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字号:

舒铁民：回首峥嵘岁月

2018-02-06 来源：我是文艺兵

舒铁民：回首峥嵘岁月

舒铁民，男，1929年出生于湖北江陵。194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7月先后在新四军五师文工团，豫鄂边区洪山公学文工队等单位工作，1946年1月随中原军区文工团赴延安，先后在延安党校文艺工作室、晋冀鲁豫文工团、北京人艺工作，1952年先后在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乐队、创作室工作。1989年离休，国家一级作曲。

1938年和1942年，日寇入侵我的家乡湖北，使我先后从沙市小学和沔阳中学两度辍学，随家人四处逃难，曾目睹日寇杀害我们的同胞。1937年，我的大姐祝成龙，化名舒赛投笔从戎，参加了李先念、陈少敏领导的新四军5师（豫鄂边区），后来成为一名著名的抗战女英雄。在她的感召之下，我和父亲、二姐、三弟于1943年投身抗战。那年我14岁，因爱好文艺，当了文艺兵，先后在5师文工团三军分区文工队和中原军区文工团工作。也正是因为姐姐的原因，我参加革命后，也将原来的名字祝振寰改为舒铁民。

洪山公学，随军学习

在5师文工团的时候，我们经常面向群众、战士和机关干部演出抗日歌舞和戏剧，部队走到哪里就演到哪里。虽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由于靠近领导机关，工作比较安全，生活也比较优越。大姐在审时度势之下，觉得我在文工团里缺乏应有的锻炼，希望我去随军学校再经受一些锻炼，学习一下理论和文化知识。1943年秋天，我便调到鄂豫皖边区洪山公学的青训班学习。

洪山公学是一所为边区培养干部的、综合性的随军学校，学生大多是青少年。我们自己背着背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和新四军的服装，过着完全军事化的生活。因为是随军学校，每当日本人或者伪军进行疯狂扫荡时，机关要撤离，学校也要随部队一起离开，一晚上就要走几十里的路，风雨无阻。在洪山公学没有固定的课堂，走到哪个村子，就在哪个村子上课。老师找一块简易的门板当作黑板，拿木炭代替粉笔来写字。我们则拿出背包来垫在屁股下面当凳子，拿着学校发的钢笔就开始上课。黄豆和白菜是我们当年常吃的饭菜，当然偶尔也会煮一大锅鱼来吃，却又往往熬成粥状，㧟一勺在饭缸子里，我们小心翼翼地生怕被鱼刺给卡着。

由于襄南敌后根据地是新区，敌、伪、顽、特活动十分猖獗，经常前来扫荡和骚扰。我们随军四处转移，晚上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敌情紧张时，只能和衣而卧，一般都是住在老乡的家里。南方的稻草充裕，我们就在地上铺上稻草，排着睡在上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南方的蚊子又多又大。当时根据地的中心在白露湖边的张金河镇，镇外的河就叫张金河。还有一首流行的民谣：“张金河，蚊子大如鹅，打它一棒槌，还能飞过河。”可见蚊子有多嚣张。晚上如果拿扇子一挥，就能听见噼里啪啦撞到蚊子的声音，没有蚊帐感觉会被蚊子吃掉一样。但是边区的生活很艰苦，不可能给大家配备蚊帐，每人只发一床白粗布的双层夹被，它是三面缝上一面开着口。新四军的战士有智慧，在夏天睡觉的时候，将它撑挂起来，就成了一个简易的蚊帐。冬天天冷，在里面塞上稻草还能保暖呢。

学校的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大家却相处很愉快，和群众的关系也很融洽，像亲人似的。由于部队的纪律严明，不准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在村子住下的时间里，我们还会帮老百姓干一些像挑水、打扫这样的劳动活。我在学校自学了简谱，指导员便带我到处去教歌，部队集合唱歌时我担当指挥，因个子小就站在桌子上。1944年夏，洪山公学建立了文工队，组织上派我去任副队长，当时我已是秘密的青年党员了。

