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民：险死还生亦平常
朱昌民，男，1929年3月出生于山东郸城。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至1946年任山东郸城民兵反攻营文化干事，1947年至1953年先后在冀鲁边区文工团、平原省文工团任演员队长，1953年至1954年在华北话剧团任演员，1954年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副队长。1989年离休，国家一级演员。
“小鬼”参军
1929年8月，我出生于山东郓城的一个小乡村。小时候我家里很贫困。我上面还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哥哥，我们家四口人只有不到两亩地。那时候靠那一点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子人，所以父亲和哥哥在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一方面是愤于日寇的侵略，接受了党抗日的主张，一方面也是家穷，出去讨口吃的。
父亲和哥哥参加的是杨勇同志领导的黄河支队，起初就在我们家乡附近活动。我记得父亲当了连长，部队体恤他年龄较大，给他配了一匹马。我经常戴着八路军的帽子，穿着八路军的衣服，扎一条武装带，骑着父亲的马玩。所以别人都说我是八路军“小鬼”。在我幼小的心里，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一回事儿，我们家和八路军也是一回事儿。因而，从那时起我便觉得自己是党的人了。
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黄河支队开到了沂蒙山区，家里便只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就参加儿童团，还当上了团长呢。我们儿童团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破除封建迷信等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查女孩儿裹小脚。查到了就让放了，不停地查。因此有些人就没有裹了，到新中国成立后她们都很感谢我们儿童团。
在儿童团，我还干过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儿。有一次农会让我去给敌人修炮楼。一开始我母亲十分反对，为啥让一孩子去啊？挺危险的。后来农会的同志说，让我去的时候注意一下炮楼里有几个鬼子，都在哪些房间等等。我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是让我侦查敌情呢。
我去了之后就被鬼子派到炮楼的东南角修围墙，看得挺严的，也不能四处查看。只注意到鬼子们进进出出，老往东北角走，他们应该是住在东北角的屋子里。回来之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农会的同志，也勉强算是完成了任务。
1944年初，我离开家到抗日军人家属高级小学（那时叫抗高）读高小。在抗高我不仅努力学习，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我们组织同学夜里到敌人炮楼周围的村子写标语、撒传单，动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由于表现出色，1945年，16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那时入党都是保密的，“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
入党后不久，还没小学毕业，我就背着家里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参军了。为什么要背着家里呢？主要是母亲觉得父亲和哥哥都参加八路打鬼子了，家里也得留一个男人吧。但我可不管，就偷偷也跑到部队了。
我参加的反攻营是刚组建的地方部队，营长、指导员对我们几个抗高同学十分欢迎。虽然小学没毕业，但在当时也算是文化人了。于是我被分配到连里当了文化干事。随即便把党员关系转了过来，又被选作了支委。平时我的工作就是教人唱唱歌、识识字，但也和战士们一起训练，打仗的时候也要参加战斗的。
然而没多久日本就投降了，我们和国民党开始谈判。但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也屡次挑起局部斗争。我们部队由于是刚成立，所以很少有主攻任务，我们打过一次炮楼，然后也参与了解放郓城、攻打济宁等战斗。1945年底，我们迎来短暂的停战，并在济宁过了一个欢乐的春节。
