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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若：一年间

2018-02-26 来源：我是文艺兵

程若：一年间

程若，男，1922年出生于四川涪陵。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军区政治部工作，并随王震的359旅突围，1946年到达延安。1949年随华北人民文工团进北京，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工作。1988年离休。

奔赴解放区

1945年5月，在二战国际战场上，德国法西斯投降，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也指日可待。这时，党的南方局在重庆、成都通过地下组织发动一批知识青年去解放区，迎接抗战胜利和参加战后解放区建设。

那年我22岁，是成都燕京大学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的成员。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怀着对解放区的热烈向往，欣然报了名。当时临近期末考试，同时为了做好远行准备，我决定完成考试后再走。

7月7日早晨，我去和几位同志告别。民协的一位领导刘克林从蚊帐里伸出手和我握手说：“再见吧，今后我们在两条战线上为一个目标共同奋斗！”一位民协的老大哥陈鼎文送我走了好远，给我雇了一辆黄包车，临别还把一盒万金油放在我口袋里。另外一位民协的领导人王晶垚，在棉花街为我找好一辆装棉花的卡车，还把在民协同志中筹集的路费交给我。

到了重庆，我按指定地点，找到了南方局青委吴佩纶，他把我安排到中央大学宿舍住下。几天后，又等来了燕京的杨遵球、黄辉容（黄琪，女）、川大的力伯英（苏凡）、社会青年蓝涛（蓝肇谦）。我们来自成都的5人，加上重庆的连登立编成一个小组，由我作组长，大约在7月18日，向着湖北新四军五师所在地——豫鄂解放区出发了。临行前，吴佩纶交代了我们到解放区的接头暗号和行走路线图。出发头一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告别信。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集合，搭乘小火轮顺流而下。中午抵达涪陵，那是我上初中的地方，认识一些人。这里的党组织前几年被破坏，我们不敢停留，就雇了一只小船继续前行。又顺流下行了30里，就到了我家乡的小镇清溪场。我举目看见儿时曾玩耍的沙滩、石堆，看见我家那破旧的房屋踞于石崖之上，心想，不知父亲是否在家，不知道他看了我的信是怎么想的。江水无情，轻舟如箭，转瞬即逝。

船经过酆都、万县，第三天中午到达奉节。次日我们就要开始长途跋涉，所以必须轻装。但是当我们在茶馆清理行装时，被一群不明就里的人围观。我们赶忙收拾起行李，免得惹出麻烦，因此未能轻装，这给我们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应对沿路的盘问，我们议定了几个人的关系——力伯英扮作我的妻子，黄辉容是我妹妹，蓝涛是力伯英的弟弟，我们4人要到武汉转平汉路回北平。另外二位不好安排“家庭角色”，只好说是同路人了。

第二天，我们乘船在瞿塘峡中的大溪上岸，没有停留，径直爬上几百米高的石崖。行李中有被子、毛毯，怕山中寒冷舍不得扔掉，所以很沉重。我们只好雇了一个挑夫。

按照路线图，我们一站一站往前走。山路崎岖，泥泞湿滑，我们翻山越岭，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几天下来，两个女同志就走不动了，只得休息一两天。两个健壮的“同路人”忍不住提议要与我们这个临时“家庭”分开走。他们走后，就由我和蓝涛来照顾两个女同志。但蓝涛个子比我还小，身体也比我弱，所以我照顾女同志的责任更重一些。

走了十几天，挑夫到家了，要回去。他走后，我们把4个人的行李分成两份，由我和蓝涛分别背着，每人大约40来斤，这样，每天就只能走40里路了。行走在大山里，很少遇到关卡盘查，比较安全。我们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吃瓜菜饭，夜晚宿农家屋，高兴时还可以放声高唱，实在累了就休息一天。走到川鄂交界处，一座山梁耸立，上山要45里，我们爬了大半天才登到山顶。山上寒冷如冬，荒无人烟，无法居住，我们只好寻路下山，又走了15里才到山下，已经天黑了。住下时发现力伯英的腿肿得很厉害，我们决定多休息几天。