襄南湖区遭遇日寇

1945年，我离开洪山公学文工队，调到三军分区文工队任孩子队队长，在军分区领导下进行活动。襄南敌后抗日根据地遍布河湖港汊，本是“白鱼如切玉，朱橘不论钱”（唐·杜甫《峡隘》）的鱼米之乡。自从日寇入侵后，敌伪常来湖区“大扫荡”，所到之处，奸淫烧杀，寸草不留。群众的生活异常艰苦，只能靠打鱼捞虾、采莲挖藕维持生计。为关心群众，搞好军民关系，我们经常去湖区进行慰问演出。当时全队不足30人，从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一群活泼天真的小鬼。别看年纪小，准备的节目还丰富多彩，有抗战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二月里来》《农救会歌》、舞蹈《海陆空军总动员》《红军舞》、花鼓戏新编《张先生讨学钱》、秧歌剧《牛永贵负伤》、京剧《空城计》《捉放曹》以及因地制宜的即兴节目等。在战争年代，演出的装备十分简陋，服装、道具和乐器个人自带，两盏汽灯是晚场演出的全部照明。如此轻便的演出队，在湖区演出，一艘中型帆船就装载了。由于不久前，曾有一支文工队在演出中遭遇日寇，被全部俘虏。军分区领导特别重视我们的安全，派出八名年轻的警卫战士，由排长率领，分乘两只轻便小船，负责全程的保卫。

有一次在警卫班的护送下，到白鹭湖区慰问演出一周，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们便收拾了行装，返回驻地。一路上天气晴和，风平浪静，文工队的船上不时扬起欢声笑语。我们互相飙歌，歌曲飘荡在白鹭湖上空，大家心中格外舒畅。就在我们的船队从一片芦苇荡中的河道穿出，即将进入湖区主航道时。在前方辽阔的湖面上，一艘扬帆大商船正对我们驶过来。排长警觉地令船夫放慢船速，又让两只警卫小船一前一后，护卫大船缓缓而行。显然，对方也注意到我们的船队，只见它离开了航道，向距离我们约一里之遥的台子（湖中的渔村）靠拢，一群便装人员匆忙离船上岸，隐藏了起来。排长发现对方形迹可疑，马上命令后面的警卫船掩护我们迅速退回芦苇荡中隐藏。刚才还有说有笑的船上，顿时鸦雀无声。只见排长手提驳壳枪，带领他的小船和三名枪上膛的警卫战士，向台子划了过去。当接近台子时，排长不停地喊道：“你们是哪一部分？”……没有回音，小船慢慢靠近。突然，台子上蹿出一个便衣，手中亮出一面太阳旗，紧接着一排子弹从隐蔽处射向小船。原来对方是假扮商船的日寇船只。霎时，排长和警卫战士一边开枪还击，一边为吸引敌人，将小船划向与我们相背的主航道上去。

与此同时，敌人也向我们开枪扫射，发射掷弹筒（一种轻便的小钢炮），大家下意识地匍匐在船舱内。另一只小船上的四名警卫战士奋力还击，掩护我们沿着芦苇的河道后撤。为减小目标，两名船夫放下了船帆。船速太慢，领队命令所有男队员都拿起木板或道具，从两侧协助船工划船。我们顾不得头上“嗖嗖”飞过的子弹和四周炮弹的爆炸声，拼命地划呀划，一个小队员不慎落入水中，大家将他救起来，继续向前划……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枪声渐渐远去。多亏排长吸引住敌人，并及时让我们退回芦苇荡中，这天然的屏障使鬼子不明虚实，不敢贸然追赶，手无寸铁的我们才化险为夷。但是排长小船上的船夫和两名战士被日寇追杀于湖中，受伤的排长和另一名战士被活捉上岸。由于他们宁死不屈，残暴的日寇当着全台渔民，用鱼叉将他们活活地叉死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们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

宣化店：中原突围开始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李先念为首的新四军5师、以王树声为首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和以王震为首的359旅南下支队，于11月上旬合并组成“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王树声、王震（兼参谋长），下辖野战军和地方部队6万余人。我也随军调到新成立的中原军区文工团。

中原军区成立后，国民党蒋介石即在“和谈”“停战”的幌子下，暗中调遣30万大军，对驻防于鄂、豫边界的罗山、大悟等县境内，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人口仅40万的我军驻地，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制造另一个“皖南事变”。为此，“停战三人小组”的我方代表周恩来副主席，会同美国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国民党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等，以及中外记者共40余人，于5月初从武汉前来军区首府宣化店视察。在欢迎晚会上，周副主席列举大量事实，义正词严地指责国民党违背停战协定，要求美方代表尽责，以防止大规模的内战爆发。我们文工团的同志在幕后首次听到了周副主席那激动人心的演讲，大家兴奋不已。会后，演出了音乐节目和秧歌剧。演出结束后，周副主席来到后台看望我们，又举行了座谈。“停战三人小组”离开宣化店后，虽然签订了一份《武汉协议》，但国民党军仍肆无忌惮地对我区步步紧逼，抢占地盘，修筑工事，对我区急需的粮食与物资进行严密的封锁，时刻威胁着我军的生存。6月23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中原部队作出“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的重要决策。

