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苇：新四军中的“白毛女”
晓苇，女，1930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0月在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华东军大文工团工作，1952年11月先后在南京无线电厂、北京地毯厂、北京机械局工作，1973年任中国杂技团政工组组长，1977年8月任东方歌舞团政工组组长。1988年离休。
心酸童年
1930年1月24日，我出生在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城市贫民之家，父母带着我租了一间旧房和祖母住在一起，寄食在姑母家。姑父是个小地主，父亲当跑腿的。5岁那一年，家里添了弟弟。母亲每天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拉着我，从住处走到姑父家。母亲每天要做10多人的饭菜，还要采买清扫、缝补浆洗，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母亲要我带着弟弟玩，我小时瘦弱，背着走路已很费力，还能玩什么呢？每天，姑母家桌上酒肉飘香，而我与母亲、祖母只能在灶门口吃点残羹剩饭。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惨遭日军血洗，接着日寇占领全椒县城，城里一片恐慌。父母亲带着弟弟逃难去了，瞎子祖母和我留下给姑母家看守三进庭院。一天半夜，两个日本兵闯进门来，用刺刀挑开被子来搜查，我吓得直打哆嗦，从那以后我恨透了日本强盗。
1938年6月，3架日机对全椒县城狂轰滥炸，全城到处是火海。祖母怕我有危险，于是便也叫我跑出城去。我随着人群跑了75里地，在管家坝找到了避难的父母亲。这年母亲又为我添了一个弟弟，后来祖母也来了。转眼到了1939年初冬，父母亲每天起早贪黑给地主家干活，拿到2升米，也填不饱全家6口人的肚子。姑母和父亲商定将我送给陈六娘作养女，陈六娘原是县里童家茶馆的小姐，嫁给地主陈老六，曾生过两个男孩，可惜全部夭折了。
9岁的我，非常难过地离开了妈妈，来到周家岗陈六娘家后，六娘子说：“腊英（我以前的名字），这个家就我们两人，明天就送你去读书。”从此，我白天上学，晚上就陪六娘读书。当时虽然衣食无忧，但在精神上我却很压抑，晚上只要头一落枕，眼前就会浮现出在昏暗的油灯下，妈妈默默地缝补衣服的幻影。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重兵进攻周家岗，我又随继母迁到了津浦路东的半塔集，六娘从此不再让我上学，而是整天让我扫地洗碗干各种杂事，我活脱脱地变成了一个小佣人。
走进部队，战友情深
1941年10月，我记得那是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一天。一位身着灰军衣的新四军干部来到我家门口，微笑地问我：“小鬼，你到剧团来演戏唱歌跳舞好吗？”我高兴得合不拢嘴，说好呀！就这样我头也不回地就跟着走了，11岁的我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第二天，我来到二师抗敌剧团，见到了张望团长和仪军副团长。他们让我穿上小号的棉军衣，显得挺神气。大哥大姐唱着抗战歌曲，欢迎新入伍的小女兵。很快，我被分到四旅抗战剧团，龚维一大姐一见面就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叫晓苇，晓就是拂晓，天刚亮，意味着有朝气；苇就是芦苇，长在水中，很纯洁。”龚大姐见我长得既矮小又瘦弱，还亲自动手把她的军衣改小一点，帽子后面也缝了一截，这么一收拾，我显得精神多了。当时，抗日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部队行军时每人要背3斤米袋，我年纪小，团长戴贤中就分给其他同志背，每过一次封锁线，都要走上百里路。通过铁路线时，两边10多里要跑步前进，领导每次都指派一名男同志背着我跑到宿营地。
龚大姐对我的教育很严格，照顾则无微不至。晚上睡觉，大姐会把我冰凉的小脚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焐热了再睡。脚上起了泡，大姐就用针帮我把泡挑破后再穿一根头发，这是对付脚泡最好的办法。有一次龚大姐发现我的鞋底破了，便把自己的旧军衣撕了，用襁糊浆硬烘干，飞针走线纳成鞋底。她怕新鞋不跟脚，还特意缀了两根带子。有一次雪中行军，团长背着我，龚大姐拿着我的行李跟在后面，不时帮着托一下。过桥时大姐发现我的小脚露在寒冷的空气中，就伸手帮我拉裤脚，瞌睡中的我一伸脚把龚大姐踢到了桥下的冰河里，同志们把她拉上岸，她还笑着说没关系。大姐就穿着湿透的棉裤在雪中行军，两条腿被裤子上结的冰碴划破了。龚大姐的慈母心、战友情，我是终生难以忘记的。
