，我跟着他学，队长后来帮我排练了一下，这就排出来了《兄妹开荒》这出戏。
第一次演出是在宁夏，是在军里的见面会上表演的。演出之前，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出来，紧张到连音乐都听不见了。到了我出场的时候，队长一下把我推了出去。到台上之后，我忽然就听到音乐了，那个戏的调我也想起来了，才演了下去。
我们的解放军解放了很多国民党军，他们有的第二天就掉过头来去打国民党。这就需要给他们演戏、做阶级教育了。当时我们排了《血泪仇》，讲的是国民党是怎么压迫老百姓的。我在戏里演一个老太太。当时我不会唱这些，都是靠着老同志们一句一句地教才学会的。《血泪仇》对于部队的教育作用太大了，这个戏感动了很多战士，让他们非常震动。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抗美援朝打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1951年4月，先前入朝的部队已经接连打了四次战役。我们所在的部队十九兵团准备参与第五次战役。当时大家都做好了牺牲、上前线的准备。
我们最后的聚集地是辽宁的本溪，在那里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动员和轻装。我把我的日记本都从我的包裹中拿了出来，就准备入朝了。在夜里，文工团突然集合，宣布每个文工团都要留三四个人到北京去学习。先宣布的要去北京的两个人是两个老同志。一个是我们的戏剧队长，这个女队长是冀中的老文工团员，可以说是久经考验，还是一位烈士的子女。再有一个是个男演员，很聪明，接受新事物也很快。最后一个竟然是我，这我完全没有想到。
这件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我之前只是依靠组织，跟着参加革命，却不知道革命真正的含义。这一次是真正地震动了我的灵魂深处，对于我的人生观是一次很大的触动。在当时我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革命是一架大机器，需要我去做什么，我就要去做什么。我想我要永远做个不生锈的螺丝钉，革命需要我拧到哪，我就要拧到哪。这件事奠定了我的人生观，对我的人生轨迹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改变。
我和其他两名同志因为是从前线来到北京学习的，戏剧学院对我们的照顾非常周到。我首先在歌剧院学会了唱《枣红马》，当时我还在北京昆曲剧院学习，那里有位老师叫韩世昌，是昆曲界的老前辈。他教我们趟马、起霸、跑圆场这些基本东西。在当时很注重基本功的学习，我学这些东西也比较灵。我们学过一个鹞子翻身的动作，当时一起学的有20多个人，有很多人就是翻不过来，我当时一学就学会了，韩世昌就说：“这个胖姑娘不错。”我们还在歌剧院练发声，歌剧老师对我真假声的结合特别感兴趣，因为我结合得很自然。后来要挑选几个人去歌剧院的合唱队，就挑中了我和几个嗓子比较好的学员。学习过后，我在1952年的隆冬，也就是第五次战役的尾声入了朝。当时的战况已经有所好转，我们部文工团的一个同志专门把我接了回去。汽车一过鸭绿江，氛围和我们国内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国家是总体上全员建设，局部有战斗也影响不了大建设的局面。可是一过江，气氛完全是两样了。真是满目疮痍，一片瓦砾，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即使朝鲜首都平壤也不例外，公路上也有很多炸弹炸的大坑，有时候还能看见敌人刚炸毁的茅草屋正在冒着浓烟。
再往南走，我们就不敢白天开车，都是在晚上才能走，灯也不敢大开，因为越靠近三八线，美军的轰炸就越激烈。没听到信号弹的时候我们就开小灯前进。信号弹就是我们和朝鲜人民军的布防，一听有信号弹我们就知道有敌人来了，要马上停车，走到哪就要停到哪，得赶快隐蔽起来。
有一天，快到夜里了，我们一听信号弹响了，就赶快停车。敌机的声音就已经过来了，天上的照明灯亮起来，照得天空如同白昼。一个飞机俯冲下来，“唰”一下子，机关枪的子弹就扫射过去。这个经历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战争和战争的残酷性。
到了部队，我首先进行了汇报，之后就为部队演出。那时候战事还是很紧张的，有的战士就是每天在挖坑道，一天都看不见人，我们到坑道里给他们演出。而有的时候，我们常站在一个山头唱歌，对面的山头上是我们部队，晚上不敢点灯，战士们也看不到人，只能听声音，就是这样我们还经常唱一个钟头、半个钟头。
到了开城，我们又一次给我们部队演出。那一次我印象非常深，我们在山坡上给一个团表演，周围是一群朝鲜老乡，不管懂不懂都来了。这次演出我觉得效果很好，演出后很多朝鲜小姑娘都围着我聊天，和我亲热得不得了。那时朝鲜老乡们和我们关系非常好。过年了，老乡都会跳他们的朝鲜舞，还把打糕送给我们吃，真是掏心窝子地对我们好，老乡一看我们要吃饭，就拿出朝鲜泡菜，对我们非常亲切。
豫剧名家常香玉曾经到过我们剧团慰问，部队派我跟着她学习。我跟着她的学生、团员、儿女们在一块儿吃饭睡觉。只要有演出，总是照顾我，让我和常香玉坐一个车。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怎样塑造人物，怎样走舞台，如何上下场，场面应该怎么做，一个演员应该在舞台上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要有气派。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她身上学到的。
后来志愿军政治部意识到在当时大戏没办法演，就办了个曲艺训练班，每个团都抽三四个人去学习。这次我们团又派我去学了，去的是辽宁的开平，找了一些老艺人，学习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快书。这些曲艺真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让我大开眼界。
我在这个训练班大概学了三四个月，然后就要回去了，在当时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学习。我京韵大鼓学得不太好，因为我的嗓子比较高，不够厚实。然而我学习回来，就让我们编排京韵大鼓的节目《梅怀清》。梅怀清是我们军的一个烈士，是个黄继光式的英雄。但是我只学了一些老段子，而且打鼓还没学会，我当时都是瞎打、乱打。但是当时就是给了任务就得完成，没有二话，不能说自己不行。当时也是胆大，就用学的那一点往里套，现在看来就是瞎胡闹，但演出效果却很好。我们团长说：“像不像，三分样，就得拿出气势来。我们演的是英雄，就是凭一个气势。”我演的时候把从前学的戏曲里的起霸等基本功都用上了，很受战士欢迎。
1953年，和谈签订，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文工团参加了交换战俘。看到我们志愿军的战俘，心情无比沉痛。他们大多数都是被汽油弹烧伤的，缺胳膊少腿，有的眼睛还看不见。不过幸好，他们还见到了胜利，而牺牲的同志们却再也听不到胜利的欢歌了。
晚上的时候，我们给几百名交换回来的志愿军演出。我正在唱着歌，突然“砰”一声，汽灯爆炸了，大家都是一惊。可是我还很冷静，接着唱歌，局面就稳定下来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那么镇定，心里只是想着他们太可怜了，我要好好给他们唱，他们是我们的亲人啊，所以精力都投在演唱上。
抗美援朝之后，我就回到了张家口的部队，到处给战士演出。1956年，我们文工团解散了，经我们一个文工团的同志介绍，我到了话剧院，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这就是我从接触革命到参加革命的经历。可以说我在很早就确立了跟着部队走的信念，后来在部队的逐渐培养下，我形成了要永远做革命的螺丝钉的信念，哪里需要我，我就要坚定地拧到哪里去。所以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的一生，都是为革命和战士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