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犁，男，1929年5月出生于北京，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河北阜平北京城工部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华北联大、张家口华北联大文工团工作。1950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歌舞团，1953年任中央歌剧舞剧院舞美工厂厂长，1962年在东方歌舞团任副团长，1986年3月任东方艺术大厦董事长。1990年离休，国家一级演出监督。
青年学子，投笔从戎
我于1929年出生于北京，少年时就读于北京四存中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市第八中学。当时学校就在中南海边上，以教授国学为主，学校没有女生，都是男生，所以外号叫“夫子庙”。
在四存中学时，我有一个同学叫俞靖华，年纪跟我一样大，当时他已经参加革命了，是一名北京地下党，但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1944年，我上了高中，听别的同学说，俞靖华没考上高中，可能是到解放区投八路了。那个时候有个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但谁也不敢确定。
1945年暑假，我在西单碰到了他，问他：“你不是投八路了吗？”他连忙说：“别说别说，这事说不得，有时间我找你去，咱们聊聊。”
后来我才了解到，他的确是参加了八路军。当时参加革命为了保密起见，一般都要改名字，他便改名叫做俞雷。现在他的名字还叫俞雷，后来做过公安部副部长呢。
俞雷是晋察冀边区城市工作部的，当时回北京城来工作，我们才在西单偶遇。他后来找到我，跟我谈抗日的道理，动员我参加革命，问我要不要到解放区去。当时，在日本统治之下，人民生活困苦，命运悲惨。我记得在西什库那边有一个是日本军营，门口有日本兵站岗，老百姓路过军营门口就得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不鞠躬就要挨打。所以，那时候的老百姓，尤其是青年学生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大家都在想，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都很愿意去抗日。
所以我听了之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并且按着他说的路子，从保定往西进山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除了我之外，俞雷还介绍我们同班另外几个同学参加了革命，有一个叫曹明远，有一个叫陶铁岩，这两个人后来都跟着他，解放战争时期在京郊打游击，都牺牲了。
只身赴约，参加革命
那时参加革命是要自费的，要去解放区，首先买火车票到保定。可是当时我只是个穷学生，我父亲在二龙路一个民办中学做数学教员，家里生活也很艰苦，平常我手里根本没有钱。况且参加革命事情重大，俞雷特地嘱咐我不要跟家里说。但是我得要钱，反复思索之后我把要到解放区的事，偷偷地跟同为青年学生的哥哥说了。他果然十分支持。他就把自己一些心爱的书、字典，到西单商场去卖了点钱，我才买到了去保定的火车票。
到保定之后，我按照俞雷说的，一出火车站，钻过了铁路桥，就看见保定西关了。西关门口有两个穿着黑衣服的伪军，他们抱着枪在那儿晒太阳。我记得俞雷说过，出保定城的时候有两个站岗的，让我别理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走我的，要是一理他们就完了。
果然我提着书包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毫无阻碍地出了西关。又往西走了十里路，到了一个叫水碾头村的地方，找到了卖麻纸的王文同志家。不过当时他出去卖麻纸去了，我便在他家等着。天快黑的时候他才回来，看到我穿着学生服，提个书包，书包上搭一个白手巾，左手拿一本杂志——这是俞雷给我们双方约定的接头暗号，便确认了我的身份。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在他家吃的晚饭，小米饭搁水里泡泡，再就点咸菜，觉得很是美味。
我在王文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就有城工部的交通员领着我往阜平县走，一共走了五天。走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康尔沟，那就是城工部的所在地，在那里我正式参加了八路军。那时是1945年7月，我刚刚16岁。
抗战胜利，返回北京
到康尔沟以后，我被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跟我同住的还有两个人，他们也是城工部的，之前是天津的工人。城工部是有纪律的，横向不能联系，只能纵向联系。在北京，纵向联系俞雷，在康尔沟，就只能由城工部的人跟我联系，安排学习等事情。给我安排的学习内容主要是《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毛主席著作，以及延安《整风文献》。晚饭以后，可以出去散散步。村外有条小河，晚上河滩上都是人，大家在那儿聊天。不过即使是夏天，每个人都用手巾蒙着头，并用嘴叼着毛巾的两个角。乍看去，只露眼睛，不见面目。这就是城工部的人，互相不要认识，互相不能认识。
在那住了大概两个多星期，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那天晚上突然听见有人敲锣打鼓地说日本投降了，大家都高兴极了，扭着秧歌，在村里游行庆祝，把蒙在头上的手巾也摘下来，使劲儿挥舞着，好像是革命成功了，这些纪律都不用遵守了。
城工部当即决定出发回北京。大家也都没什么行李，打个背包就出发了。从阜平一直走到北京西郊的温泉，整个队伍风雨兼程，足足走了一个星期。