走到湖北宜昌界牌，我们遇到走在前面的中央大学的一组同学。他们是专门等在这里接我们的，领头人仓孝和就是这条道路的开辟者。原来的路线是在三斗坪上岸，只走400来里就可以到达离解放区很近的津市，但那条路已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现在这条路线是党组织委托曾在这一带上过学的仓孝和设计出来的，虽然远达1200里，又很难走，但比较安全。我们这两组人虽然是初次相见，却像久别的同志一样亲切。但他们那组有8个人，加上我们这组6人，目标太大了，只能分开行动。他们先一步往前走，我们4个人慢慢跟在后面。幸好路上碰见两个“挑夫”与我们同行。这两个人老是跟我们讲“四老板”（即新四军）如何好，我们揣测，他们可能是新四军的便衣，但又不敢明说。第二天，乘船过一条大河，行至河心，我们的小船被一条大船撞翻，人员全都落水。我会游泳，可以自保；但两位女同志不谙水性，幸得两位“挑夫”相救。

这两天，在路上就听说日本投降了，心中十分振奋。但身处山中，消息不明。越往前走，离前线越近，战争的气息反而更浓了。

到了津市，前面同志已为我们安排好一切。再走一天，就是伪、共、日“三不管”的地区，有一条商路可通。我们就扮作商人，买了绸衣绸裤，还在商会换了路条。续行第一天，住在一个叫茅草街的小镇，突然来了几个人查夜。我们知道他们的真实来意，给了几个钱就打发走了。第二天来到江边，本来计划在藕池口过江，但已被封锁，只得另找渡口。许多商人、挑夫在江边徘徊，人群中有人暗中传话，一会儿说不要乱走，一会儿又说有鬼子巡逻，赶快藏好。随后真见到有一队鬼子兵从大堤上走过。一直等到午夜，大家才被叫到江边去。只见一堆篝火在江边燃起来，几只木船可能是寻着火光从对面划过来，有人组织大家顺序上船。

虽然对面就是新四军的税卡，但因为这里是边沿地带，还没有到达指定接关系的熊口，所以我们没有暴露身份。我们的这种过分谨慎反倒引起了一场误会：在税卡上，马队长已经猜测到我们是投奔解放区的，但几次试探，我们都坚称是过路商人。这引起了他的怀疑，于是将我们留下过夜，好好招待，吃过饭，还打水洗脚。第二天再盘问时，我们仍不改口，这才将我们捆起来，用船解到对面的行委。当我们见到行委主席（游击区的县委书记）时，说出了接头暗号——钱之光处长要我们来找李师长先念工作的。行委主席立刻叫医生来给我们捆红的手腕抹药，还请我们吃了饭，又写信批评了那位马队长。就这样，我们到了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就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第二天，我们到达熊口，第三天便和先到的40余人会合，由部队护送，绕过敌人据点，到达司令部的驻地四望山。

这次行程，在南方局青委的主持下，历时一月有余，行程计2000余里（水路800里，旱路1200里），虽艰苦备尝，但安全到达，是对我们这些学生的第一次锻炼和考验。一路同行扮作我妹妹的黄辉容同志，于1947年在战场上负伤后，被敌人当场杀害，时年22岁。另一位燕大同学、民协的老大哥崔嵬同志，比我们先到解放区，于1946年初因病死于工作岗位。

枣阳遇险

抵达解放区后，我参加了司令部组织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都是最近几个月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大约二三百人。在青干班上听取了领导同志对边区的情况报告，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以及整风文献等课程。这时国共矛盾加剧，中央将王震的359旅和王树声的豫西支队调来边区，建立中原军区，随即走出大山，解放了枣阳等4座县城。

青干班很快结束，学员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随军工作团，进枣阳先行宣传城市政策。一天下午，县委派几个分队下乡，我参加了由12人组成的小队，到了城西20里的齐集。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镇上与偷袭的敌军遭遇，起先都互相错认——他们以为我们是国民党县政府的人，我们则把他们当成新四军，还派了一位叫汪邵清的队员去取得联系。当即，我们3人——汪邵清、聂聪和我被捕。那时，我军的一个团在敌军4个团的进攻下战斗了一天，最后被迫撤退。敌人将我们3人押进县城，关在一个大院的小屋里。一个连长喝酒后来屋里说：“不是我捉你们，是你们撞到我枪口上来的。我也救不了你们，等你们执行之后，在你们坟上多添几筐土吧。”晚上睡不着，我们靠拢在一起，约好执行时要喊口号，不能让他们白白枪毙。