突围前四个月（1946年2月）才组建成的中原军区文工团，全团六七十人，除359旅南下支队的“鲁艺”师生和5师的文艺工作者外，大多是抗战胜利前后响应党的号召，投奔到解放区的文艺知识青年，其中不少是重庆“剧专”和陶行知“育才”的学生，可谓人才济济。突围前夕，文工团进行了精简行装、缝制粮袋和编织草鞋等准备工作，并多次在半夜进行紧急集合和快速行军的演练。从和平环境转向战争环境，对大后方来的知识青年而言，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在演练中，大家都能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不断克服困难的精神严格地要求自己。

6月26日凌晨，我军获悉国民党军已从三个方向直扑宣化店，将在7月1日发动总攻，拟在48小时之内全歼我中原主力部队。当天的深夜，文工团奉命紧急集合，跟随李先念、王震所率领的军区主力部队（含军区机关、野战军二纵队、359旅、干部旅及其警卫团），约15000人所组成的北路军，静悄悄地离开了宣化店，走上艰险的突围之路。由此，我军于八年抗战之后，又拉开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序幕。

穿越平汉铁路

为了不影响行军的速度和机动性，文工团的演出“家当”必须全部扔掉，个人的装备也再度精简。西向突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平汉铁路。文工团随王震率领的359旅（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下辖717、718和719团，简称7、8、9团）、干部旅和直属单位为左翼，从武胜关以北的李家寨突围。

29日傍晚，7团、8团分别在李家寨附近击溃了敌人，占领了制高点，将铁路两侧的敌人据点包围起来，为主力部队的通过创造了条件。30日午夜，我们急行军来到李家寨附近泥泞的田间小路上，距离铁路约有四五华里的地方，队伍开始跑步前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只看到前面战友手臂上的一个白点，那是为防止夜间掉队而统一系上的白色毛巾。只听见“嚓、嚓、嚓”的脚步声和不时从前向后小声传达的口令：“跟上！跟上！”“注意，有沟！”平汉铁路的两侧是一片水稻田，当我们接近铁路时，四周还一片寂静，大家加速向前奔跑。突然，枪声大作，据点内的敌人发现我军穿越铁路，开始向我军疯狂地射击，在铁路线上巡逻的装甲车也发来炮弹。指战员们全力还击掩护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散开队形，冒着敌人的弹雨，冲上路基，跨过铁轨，跃入稻田，三三两两、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网，又蹚过一条小河，来到一片树林中隐蔽。

不久，后方传来嘹亮的军号声，表明我主力部队已胜利通过平汉铁路，突破了国民党军所苦心经营的“铜墙铁壁”。这时，已是次日凌晨，文工团清点人数，只有人因鞋子陷入稻田而光着脚丫，没有人伤亡。我军西向突围，日夜兼程，有时一天要走七八十公里，用自己的双腿和国民党的机械化拼比速度，曾使郑州绥靖主任刘峙所组织的两次围歼计划破产。7月初，我们进入豫西南平原。适逢雨季，队伍冒雨前进，经常是全身湿透，只能以体温将衣服暖干。偶遇晴天，就有国民党的几架侦察机或战斗机在头顶盘旋，盲目地扫射，我们经常向一人高的玉米地中疏散隐蔽，趁机稍事休息。

丹江遇险

豫西南多河流，有唐河、白河、丹江等，属汉水流域。7月6日，天色晴朗，我前卫部队抢先一步，在敌军到来之前先行占领了唐河的几个渡口，部队同时渡河。我们来到渡口边，只见河宽约百余米，水流不急，只有几只木船来回摆渡。人们心情急切地聚集在岸边，等待上船。正当文工团上船时，突然出现两架敌机，大家迅速疏散隐蔽。先上船的同志已驶往河中，只能加紧向对岸划去，敌机发现后俯冲扫射，子弹在河水中掀起一片片水花，我们为船上的同志提心吊胆。由于河中的船只不多，敌人的枪法也不准，几轮扫射过后，没有一只船被击中，一场虚惊而已。次日，我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搭浮桥又顺利渡过白河。敌人的围歼计划再度落空。