到四旅剧团的第二天，团里就让我参加演出，在《农村曲》里饰巧姑。在团长的鼓励下，我壮大胆子登台演出，受到大家称赞。团里还派我到连队教唱歌，同样受到了一线同志的关爱。1943年3月，贯彻精兵简政，四旅剧团撤销，我和龚维一、马玉顺等奉调二师抗敌剧团，凡是小孩戏都由我来演。三幕话剧《新生之路》排练的过程中，我饰演小女孩阿凤。一天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演出，陈毅代军长特地到后台看望我们，他慈祥地摸着我的头，开玩笑地说：“小鬼，你什么时候知道谈恋爱呀！”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首长热情而又风趣地鼓励我们把这台戏演好。
1943年秋天，抗敌剧团全部参加整风学习，剧团领导考虑我年纪小、个人经历清楚，建议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读两年书，这正合我心意。在二师政治部肖望东主任的关怀下，我如愿以偿地进入半塔集干部子弟学校读书。在学校一年半的学习和锻炼，我增进了许多知识，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为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与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5年5月初，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因工作需要我回到了剧团，同学们恋恋不舍地敲锣打鼓欢送了我。
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对华东地区疯狂进攻，两淮失守。这时，我和二师文工团一部分同志并入华东野战军六纵文工团。1947年，我军在山东战场连续发起鲁南战役、莱芜战役、泰安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沙土集战役，我和战友们一直上前线包扎抢救护理伤员，还趁间隙表演小节目慰问部队。在一次战斗中，我看到一位非常年轻的战士腹部中弹，躺在草堆上，我给他喂水，照顾他睡下。黄昏时分，部队接到撤退命令，我又来到那个战士休息的地方，想叫他一起撤退，但到跟前一摸，却发现他早已停止了呼吸。一个年纪轻轻、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战士，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就这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站在他的遗体前，默默致哀，行了一个军礼，并唱了首挽歌，便匆匆去追赶已经走远了的部队。这个小战士的形象牢牢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时时激励着我坚定革命斗争的意志。
演《白毛女》，反响强烈
临朐战役后，部队北渡黄河到鲁西南短暂休整，然后向陇海线南出击，六纵文工团留在鲁西南一个山村排练大型歌剧《白毛女》。导演决定由我和另一位同志扮演喜儿（我扮演A角）。当时，我对演喜儿角色感到有点把握，一是我在旧社会也有一段苦难经历，对于在地主压迫下的穷苦人生离死别有切身体会；二是我和喜儿年龄相仿，都是17岁。当然，在排练时我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在“北风吹”和“红头绳”两节中，既要突出农村穷苦姑娘的天真和稚气，又要表现过新年时喜得一根红头绳的欢快情绪。
年末岁初，寒冬腊月，《白毛女》剧组在部队巡回演出时，正值华东野战军一部在豫皖苏地区机动作战。通常是弄清了部队当晚没有行军作战任务，就派部分男团员先去挖土筑台，天黑点上汽灯就演出。有时遇上北风吹、雪花飘的天气，汽灯下雪片飞舞，更增添了真实感。当演到恶霸黄世仁来抢人时，杨白劳的尸体在雪地里，我扮演的喜儿跪在乡亲们面前呼天抢地：“大叔大婶救救我呀！千万不跟地主去，死跟爹爹一块儿死，活跟大婶一块儿活呀！”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的那种煎熬倾注了我太多的感情。“为什么穷人这样穷，为什么富人这样狠！这样的日子我怎么过呀！多会儿熬完这苦日月？”这样的歌词在那个年代里足以感动剧场的每一个人。
当时，部队正在进行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剧团密切配合，《白毛女》连演20多场，反响强烈，效果明显。演出过程中，全场一片啜泣声，许多战士联系自己的苦难家史，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杀敌立功的激情。许多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战士，也很快认清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和老战士一起英勇作战。据此，文工团获得一片赞扬声，荣立集体二等功。