天快亮时，突然有人用脚踢了我一下。我以为时间到了，就站起来。他解开我手上的绳子说：“把衣服脱下来。”然后又叫我把他的破棉袄穿上，再把我的手捆上，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是要我的新棉袄。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敌军就把我们上交请赏，但接收的特务连连长一直不在。我们被押着在大街上走了三趟，已近傍晚时才被特务连收下，又被重新捆绑了一次，还把脚也捆上了。没多久，我军开始反攻，我听到子弹在屋顶上哔哔作响，听到敌人的队伍刚拉出去就有人喊：“新四军上城墙了！”一会儿又喊：“撤！”几个士兵押着我们，刚出大门，对面城墙上就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火花飞溅，我们立刻卧倒在地。枪声稍停的间隙，我看见几步之外有户人家的大门开了一条小缝，便趁敌兵不备，一步蹿了进去。有个老乡问：“你干吗？”我说：“我是被他们抓去的新四军。”老乡说：“跑出来了，太好了。”他把我藏在石磨下的稻草堆里，片刻后，枪声渐渐西去。老乡对我说：“同志，你们的部队已经打过去了，你去找部队吧。”我说：“城里的路我不熟啊。”他说：“那你也走吧。你们的部队经常打了胜仗又撤走，要是国军回来发现了你，我可受不了。”我理解老乡的顾虑，便说：“好吧，我就走。”他托着我翻过他家的后墙，下面是一条小道。我刚向西走了几步，听到前面似乎有拉枪栓的声音，就退回来往东走。沿街敲了几家老乡的门，都没人打开。这时，夜空中不时有子弹呼啸，我躲在一堵墙下。不一会儿，我见有个人出来，就大胆地叫了声“老乡”。那人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被他们抓去的新四军。”他急忙过来，拉着我说：“他们明天就要枪毙你们啦！我今天去市上买盐，他们的兵挨个通知，叫明天来开大会，要枪毙3个共产党。现在你跑出来了，真是祖宗积德啦！”他拉我到他家躲避，几次出去打听情况，回来说，看到对面敌人司令部正在往马背上驮行李，“他们要走了，你再休息一会儿吧。”于是我们就聊起来。他家原在苏区，他参加过儿童团，还说出当时一个领导同志的名字，使我感到很亲切。

天亮后，敌军被彻底消灭，我军重新占领了县城。我离开老乡家，上街找到了8团团部。团长、政委正在吃早饭，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一起吃饭。我们被俘的事他们都很清楚，战前还要救出3个被俘大学生来动员战士。他们看我衣衫单薄，给我披上棉大衣，临去工作时还嘱咐我好好休息。我坐在大门口回想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夜。不一会儿，看到聂聪押着一队俘虏过来，我们就在大街上拥抱起来，周围的老乡都说：“真是祖宗有德啦！”

中午时分，一个干部带我去见王震同志，我们3个被解救的大学生都到了。王震和我们亲切握手说：“你们辛苦了！我们的部队都撤走了，你们还在城里坚持。”他请我们和首长们一起聚餐（其中有王恩茂等旅团领导同志）。一个被俘的敌军参谋长坐在王震和我之间不吃不喝。王震对他说：“你吃，你喝，你的性命我保证。你要回去，我们送你出境，不过希望你回去之后再不要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抗战8年，人民都想要和平，可蒋介石执意要消灭我们。”他指着我们说：“你看这几个大学生，他们放弃了城市的优裕生活，到解放区来和我们同甘共苦。他们不也是为了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吗？可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被你们抓了，还要枪毙他们，于心何忍啊？”会餐结束后，王震同志指示后勤部给我们发新衣服，还留我们住了一夜才回县委。王震同志亲切的关怀，让我们终身难忘。

从部队到民大

回到工作团不久，我很快又被派去西边的刘集镇工作。我在乡政府做财粮工作，主要是收购、储存大米，以备部队之需。不久后的一天，各连队都来领粮食，我意识到又要打仗了。果然，那天中午西边就打响了，我们都集合到45团团部待命。枪声越来越近，半夜以后已感觉近在咫尺了。突然，传来撤退命令，乡里全部干部都随45团走，一个急行军，差不多走出百十来里地，天黑前才在一个山窝窝里宿营。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上午，我们部队竟在山里打了敌军一个师的埋伏。敌军被打得晕头转向，还没来得及反扑，我们就撤走了。

一路行军，我都在为部队筹措粮食。每到一处宿营，背包还没有进屋，我就带着两个战士到附近村子向老乡借粮。老乡粮食也不多，借起来很困难，有时好说歹说借到一斗两升的，就让战士先背回去下锅。所借粮食都要开借据，但不能写部队的番号，所以只能写上我的名字。这一带，有不少我欠粮食的借条。按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地政府应该凭借条偿还老乡，但我猜想当时没有人敢把借条留下来，因为如果被敌人查到，他们是要受罪的。因此，我只能在心里感谢那些冒险给予我们极其宝贵支援的老乡。当然，只靠这样少量借粮是不能解决一个团的吃饭问题的。所以，只要部队停下来修整，首长就得亲自出面找当地大户，那就不是一斗两斗，而是几担几担地借粮征粮了。