13日下午，西行的队伍冒着滂沱大雨来到丹江，大家以为唐、白两河已顺利通过，丹江也不在话下。岂知一到江边，人们都怔住了。只见江中波浪汹涌，水流湍急，奔腾的洪水“哗哗”地拍打着两岸，水面上漂浮着各种被冲走的浮物。因连日来的暴雨，引发了山洪，平常可以徒涉的河道，如今让人望而却步。由于后面有追兵，必须尽快地过江。文工团决定将体弱的同志、女同志和身高体壮的男同志混合编队，相互手挽手组成七八条人链，由身体强壮的同志带头和垫后，依次涉水过江。人链在江中被波浪和漩涡冲击得左右摇摆，有时一个大浪拍打过来，人链被击断，眼看有人要沉入水中，“不能松手！不能松手！”大家齐心合力又接上链条，继续冲浪前进。我因个头矮小，行至江心，洪水淹及头部，身体漂浮起来，喝了几口浑浊的水，幸有前后两位战友相托，我们终于战胜了丹江的洪水，没有一个人被冲走，文工团团结互助安全过了江，受到上级的表扬。而同时，在另一渡口过江的干部旅没有我们幸运，一些同志被洪水吞没了。

血战鲍鱼岭

鄂、豫、陕交界处的荆紫关，是通往陕西的咽喉，山势险要。左翼部队原计划从此出关，北向与陕甘宁边区靠拢，王震命令八团前去占领。已知我军意向的刘峙、胡宗南部，依赖其机械化的速度，抢先赶到荆紫关及其附近地区，欲在该地区消灭我军。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急行军至荆紫关地区时，遭遇敌军阻截，难以通过。在前卫部队掩护下，后卫变前卫，迅速回撤，由于后有追兵，只能向左侧的山上攀登。因天黑无路，又是大雨之后，在泥泞峭石上攀登十分困难。当我们攀至山腰，忽听对面的山脚下有人喊道：“你们是哪一部分？口令！”我方没有回答，对方即开枪射击，有人被击倒了。我们竭力攀登到山顶，找好地形隐蔽起来。次日凌晨，我军已被敌军包围在荆紫关以南、郧西县东北的鲍鱼岭。天亮后，只见王震将军在山顶用望远镜观察四周，我向山下望去，隐约可见穿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敌人不知我军虚实，不敢贸然向上进攻，就盲目地向山顶发射迫击炮弹，我们随着炮弹的落向，不断地改换隐蔽的地点。

由于敌人的强势，我军必须在敌军完成部署发起进攻之前突出包围。九团率先出动，向正面的敌人进行攻击。战斗异常的激烈，一位连长双臂受伤仍在指挥战斗。直属机关的干部和勤杂人员也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斗，拼死向外突围。文工团随旅直机关一起向山下冲去，周围山石重叠，没有道路，人们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前进。当我们冲出包围圈后，紧随于后的干部旅和警卫团又被敌人包围起来，干部们都拿起武器和警卫团一起和敌人拼杀，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鲍鱼岭一战是突围以来最严酷的一次战斗，敌我的伤亡都比较大，我左、右两翼部队也未能预期在荆紫关会合。此后，由于敌军已知我军西行意向，部队的处境日益艰难。为避开强敌，左翼部队在王震的率领下进入了穷山恶水的陕南地区。

跋山涉水

我军进入陕南后，经常日夜行军于荒山野岭之中，行军的方向无定，逢山翻山，逢水过水，可谓走不完的路，爬不完的山，蹚不完的水，大家十分疲劳。在一次黑夜行军中，我忽然看见前面的战友海啸离开了队伍，我将他拉了回来，他喃喃地说：“唉，我睡着了！”由于日夜行军，缺少睡眠，人们不仅习惯于坐着睡、站着睡，还能边走边打瞌睡。加之敌人采用当年我军对付日寇的“坚壁清野”策略，使我军所到之处不仅荒无人烟，也找不到食物。大家为疲劳和饥饿所困，文工团开始减员了。

7月16日的一天，我们急行军在一条漫长的山谷之中，谷底是一条弯曲无尽的小河，只有一条小路从中穿过，当地人称之为“七十二道脚不干”，形容此地需蹚水之多。河水最深处至大腿，河底为沙石。起初，每走到河边，大家都脱鞋而过，男同志还脱去外裤，过河后再穿起来。但队伍行进的速度很快，一脱一穿，就会掉队。后来，大家只好穿着鞋子过河。穿鞋蹚水，便有沙石积在鞋内，原本已走伤的脚，整天在水中连泡带磨，一些同志的脚磨烂了，还有个别同志因食物不当而泻肚，跟不上队伍，不得不离开部队去自寻出路。