1948年4月，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前，我被调到华东野战军第八兵团文工团（后改为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工作。在胜利渡江、解放南京、推翻蒋家王朝后的第一个金秋季节，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排演歌剧《王秀鸾》。这个剧歌颂劳动英雄王秀鸾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孝敬公婆、积极支持丈夫参军上前线。导演李乐同志让我主演王秀鸾。一开始，我顾虑重重，怕演不好这个角色，因为我自从进入抗日剧团演《小放牛》起，都是演小孩戏，当年我才19岁。而剧中人王秀鸾已28岁，她有丈夫公婆小姑子，还有10来岁的儿子，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我没有一点实际体验。李乐对我说：“你不能只演一个类型的戏，你已经长大了，也成熟多了，要努力去塑造各种类型的角色，逐渐拓宽戏路子。”按照剧情的要求，“王秀鸾”在舞台上要熟练地完成犁地、浇地、收割等整套农活，有时还要按秧歌舞的步伐，边做边唱。在李导的指导下，我刻苦揣摩这个角色，努力去实现导演的要求。首场演出，观众反映良好。团里同志说我台上台下，判若两人，把王秀鸾演得有血有肉。
1950年4月，《王秀鸾》剧组在南京演出20多场后到上海演出，又连演数十场，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轰动了大上海。当时红星电影院的老板说：“我们这个影院开业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这样场场满座的盛况。”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胡风，还专门为剧组召开座谈会，他评论说，这个新型歌剧，既贴近实际，又高于生活，是广大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他称赞我内在戏演得很好，能抓住观众。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持爱人的工作，我改行做行政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1988年，我被批准离休，在欢送会上我说虽然离休了，但要遵照陈云同志的教导，离休不是革命的终止，而是新工作的开始，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自从爱人1995年去世后，在寂寞时，我总是面对老照片，回忆当年的烽火岁月，沉醉在思念战友、思念亲人之中。我11岁参军，在革命部队这个大学校里，受到许多首长和同志们的厚爱，在党的培养下健康成长。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要在有生之年，回报社会，回报人民！
人生虽有涯，夕阳无限好。回首往事多欣慰，笑看今朝更自豪！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
1940年4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在刘少奇、邓子恢的关怀下于安徽省盱眙县半塔集成立，以原安徽省青年抗敌协会所属的青年剧团为骨干，加上原安徽少年宣传团、霍山青年剧团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四队等部分成员共30余人，团长兼指导员孟波。后随着部队改编，改称二师抗敌剧团。
抗敌剧团成立后，戏剧活动家、剧作家刘保罗的“应景剧”成为该团最有力的艺术形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半塔守备战》《一个打十个》《良缘恶计》《军帽》等。抗敌剧团在演出大量应景剧的同时，也演出过《农村曲》《黄河大合唱》等大型优秀剧目，《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作曲家吕其明便出演过《农村曲》中一个逃难的孩子。抗敌剧团对内不拘一格，对外无门户之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古今中外，话剧、歌剧、民歌小调、应景剧、活报剧等都可进行演出。
1940年10月，张望接任抗敌剧团团长。皖南事变后，抗敌剧团不久即创作演出了歌曲《茂林血债》和话剧《两肩仇恨》，以揭发对国民党同室操戈的行径。1943年３月抗敌剧团改称第二师文工团。1946年10月，随着部队的撤编，二师文工团也随之撤销。
新四军二师文工团虽然仅有６年半的历史，但由于其人才辈出，作品精良，在淮南抗日军民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