1946年1月13日，国共停战协议生效，我们被调到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学习。民大校址坐落在宣化店7里外的陈家河等几个村子里，学员约300多人，多数是国统区来的知识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大学生，还有少部分是从沦陷区武汉来的住校生，设两个大学队，一个中学队。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基本知识、整风文献和党员修养等课程，以自学为主，集体讨论为辅。还做过民主选举的实验，比如大队长以民选产生，多人参选、竞选演说、民主投票等程序一一走过。我感觉，党对我们这批知识分子特别重视。据说这批来解放区的青年，其规模仅次于1938年到延安的那一次，而知识程度和专业水平还要高一些。据我所知，许多人都是大学专科高年级的学生，有的还是毕业生，有化学系的、土木工程系的、医学系的、经济系的，还有戏剧学校曹禺的学生、诗人、银行职员、中学教师等等。党的意图是把这批人培养成高端的建设人才（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批人大多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和专家），所以派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兼任民大校长，革命老前辈刘子久任专职副校长，李昌任教育长，他们说要像办抗大那样办好中央民大。可惜国共矛盾日益尖锐，军事斗争日趋激烈，3个月后，民大就停办了。

那一时期，我6万军民被国民党30万大军层层包围，解放区地盘被压缩到方圆200里之内，道路被封锁，几乎与外界完全断绝联系，缺粮、缺盐、缺衣、缺药，民大同学几乎天天去挖野菜，生活极端困苦。我方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对他们的呼吁都无济于事，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国民党代表拉到解放区来亲自观察。在宣化店的大会上，周副主席义正词严地批判国民党的不良居心，并且高呼：“置6万军民于生死存亡的绝境，是不人道的！”国民党的代表只是敷敷衍衍，不着边际地说了一通。但那天，周副主席带来了联合国救济署的人员，还带来了大批救济物资。不久，我们就吃上了白面馒头，我的习惯性疟疾也因吃了周副主席带来的黄连素而渐渐痊愈了。

据说，周副主席此行还与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商量好了中原突围的问题。此后不久，全区就开始了突围的秘密准备。当时解散民大，也是为突围所做的准备之一。民大学员都被分配到部队。我被分配到军区文工团。我本来是不愿意做专业文艺工作的，但这次分配是为了突围的大局，也就欣然服从了。

中原突围

到了中原文工团，我就参加了突围的准备工作。上级布置：一是思想准备，要能吃苦；二是轻装，只能带几斤必要的东西；三是打草鞋，把所有轻装下来的布料全都用来打草鞋，还做过几次紧急集合的训练。

6月26日晚，出发的命令终于下达。部队出发后不久就下起大雨，我们冒雨走在田坎小路上，踏着泥泞，离开了宣化店。28日中午，在一个山谷里，召开了突围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干部旅的同志。王震主持大会，李先念讲话，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协议、坚持要打内战的行径。据情报，敌人阴谋于7月1日对我军发起总攻，妄图一举消灭我军。我们只有突围，打破敌人的围攻。大会又宣布了许多违禁条例，如不准拉夫，不准拿老百姓的东西……随后检查轻装情况，将许多不应带的物品，如毛毯、字典、大部头书籍等拣出来摆了一大堆。对一些同志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但也只得舍弃。

再次出发时已是傍晚。这次是走向突破口，隐秘为要，所以一路不许说话，不许打火，一个一个紧跟着快速前进。大军夜行如大江暗流，所过之处，连狗都没有惊动。雨又下起来。我们抵达前沿阵地时，只见枪炮齐鸣，火花飞舞。我们一个跟着一个跳下高坎、跨过铁路、踩着秧田，再趟过一条小溪，进到对岸一条山沟。这时，山上的敌军已被全歼，我们文工团的同志都安全到达指定位置。一夜之间，我军全部人马冲过平汉铁路封锁线，突围胜利了！