饥饿缠身

为了解决食物问题，文工团派人带着钱四处去寻找粮食，偶尔只能买回少许麦子，煮熟后大家分食。适逢陕南的农作物玉米和山药蛋（土豆）成长的季节，为了生存，我们本可用它们来充饥，但路边的玉米大多被前卫部队摘食了。战士们是不能饿着肚子打仗的，文工团跟随旅直机关行军在后面，饥渴时也只能去嚼玉米秆。王震知情后，立即让我们随前卫部队行军，以解决食物问题。次日，文工团随七团团部先行出发，穿梭于崇山峻岭之中，从早到晚都是爬山。每以为前面的山是最后一座，当你气喘吁吁地爬至山腰时，只见山顶后面又冒出来一座。就这样一座接一座，一座比一座高，一连翻过了十一个山头。战士们的行进速度很快，文工团的许多同志难以跟上队伍，纷纷掉下队来。傍晚，随军到达宿营地的只有我和海啸等几个人，围坐在土豆地里用干草烧土豆充饥，等待掉队的同志。由于当天没有敌情，掉队的同志或被后卫部队收容，或陆续到达宿营地。这一天，我们虽然没有饿肚子，但跟不上队伍的步伐，会拖累有战斗任务在身的前卫部队。于是，第二天文工团又返回旅直机关行军。

每当我们在穷山僻野中行军一段时间后，指挥员总会带领部队走出山沟，打下一个由地方武装镇守的乡镇，让饥饿、疲倦不堪的战士们能稍事休整，补充营养。7月30日，部队占领了柞水县的红岩寺镇，敌人被赶到附近的山上去了。我们住在一户人去楼空的大院子里，同志们倒下便睡。领导发下话来，文工团今晚可以自行宰猪一头，但是，不能让猪叫，以免惊动四周。让知识分子杀猪，一无工具，二要噤声，实属困难，但为了让大家能吃到多日不见的肉食，团里的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于行前等，自愿牺牲睡眠去完成任务。他们手拿绳索、刺刀和斧头，来到猪圈，看准目标，一拥而上，将一头肥猪按倒在地，迅速以绳索将猪的长嘴和四肢捆绑起来，用刺刀像对付敌人那样将其刺死，再开膛破肚，分解成若干小块，清洗后放入锅中白煮，准备第二天全团饱餐一顿，小伙子们精疲力竭地忙到深夜。

次日拂晓，忽听镇外枪声大作，夹杂着炮弹的爆炸声。我们从酣睡中惊醒，提上背包，来不及整队就奉命随大队人马撤出镇外。在黑暗中，炮弹落在附近，大家迅速卧倒。原来是被赶跑的地方武装又组织力量从山上打回来，被我警卫部队阻击于镇外。战斗结束后，文工团未返回镇上，大家不禁想起那一锅未能品尝的炖肉。当我警卫部队打退敌人后，来到文工团的驻地，意外地发现那一锅喷香的炖肉，正好犒劳了他们。

陕南游击

8月2日，前卫部队八团又打下了镇安县城，县长弃城逃窜。当天下午我们随旅直机关进城，只见县府衙内狼藉一片，空无一人。该城虽依山傍水，但交通不便，市面萧条。我军入城后即开仓济贫，释放监狱囚犯，并进行短暂的休整和补给后，于次日离开了县城。

8月初，根据中央指示，队伍停止西进，就地在陕南地区活动，以牵制蒋介石向其他解放区投放兵力。359旅决定以团为单位，分散打游击，旅直机关和文工团改为连队建制，随八团活动。入陕南以来，由于减员不断，党组织考虑将难以坚持的同志陆续化装转移。王震召见了这些同志，他说：“这次突围很艰苦，你们的表现很好，经受了革命的考验，这一段历史，将来我会为你们证明的。以后的日子会更艰苦，你们走不动时，可以自行离队，无论走到哪里，我相信你们都是革命的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随后，给大家分发了离队时必要的路费和便服。

在敌人重兵追击下，部队向西至宁陕一带游击活动。文工团掉队的人日益增多，经常是清晨出发有一面，傍晚露宿不见人。在一次冲过敌人从两侧制高点上以机枪封锁的地段时，文工团指导员胡代伟被击中，生死未明；随后连长（文工团团长）徐苓、陆滨夫妇也掉队被俘。国民党唯恐我军在当地立足，调动九个旅对我军日夜进行追堵。为摆脱机械化的敌人，我们的部队拖得很艰苦，一些战士为减轻负担，身上只剩下作战的武器和弹药了。