我印象中最困难的是过唐河。当时唐河正在发洪水，我们请当地水性好的老乡带着我们过河。因为在河里水流很大，两个老乡拽着我们一个人，但我们不许拽他，万一要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他就撒手，我们就顺流而下了。说起来很有意思，过河的时候不许穿衣服。当时男同志都脱光了，女同志留个裤衩，满河滩都是这样的景象。过河的时候，得一个一个过，老乡把背包顶在头上，然后拉着人过河。这段路走得很艰苦，很惊险，也很有趣。
当时我们发的鞋子是老乡给做的军鞋。鞋帮都是用针纳过的，很结实，但也很硬。路上淌水、下雨、过河，把脚都磨破了，化了脓，可是还得穿着鞋走。到了驻地，才能上点220药膏，就是把红汞、猪油和在一起。我们就这样一路走到了温泉。
到了温泉以后，城工部的人都开始化装，穿上大褂长衫或者西服，装扮成各行各业的人，潜入进北京。然而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们的组织部长佘涤清，后来也是北京市委组织部的部长，却找我和其他五六个年轻人谈话，说我们年纪太小，先别进城了，去华大学习吧。于是把我们派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
华北联大，重返课堂
华北联大在张家口，那会儿晋察冀中央局也在张家口。我们便从北京西郊温泉奔赴张家口。这一路北上，又走了好几百里地，也是早行夜宿。走到下花园，我们坐上了运煤的敞篷货车到了张家口。张家口东山坡有一处原来的日本兵营，作为华北联大的校址。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学习大学课程。
我所在的班是华北联大在张家口的政治第一班，来学习的都是各个解放区培养的干部，有的还是从大同监狱解放出来的共产党同志。话剧院的张奇虹导演和我是同班同组，至今我们还经常见面。当时我们都是小青年，1946年我才17岁，张奇虹比我小一岁，平常我们爱唱歌、跳舞、扭秧歌，都是文艺积极分子。当时华北联大文工团刚从延安来到张家口，团里很缺人。所以毕业以后分配工作，我和张奇虹还有几个人就分到文工团了。
当时我们文工团什么工作都做，包括土改、参加地方的宣传。团里有一个作家叫贾克，后来做了山西的文化局长，他被派到山西梆子剧团去搞民主改革。当时，郭兰英老师是唱山西梆子的名角，也是积极分子，后来她也加入了我们文工团。
内战打响，光荣入党
到1946年秋天，内战打起来了，张家口失守。我们就从张家口撤退行军，一直走到位于冀中大平原的河北省束鹿县（即今辛集市），才算是驻扎下来了。联大三部也就是文艺学院驻在大李家庄，而我们文工团则驻在小李家庄。
1947年，内战仍在继续，文工团号召参军。当时我们文工团有五个同志参了军。我也跃跃欲试，想着能参军打仗上前线，也没有害怕。当时我的班长是在《白毛女》里扮演大春的吴坚同志。他当时跟我讲共产党员才能参军，我不是党员，参不了军。那时候入党是秘密的，谁是党员不知道。于是我想，我得争取入党才行啊。在我不懈的努力争取下，1947年11月，支部开会吸纳我入党，并举行了宣誓仪式。当时我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王昆同志，还有一个也是女同志，叫赵莹，后来在北影做导演。
当时我们文工团大都在农村演出，主要是演《白毛女》。我也当演员，演《白毛女》里头一个站岗放哨的虎子。演出之余，我就喜欢搞些舞台工作，这也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一些基础。
我们后来在华北联大三部戏剧系学习，当时我们一班有一个同学叫于夫，我们也是好朋友。当时我们两个都有自己的梦想，他说将来要当个导演，我说将来毕业以后就搞舞台。
我特别喜欢搞舞台工作。当时我十七八岁，由于长期行军对身体有很多的帮助，底子好，锻炼得很好，所以爬上爬下的工作我都是争着抢着干。有一次我爬上一根四五米高的竹竿去拴铁丝挂汽灯，被刚从苏联回国的著名导演孙维世同志看到了，她不住地夸我了不起。这一件小事，后来还被张奇虹写到了一篇纪念孙维世的文章里。
我们在冀中一共待了两年多，一直到1948年解放大同和太原时，我们文工团就到榆次，在那等着进太原。然而阎锡山十分厉害，他的部队作战也很顽强。他们守在太原，修了很多碉堡，什么梅花碉、子母碉，不一而足。而且碉堡很坚固，一般的炮弹无法摧毁。而碉堡里射击口也很奇特，方形的枪眼里面却是一个球形像眼珠子一样的枪口，射击的时候拨正枪口对外射击，不射击的时候横着一拨，就翻了白眼，外面的子弹打不进碉堡内部。这样的防御碉堡给我们进攻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而我们的战士就一直坚守在战壕里。他们的脸上都沾满了战场的泥沙，却无暇也没有条件清洗。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他们还开玩笑说，划火柴不用火柴盒，在自己脸上一擦就能着火点烟了。这种乐观的革命精神让我很受感染。
就这样围了两个多月，太原没打下来。后来北京要解放了，我们又折回到北京。一边走，一边给沿途的部队和老百姓演出。
保护公物，立二等功
1948年春节期间，文工团到沧州慰问部队，演出《白毛女》。在返程的路上，我一直跟着文工团的两辆胶皮轮双套骡车行军。双套车是由一匹辕骡和一匹拉套骡子拉的大车，上面装载着文工团舞台道具打成的箱包，如幕布包、服装包、汽灯箱等等，还有各种装台的钢丝绳、粗麻绳等散装器材。满满的两大车，得有两三米高。当时物资缺乏，这些可都是文工团的宝贝。有时行军走累的女同志坐到车上去，一路上颠颠簸簸，晃晃悠悠，倒也惬意。
途经武强县城的时候，那里正是赶大集的日子，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派繁荣的景象。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了两架国民党的P5单桨战斗机，俯冲的时候往大街上丢了两颗炸弹，并且不停地用机关枪扫射。当时我有点发蒙，看着明明从天上往地下扫射的子弹，却像是从地上往天上发射的曳光弹一样。就听旁边有人大声喊“卧倒”“隐蔽”，人们纷纷往街道两边躲避，我也赶紧卧倒。然而已经有许多人倒在了血泊之中，街上一片混乱。飞机飞过街市，过了一两分钟竟又返回俯冲扫射，大街上又是伤亡一片。