内战全面爆发的时候，1947年我加入了冀鲁豫边区五分区社会教育宣传队，1948年又加入了平原省文工团，成了一名文艺兵。
文艺的力量
在宣传队，我主要是搞美术的，画宣传画、写标语等等。真正走上演员的道路，说起来还是因为王宪章老师。到平原省文工团后不久，团里要排豫剧《血泪仇》，少一个解放区县长的角色，王宪章老师就看中了我，让我来演。我哪里会唱豫剧啊。王宪章老师说：“没关系，我来教你。”就这样愣是把我从美术组弄到了戏剧组。
王宪章老师唱的豫剧属于豫西调，有点陕西秦腔的味道。他将戏曲的不同曲牌都用“三加三一十三加”给我唱出来，以方便我学习。等曲牌练熟了，不管什么词套里就唱出来了。我也很下功夫，练假嗓、学板，什么流水板、慢板等，听人唱完我就赶紧练习。好在解放区县长只有四句唱词，我突击几天后也能唱个几分像。
然而临近演出又出事儿了，王宪章老师突然病倒了。他在戏里演的是保长，上场以后先打一哈欠，然后就开唱“昨夜我在那祝家睡觉，那媳妇哭得是泪眼滔滔……”挺长的一段词。组里就决定让我替王老师。这是一赶二啊，先在前面演保长，之后再演解放区的县长。要知道我才学了几天戏，几乎还是门外汉呢，压力很大，但组织既然交代下来了，我也只得硬着头皮顶上了。
演出的时候，我扮上保长上场，打个哈欠，伸伸懒腰，然后就忘词了。旁边乐队的“过门儿”拉了好几次，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张嘴了。就在前台后台都为我着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王老师教我的曲牌了，张口就唱了出来“三加三一十三加”。台上台下也都不知道我唱的是啥。结果曲牌唱着唱着，感觉就来了，词一下子就想起来了，跟着伴奏便唱了下去。
回到后台，我出了一身冷汗。不过虽然有些波折，初次登台也算成功了。所以我总是跟王宪章老师说，是他的那句“三加三”把我领上的戏剧之路。一上路，就走了一辈子。
此后我便跟着文工团在冀鲁豫地区演出。我们演出的主要剧目有《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官逼民反》等，都是豫剧，很受老百姓欢迎。我们的演出条件是很艰苦的，很多服装是向当地的群众借的，舞台也很简陋，但大家都演得十分认真，演出效果也相当好。
有一次演出《二流子转变》，演到农会的几个同志开会批评教育二流子的时候，一个当地的老乡背着粪筐从我们侧幕晃晃悠悠到舞台上，找饰演农会同志的演员借火。借完火抽着烟袋也不走了，就放下粪筐，在台上一蹲看起戏来。演员们也不能演着戏赶人，就照常演了下去。戏里面，农会同志连说带唱，教育二流子要好好劳动，把老婆接回来好好过日子。最后二流子也认识到了错误，表了态要好好改造。这时老乡才起身背起粪筐下场了，边走边还嘟囔着说：“这态度还中，这还差不多。”
戏中突然多了一个观众，但台下的观众却没看出来，以为那个老乡是我们演员，一起参与批评教育二流子呢。这说明我们当时的演出十分贴近群众，从服装道具到台词表演，都结合群众的生活，真有一个老农上去和我们“搭戏”，竟然毫无违和感。
正是如此真实的演出，才收到十分好的效果。演出《白毛女》的时候，台下观众哭声一片，黄世仁、穆仁智一出场，都拿土坷垃丢他们。而且有次演枪毙了黄世仁之后，老百姓群情激奋，大声喊道：“再次枪毙黄世仁！”我们无奈，就让饰演黄世仁的同志重新登台，再“枪毙”一次。如此“枪毙”好几次，群众的感情才得到宣泄，散场离去。
还有一次是去部队慰问演出。一般是给我们战士演出，但那一次却是给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演出。当天演的是《血泪仇》，演出之后就组织他们开会讨论，他们很受感染，纷纷喊“打倒蒋介石”“我要参加解放军”等等。而后直接给他们发了解放军的帽子，有的连服装还是国民党的，就编入我们军队，回头去打国民党军队了。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拿枪的，一支是不拿枪的。“不拿枪的”说的就是我们文艺兵。那次我真是体会到了文艺宣传的威力，它对战争的影响是无形的、潜在的。但正是这种潜在的影响，促进胜利的天平逐渐向我们这边倾斜。所以战争的胜利，我们文艺兵所做的贡献也是要记上一笔的。
黄河历险
文工团的生活十分艰苦。一人只有一条被子，没有褥子怎么办呢？睡觉的时候两两结合，一人的被子铺下面，另一人的盖上面。两人睡一被窝，但各睡一头，当时我们叫“通腿”，用现在的话是同床不共枕。冬天的衣服每年只发半身。怎么叫半身呢？就是只发单面布，和一半的棉花。发下之后，我们得自己做活，把棉花添到棉衣里，把去年的布做里子，新发的布做面儿，缝补好久成了新棉衣了。
衣服总是不够穿的。有一次，趁着国民党退军的间隙，我请假回家要去拿点衣服，鞋子也破了再带一双鞋。领导嘱咐说：“路上小心，快去快回，接着还有演出，别耽误了。”
我急忙赶回家去，刚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夜里村干部就匆匆通知我：“昌民，你快走吧，刚得到消息，国民党又进攻了，从西南过来，现在可能只有40里地了。”我一听也是心惊，赶忙包了衣服和鞋子，连夜赶了20来里地，到了村西北最近的黄河渡口。