最后的冲刺

8月9日，经军区领导李先念、王震向中央汇报后，决定359旅离开宁陕，返回陕甘宁边区。

部队继续西进，在秦岭丛山中寻道直奔川陕公路，于13日抵达秦岭南麓的华阳镇。华阳为千年古镇，坐落于傥骆古道（即“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地）谷口的幽谷老林之中。1935年春，红军25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曾率部至此，创建了苏维埃政权。胡宗南部觉察到我军欲夺路前往陕甘宁边区，派兵穷追不舍。我军连续数天翻越了数百里的荒山野林，于19日来到已被敌人封锁的川陕公路边。前卫部队冲破敌军的堵截，打开一个缺口，在弹雨中，我们快速跑步通过公路。但后卫部队遭到伏击，被夺走机枪，指战员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夺回了机枪，打退了敌人。随后，部队急行军于次日深夜在宝鸡和天水之间抢渡了渭河，又一鼓作气越过陇海铁路。此时，文工团仅剩6人。

我军进入渭水平原后，已接近陕甘宁边区。面对眼前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虽然饥肠辘辘，却没有一个人去掰玉米来充饥。在田间的玉米秆上，已悬挂了王震用红笔写下的命令：“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

蒋介石仍千方百计欲将我军消灭于边区之外，又令胡宗南快速调遣6个旅，在其最后一道防线——西兰公路沿线设防堵截。我军靠着坚强的毅力，冒着瓢泼大雨，在布满荆棘的荒山中与敌人周旋，于28日抵达西兰公路附近。公路沿线已被敌军控制，有战车来往巡逻。我军腹背受敌，进退艰危。此时，党中央已令彭德怀将军率兵前来牵制增援的敌人，以接应359旅。在这关键的时刻，王震对全体人员动员道：“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天了，边区的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打过去！”说罢，他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八团，集中全部机枪和弹药，向正面的敌军猛烈攻击，打退了敌人。我大队人马冲过公路，渡过泾河，于8月29日在甘肃宁县地区与边区派来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师。

到达延安

我们进入边区后，内心极其兴奋，终于到家了！由于两个多月来精神高度紧张，一旦松弛下来，便感到十分疲劳，十分困倦，腿抬不起来，眼睛也睁不开，一些同志身不由己地倒下来便昏昏入睡。

9月5日，队伍来到陇东的庆阳，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给我们送来了全羊、瓜果、蔬菜、烟酒以及全新的服装、被褥。部队在当地进行休整后，面貌焕然一新，大家不禁想起那些掉队后生死未明的战友们。9月15日我们离开庆阳，又经过十一天的行军，这是愉快而轻松的行军，穿越在秋高气爽的黄土高原上，两个多月来，我们第一次放声地歌唱，也第一次听到了陕北的“信天游”。

9月27日，部队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党政军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359旅胜利归来。29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了欢迎359旅返回延安的大会，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毛主席在会上高度赞扬了359旅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

中原突围，从宣化店出发至进入陕甘宁边区，历时65天，途经豫、鄂、甘、陕4省，行程5000多里，浴血战斗90余次。其艰苦境况，李先念司令员曾于7月24日电告中央：“自通过豫西南平原，进入豫鄂陕山地后，主客观的各种情况即进入严重阶段，部队困苦之况，不亚于红军长征后一阶段。”于是，后来很多人就把中原突围称作“小长征”。

突围中，文工团的同志大都掉队了，随军到达延安的只有原359旅和5师的6个人，即：海啸、李吟谱、王燎荧、杜利、傅思有和我。另有音乐组的程扶弱（程若）在陕南掉队后辗转回到重庆，同年10月，又随重庆新华社撤离，飞抵延安与我们会合。后来得知，突围过程中除文工团指导员胡代伟（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化厅长）受伤外，无人伤亡。但掉队后被俘的原重庆剧专的陆滨女士，在襄樊老河口监狱中被敌人杀害了。其他掉队的同志，或投奔我突围右翼军（李先念率领）在陕南开辟的根据地，或辗转到达全国其他解放区。新中国建立后，他（她）们都在各地从事文艺或其他工作，其中一些同志走上领导岗位。

到延安后，中原军区文工团已不复存在，我们6人被调至由李伯钊同志负责的中央党校三部文艺工作研究室工作。至此，我也离开了部队，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舒铁民：回首峥嵘岁月

2018-02-06 来源：我是文艺兵

舒铁民：回首峥嵘岁月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