文工团是随王震的359旅突围的，编在干部旅，内部称文艺连。突出封锁之后，为了摆脱敌军追击，部队大踏步前进，出湖北，穿越河南平原，抢渡唐河、白河，每天行军100里以上，一路都没有遇到大股敌军。但到了陕南，却遭到胡宗南部的阻击。抢渡丹江之后，经过一场血战，部队才进入山区与敌军周旋。那时每天都有战斗，没有时间住下休息，只能边走路边睡觉。陕南山区峰高路陡，我们沿着崎岖山路曲折前行，有时走山梁，有时走水沟。有一次夜晚爬山，首长们的马匹爬不上去，只得放弃，步行登山。有一天竟连续翻过11座山头。山中人烟稀少，粮食供给困难，鞋子磨坏了也无法及时补充，部队时有减员。一个月后，文工团已有三分之二的人掉队。一天早晨，文工团剩下的同志集合在一个打谷场上，王震从山上下来，身后还有枪声作响。他走到我们中间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这次突围非常艰苦，你们如果走不了，就回到国统区，找社会关系隐蔽下来，以后再找机会到别的解放区去。今天晚上政治部就发给你们路费，带在身上，走不了就下去。”晚上，我们各自领到25000元路费（约合现在300多元）。

过了几天，部队来到一个叫红岩寺的大镇子。晚上，我到政治部，遇到一位姓唐的同志交谈起来。他说他的脚有伤，想掉队。我说我的膝盖也有伤，于是我们说好一起掉队，到西安去找朋友，但没有约好具体时间。第二天天还没亮，部队就集合吃早饭。我看见一盆肉放在地上，香气四溢。但大家刚围坐下来，还没动筷子，几颗炮弹突然打到旁边。我们顾不得吃一块肉，立刻起身奔跑，一直跑出十多里地才停下来。听后边的同志说，一个民团来偷袭，打得很激烈，都拼刺刀了。我顿时感到，我们这些徒手人员给战士们带来多大的负担啊，他们要在前面开路，后面挡敌，牺牲很大。一时老唐来到，我们就此离开部队。正好文工团的支部委员海啸同志正在旁边，我向他说明，他还拿出了香烟盒子，在上面画了一个到延安去的路线图，我当时想，没有地下关系，怎么能过那层层的封锁线啊！

告别了海啸同志，我们从侧面上山，在山顶一个农户家借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从那面下山了，到得山沟下，下起雨来，我们便到一座油房避雨，里面空无一人。但后面却有一人跟着进来，他先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说是商县中学的老师，回家过暑假。可他却一口咬定我们是从八路军部队下来的，并说：“你们不要怕，我不会害你们的，当年徐海东路过，还在我家住过，跟我走，我可以给你们办路条。”我们不敢相信。雨停了，我们出来，正碰上四个乡丁，便把我们拦住，并把那人（据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他是开明绅士）斥走，然后把我们带到一间空房，他们就出去了。一群妇女抱着小孩进来围着我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他们的部队多好啊，为什么要抓他们？”“他们的部队昨晚还住在这里。”“临走还把门板上好。”“还把地扫干净了。”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儿跑进来说：“你们快跑吧，他们去找粮食、锅碗去了。”于是我们就往前跑，才跑出一里多地，就听到一个人追来，还高叫：“同志，别跑了，你们的部队回来了！”我们哪能相信？反而跑得更快，并分开躲了起来。我躲在一小块玉米地里，老唐却往山坡上去了。

忽然山坡那边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一会儿就有部队从前面走过，一看便是正规的中央军，他们从玉米地前走过。正好那里有水坑，他们是踏着石块过去的，谁也没向玉米地里看一眼。队伍一直过到天黑。然后又听见附近有猪叫和军号声。他们在这里宿营了。我一夜没睡。第二天早晨，又陆续有军队通过，我想他们要追击我军，差了整整一天了。到中午，听到老乡在叫家人回来，我才从地里出来，疲倦已极，饥饿难耐。我向小山那边走去，看不见唐同志，也不敢大声喊叫。走到树林边，碰到两个人，对我盘问起来，我说是学校的老师，他们不信，就对我搜身，搜到一本民歌集，第一首就是湖北民歌。他们说：“你不是这里的，你是从湖北来的！”他们不听我分辩，说：“我们是县政府的，今天有任务，不然就得把你带走，你走吧！”他们走后，我发现身上的东西一样也不少，钱被他们拿出来又放回口袋，他们是什么人，我猜不透。

下了山，看见一个穷苦老头在翻检部队留下的垃圾。我上前喊他老乡，他没有回头，我说：“我已经一天没吃饭了，你有东西给我点吃吧。”他这才回头看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大着胆子说：“我是八路军下来的。”他这才一把拉着我说：“你怎么不早说！”他拉着我进到旁边的草棚里，让我坐下，并端出一碗玉米面来，对我说：“我这里是大路边，不安全。到沟里我亲戚家去。”