但到渡口一看就傻眼了，虽然天还没亮，但黄河岸边黑压压一大片，都是我们的机关、部队，还有很多老乡，都在等着那慢悠悠的渡船去北岸。照这情况，到中午也过不去啊。于是有一些地方部队的人就顺着黄河往下游撤，我便也跟了上去。
当地的黄河是从西南到东北流向的，我沿着大堤往北跑，追上了一个训练大队。不久后，他们就从望远镜看到了有一大队国民党军队追了来。眼看跑不了了，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哪能打得过啊。所以就纷纷找些木头桩子跳黄河，想游到北岸去。然而黄河里很多地方都是打着漩涡的，必须得避开漩涡才能游到对岸。当地群众把没有漩涡的河道叫绺儿，顺着绺儿才能过去，否则不是一浪给冲回来了，就是卷到漩涡里，还会有生命危险。不是经常在黄河边上的人根本不知道哪儿有绺儿。所以我们虽然下河了，但几乎全部又被冲了回来。
没办法，我只好又登上了岸，碰到了一个训练大队的排长。我们一合计，反正已无生机，就回头向南迎着国民党军队奔去。他身上有两颗手榴弹，我们俩分了。互相约定，国民党抓我们的时候，就一起拉弦跟他们同归于尽。
谁知走着走着，看到路边一条小水沟里趴着一个老乡。把他叫起来一问，他竟然说他可以找到绺儿。欣喜之下，就和他一起顺着黄河找去。路过一瓜园的时候，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一人多高的粗桩子，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劲儿，竟然一把给拔了出来。老乡找到绺儿后，我们三人便抱着木桩下水往北岸游。那个排长在前，老乡在中间，我在后面。我们互相鼓励着，终于渡过了激流，慢慢靠近了北边，甚至看到了对岸的人，心里不由一松。
当时正值黄河汛期，河面很宽，得有20多里地，我们把浑身力气都用尽才接近北岸，但心里一松就没了力气，却再也没有力气划水了，只紧紧抱着木桩任它在岸边漂着。岸上有七八位老乡，见状连忙手拉手将我们拉了上去。终于脱险了，我欣喜地站起身，脚还在水里，身体扑通一下就倒在了岸上，也不知道是昏过去了，还是睡着了。
等我醒来，天快黑了。一检查身上才发现，不但从家里带的衣服和鞋子被水冲走了，就连身上穿的上衣、鞋子也不见了，只剩下了一条裤子，可终究是没把小命给丢了。在老乡家住了一晚，并讨了一件破褂子，又趿拉人家一双不合脚的鞋子，便匆匆赶回了文工团。
回去之后跟团里人讲了我经历的危险。他们都说没被国民党打死，也没被黄河水淹死，真是命大啊。谈笑了一阵，也没怎么休息，就换衣服开始演戏了。在那个年代，这种险死还生的事情也不过平常而已。
后来革命胜利了，我被调到了北京，先是在华北话剧团，后来又到了青年艺术剧院，开始演起了话剧。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段在战火中给战士、给群众演出豫剧的经历，忘不了文工团的点点滴滴。在文工团，我走进戏剧之门，意志也得到了磨炼。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收获却更是丰厚。而且现在想起来曾经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一些贡献，心中就无比骄傲和自豪。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平原省文工团
平原省文工团的历史可追溯到1939年成立的大众剧社。1939年5月，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宣传队与清丰县抗战剧团合并成立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大众剧社。主要在冀鲁豫根据地活动，进行抗日宣传。1941年至1942年，日寇多次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许多剧社成员不幸牺牲，剧社编制也被打散，不得不于1942年9月结束敌后宣传活动。1944年12月，大众剧社重新组建，其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仍多为原大众剧社成员。1946年12月改编为冀鲁豫边区文工团。1949年平原省成立后，以冀鲁豫文工团为主力，吸收部分地方文艺宣传人员成立平原省军区文工团。1953年春平原省文工团解散。
该团主要活动在豫东北鲁西南等地，多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文艺形式进行表演，如豫剧、坠子、高调等，深受当地群众欢迎。除演出外，该团还参加土地改革、地区党建等工作，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