我们的两辆大车就停在街当中，目标很大，拉车的骡子也在敌人的反复轰炸中，被惊吓得蹬跳嘶鸣不已，十分危险。此时我发现饲养员郝学同志正好在我身边，便大叫道：“快把车赶出城去！”接着我们两人跳起来，扬起响鞭，架起骡车，直奔武强县城南门而去。很快我们逃出了南门，远离了街市，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和郝学同志都很高兴，他还坐在车辕上背靠幕布包，竟然唱起了家乡的小调。
事后在总结工作时，全团一致评议我在爱护公物方面表现突出，还给我记了一个二等功。
创建舞台美术工厂
回到北京后，我们和李伯钊同志领导的华北文工团合并组成了华北联大一团、二团、三团。二团是话剧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人艺的前身；三团成立得较晚，中央乐团的歌唱家胡松华就是华大三团的。
而我所在的华大一团几经变迁，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团。慢慢地又剧院化，就成为了中央实验歌剧院。实验歌剧院后来又分成了中央歌剧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直属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是从这三个团体里分出来的。
再后来，我就逐渐远离了文工团，远离了部队，走上了我喜爱的舞台事业。1953年我在歌剧院主导创立了一个舞台美术工厂，也就是现在歌剧院的工厂——中国歌剧舞剧院美术工厂。有服装车间、铁工车间、木工车间（就是做布景的）、印染车间、翻沙车间、铸造车间。舞台美术工厂是全国第一，规模比较大，而且设备比较齐全，又比较专业。那个时候除了给本单位做布景和服装外，也做一些外活，每年能给剧院上缴四五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万，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工厂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发展得比较好，当时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兄弟团体来这学习。
然而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这段军旅生活总是萦绕在我心头。我总是说，十分有幸参加了军旅，十分感谢文工团培养了我。因为参加了八路军，让我跳出了思想的局限，开阔了眼界；参加了文工团，开启了我以后搞舞台美术的生涯。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华北联大文工团
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工作团，简称华北联大文工团，1937年7月成立于延安，其成员多为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和陕北公学剧团团员。10月文工团随华北联大到达晋察冀边区的河北阜平县，驻在花沟口，此后便在敌后开展文艺宣传活动。1942年底，由于敌人进攻封锁，敌后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精神，学校缩编，文工团编制暂被撤销，成员陆续转移回延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鲁艺派出两个文艺工作团分赴华北和东北。华北文艺工作团于11月到达张家口，重新组建华北联大文工团，并在平绥东线参加土改，同时到大同前线做战勤工作，并进行慰问演出。1946年9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张家口局势危急，学校转移到冀中，文工团亦由大同前线撤向冀中，此后主要在冀中地区活动。1947年12月，石家庄解放后，进入石家庄进行宣传演出。1948年中央将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文工团亦改为华北大学文艺工作团，简称华大文工团。后华大文工团改为华大文工团第一团，华大文艺学院工学团改为华大文工团第二团，不久后又新成立第三团。
1949年2月2日，华大文工团全团进入北平，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入城式，并为北京各界人士演出文艺节目。6月，以华大一团为骨干的从解放区各文艺团体挑选出来的文艺精英，组成出国文工团，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9月归国后又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底，国务院批准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干校为基础，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华大三部（文艺学院）改建为中央戏剧学院，华大文工一团改为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不久后又改为中央实验歌剧院，后发展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院。
华北联大文工团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剧作家、音乐家、歌唱家和表演艺术家。在晋察冀边区，他们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深入群众，联系实际，创作了一批反映当时现实斗争、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尤其是1942年将下乡采集整理后的“白毛仙姑”故事带回延安，贺敬之等将其改编为歌剧《白毛女》，为我国的新歌剧奠定了基础，在我国的戏剧史上是十分光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