他领我走进一条小山沟，来到不远处的一个农家。他们把玉米煮成粥，让我吃下。他大概把我的情况告诉这家的主人了，那是一个朴实的中年农民，他们都很愿意让我在他家住下。老头很亲切地对我说：“你是八路军，对我说可以，但绝不能对别人说。在我们那边，你说是国军逃出来的，大家都会对你好。你在外边要装成农民的样子，拿扁担绑根绳子。你的头发太长。”说着就打来一盆热水，将我的头发剃光。我就像个小孩子在爷爷面前那样俯首帖耳。

我住在他家受到特别的关照，他在地里挖出腊肉每天给我吃一小盘，还带来草药给我疗伤。我的身体慢慢好起来，我很想了解这家农民的情况，这个老头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对我有什么想法，只听这位农民说起过，他们希望我留下来，教小孩读书。可惜，还没开始，一天，一个青年突然到访，非要我去他家住几天。他是这家的亲戚，就住在半山腰很近的地方。我于是只得跟他到了他家。午后，几个青年来访，他们商量到西安考高中的事，我当时想和他们去西安，还说我可以帮他们复习功课。可在谈话中听说有位同学的父亲是保长，立刻引起了我的警惕。如果他回去向他的父亲提起我就太危险了。于是等他们散了，我就提出立刻要走，弄得那个青年莫名其妙，我再三坚持，他也无可奈何。

此时已是日落西山，天黑时来到山上路边一个破屋里借宿，屋里只有一位老妇，孤苦伶仃。我说是逃兵，她就说：“你认识我儿子吗？他是几年前被抓走的。”我说：“部队人很多，我不认识。”她便叹息一声，不再说话了。她给我煮了一碗玉米粥，吃了我便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给了她一点钱就离开了。在山上行走，到农家吃饭，也遇到过逃兵，都很和善，不要我的钱。我打听到，去西安还有百多里路，于是起了个大早，顺着下山的大路，天黑时就到了西安郊外。当我在路边的旅店洗了脚，正准备睡觉，忽听旁边一家旅店查夜，我便立刻跑出来，在野地里找了个土洞睡了一夜。

西安和宝鸡

早晨，我跟几个农民混进了西安城。门前有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盘查，我们都顺利通过了。我按记忆的一个通信地址去找一个同学，他叫田汉文，是在齐鲁大学时的同学。我跑了西大街、南大街的25号商铺，都说不知此人。我想，我可能是记错了。我坐在一家冷饮店里，左思右想，我该怎么办呢？原来设想找到这位同学，他肯定会帮助我的（我曾怀疑他是地下党员），弄到路条和钱，我就可以到北平回学校。现在没有找到他，我就打算回成都了，那里有一些社会关系。我的身份不能再说是农民和逃兵了，还得恢复成大学生，是大学生落难。于是我就顺着这个思路，编了一个故事：燕京大学复校，大队走时，我回家了，现在我一个人赶来，在火车上我的箱子被人偷走，钱、路条、衣服都没有了，我想先回家准备这些东西，可现在没有路条，我寸步难行。

我向柜上打听哪里有车去成都，得知灞桥有商车去成都，于是我立刻坐板车去了灞桥。没有找到商车，可天却黑了，我怕检查不敢住店，就在一个很小的火车站的地上坐到关门。一位工人走来问我怎么还不走，我就把我编的故事讲了。他是四川人，对我这个落难的同乡很同情，让我到他的住地暂住一晚，并说“四川同乡会正在登记会员，你可去找他们。”我在他住的狭窄草棚里和他挤了一夜。第二天又回到西安城里，按照同乡会登记处提供的地址，在一个深宅大院里找到会长。我把编的故事给他讲了，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此时，他正躺在床上抽鸦片，慢条斯理地说：“你说的情况我怎么相信呢？李先念的部队正在城外活动。你如果真是燕大学生，可留在我们同乡会办的小学教书，半年一年后，你不是就有钱和路条回家了吗？”我一听，这是陷阱，我才不跳。我说：“对不起，我还是想继续上学，只得另想办法了。”告别出来，我决定马上去宝鸡。

天又黑了，火车马上要开了。车厢门已关上，但还是有许多人径直往车顶上爬。我也跟着爬了上去。车开出去之后，才有人来挨个补票。当时铁路交通非常落后。车厢少，旅客拥挤，杂乱无章，车速很慢。到了宝鸡已是下半夜了，从月台到出站口，两旁都是武装士兵站岗，如临大敌。我只得跟着人群走，不敢离开半步，本想不进旅馆，但无法逃开，只得跟着人群进了一家旅馆。幸好已过半夜，无人来查号。

一天，我徘徊在宝鸡街头，总想着弄到路条。在汽车站，碰到一个中央大学复校去南京的学生，他说：“你们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复校路过这里，这里的教堂也许能接待。你可以去教堂，看能不能给你解决问题。”我真去了教堂。接待我的人说：“燕大路过，接待的主要是三青团。你先去三青团，如果他们能给你开个证明，我们就可以给你开路条。”我仗着对燕大的基本情况心中有数，一些工作人员、教授的名字还没忘记，就径直走进三青团大院的大门。当看门人进去通报时，我忽然想到，假如他们和学校的三青团联系，我的情况岂不完全暴露。在学校时三青团的人已盯上我，在解放区被捕的事可能他们也知道了。想到这里，拔腿就跑，又怕他们追来，一口气跑上川陕公路，直到15里处的一个桥才停下，这时已是夕阳西下了。

川陕路上

一条小溪通石桥，两边都有房屋，像是一个镇子，我进一间茶馆喝茶，旁边的一桌有几个中学生正在议论解放区，我听见一个学生说：“不管怎么说，我得去亲自看看究竟是什么样。”我觉得此人有头脑，他们散后，我就找到他，把我编的故事讲给他。他很同情，并建议我在他们学校住下，写信回家，等家里寄来钱和路条，就可以到北平上学了。他领着我过了石桥，上了一栋木楼，这是他们的临时宿舍，室内非常拥挤，但他还是给我找了床铺，还弄来了饭菜。他说：“这里非常凌乱，你身上的贵重东西可交给我，我帮你存在小卖部。当即，我把身上的钱交给了他。”但我从他和同学的谈话里听说，他的父亲是宝鸡警察局长。我吃了一惊，这太危险了！万一他回去跟他父亲提起我，我将立刻被捕。于是我提出要马上走，他既感到突然，又觉得不可理喻，说马上要熄灯睡觉了，为什么硬要走？但我一再坚持，他只好立刻将钱取回来，一个不少地交还给我。我下了楼，观察四周，想找一个安身之处，可一无所获。只得回到那座楼敞开的底层，在一堆碎砖乱瓦上睡了一夜，幸好无人发现。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上路了。街上空无一人，突然从旁边院子里走出一位提菜篮子的军人，他喊住我，问我从哪儿来。我说是中学老师回四川老家过暑假。可他不信，直接问我是哪个部队下来的。我只得承认是××师下来的（即被45团伏击的那个师），遭到共军伏击，被打散逃出来要回四川老家。他似乎相信了，很同情地说：“你留在这里，过些时候这里搭车很方便。”我说：“不行呀，家中有七八十岁的老母，出来几年还不知死活。”他被感动了，说：“谁家没有老母啊！”他接着说：“你走吧，前边有一个岗哨，你就说是××班长叫你过去的。”往前边走不远，我到路边小店吃早饭，看到店前停着一辆去成都的棉花车。我与司机说好，给他一万元钱，两天后就启程了。

坐在车上，我看见沿途都有岗哨搜查行人，假如我是步行，怎样才能躲过？沿路都有老乡打听军情，感觉我们的部队就要通过川陕路了，我真盼望碰到他们，我又可以回部队了。当晚在一个小镇过夜，吃了晚饭，我正在茶馆门前休息，突然开来十几辆十轮大卡车，下来的是青年军，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我急忙爬上卡车，躺在棉花包上。他们到处搜查，幸好车顶有布篷遮盖，我未被他们发现。

第二天，车到广元，一切车辆被禁行。已有许多卡车被征作军用，我们的车虽未被征用，却只能停在大棚内等待解禁。司机进城去了，留我看车。几天过去了，还没有消息。我身上的钱不多了，再等下去，就没有饭吃了。我向成都发了个电报，希望寄点钱来救急，但发电报却把钱用光了，第二天饿了一整天。晚上我只好到这个商号的厨房讨点饭吃，一位好心的工人给我端来了饭菜。如此两天之后，他告诉我不要到厨房去了，柜上发现了，叫我在车上等。天黑了，他给我送来两个馒头，就这样又维持了几天，终于挨到解禁。可司机又说，他的车没有油了，得等老板从成都寄钱来买油才能走。我一下傻了，我不能再等了，我求他帮忙。他倒很负责，很快找了一辆车，带我回成都。这个司机本人就是老板，穿着时尚，慷慨大方。一路上都让我和他、他的助手一块儿吃饭（因他的助手曾和我谈到，有不少青年坐车路过川陕路，在离陕北较近的地方下车去了延安。我很怀疑他们的身份）。到了成都市内，我离开他们时，对他们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回到延安

我住在蓝涛家里（他是和我一同去解放区的，突围前，他身体不好，疏散回家）。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哥哥嫂子1938年就到延安去了。我在他家很受优待，就是不敢上街，怕碰见熟人。但我不能在他家常住下去。大约一个月后，我在找工作时，知道刘克林同志在《大公报》当编辑，我立刻给他写信。回信很快来了，叫我赶快去重庆。

到重庆见到他时得知，他已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重庆办事处主任张友渔同志。张友渔同志说：“这个同志绝不能留在国统区，让他快来重庆，一有机会就让他回延安。”当即克林同志就带我见了张友渔同志。他说：“前几天有一架飞机去延安，现在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有，我介绍你先去高级职业学校工作，有了飞机，立刻通知你。”这样，我就带着介绍信去了南岸的这所学校。校长吴藻溪是位民主人士，对我很重视。除教经济学外，还让我作图书馆长，并参加教务处的工作。

我看到国民党报纸对中原突围的恶意报道宣传，就开了两个夜车，用“丁以”的笔名写了一篇9000字的真实报导，准备投给《新华日报》。星期日那天，我揣着厚厚的信封去邮局，到了门口，怕特务查到没敢付邮，我本想带回来亲自送到报社，正巧在一片小松林里的路上碰到一个小报童，他卖的正是《新华日报》。我托他把稿件带去，他欣然答应。后来我看到这篇文章分三期发表在1946年10月22日至24日的《新华日报》上，署名正是“丁以”，题名“胜利突围”。

10月15日，张友渔同志派一位同志通知我：“明天有飞机去延安，友渔同志叫你马上去办事处。”我说：“校长那里怎么说？”他说：“你别管了，我直接告诉他真实情况。”于是，我就雇车去了办事处。见到友渔同志，他说：“明天有飞机去延安，是撤退《新华日报》的老弱病残的，我把你编在里边，但你不能再叫程扶弱了，我给你改名程若。延安日用品缺乏，像牙膏、牙刷、毛巾、肥皂等可准备点儿。”我立刻去准备了，晚上还发给我一套军棉衣。

第二天上午，一辆卡车满载着穿灰色棉军装的军人行走在大街上，引来行人驻足观看。到了飞机场，等了一会儿，飞来一架运输机，我们登上飞机就起飞了。蓝天之上，我看见了长江大河、秦岭高山、西安古城，辽阔的祖国大地令人无比兴奋激动。

到了延安机场，来迎接我们的是王震同志，他带领部队回到延安，现已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除我之外，其他人员都被送到了新华社，我一人被送到党校第二招待所。按规定我作为突围人员要休息一个月，利用这段时间，我到处跑到处看，延安宝塔、延安旧城、桥儿沟鲁艺……最使我振奋的是在欢迎民主建国军的晚会上，看见了毛主席。晚会进行中，他从侧门悄悄进来，坐在靠边的空座上，看了一会儿，又从侧门悄悄走了。我当时坐在六七排，看得很清楚。这一天，还第一次听到了《黄河大合唱》。

这样休息了一个星期，我就待不住了。我去中组部要求分配工作，交了一份自传。两天后，中组部的处长廖志高接见了我。我要求去新华社，可他说：“全国大城市的新闻人员都撤回来了，清凉山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你去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吧，你们中原文工团突围回来的几个同志都在那。”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安排去了文研室。”

回想从重庆出发这一年来，经历了种种艰苦磨难，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党中央身边，是多么幸运啊！经历了这一年的艰苦斗争，我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和胜利的信心。在危难中是党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决心跟党走下去，直到生命终结。

此后我便跟着文研室，出延安、过黄河，到晋冀鲁豫成立晋冀鲁豫人民文工团，排戏演戏，又参加了八个月的土改复查队；进石家庄后，团名改为华北文工团，接着我们开赴北平郊区，等待解放。

1949年2月2日，进入北平，后来这个团改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我就一直在这个单位工作。我曾做过党的工作、行政工作，同时一直坚持文艺创作。我创作的歌剧剧本有《南海长城》《杨开慧》《梁山的春天》《春风送暖》等大小十余部，歌词《荷花》《百万大军过长江》《上河里划下一条船》等数十首，诗歌《北平人民站起来了》《党啊，我的母亲》等数十首，散文数十篇。1988年在中央歌剧院艺术室主任岗位上离休。

程若：一年间

2018-02-26 来源：我是文艺兵

程若：一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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