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杰：从儿童团长到文艺老兵
刘志杰，男，1927年10月出生，194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3月参加工作，1944年到1952年在冀中第九军分区前哨剧社工作，1952年转业到中央电影局，后到文化部共青团工作，先后任团委副书记、书记。1980年任中纪委驻部纪检组成员，部纪委办公室主任、纪委常委。1988年离休。
我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也没有做过多大贡献，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这么一路过来的。
儿童团里逞英豪
我是1927年生人，老家在河北蠡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我刚10岁。那不久后，我的家乡也陷落了。我党为了开展敌后工作，建立了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在我们那里也派驻了地方干部。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我接受了党的宣传教育，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时候我们党的宣传，很多是以唱革命歌曲的形式进行的。我印象最深、唱得最多的就是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流亡曲》《复仇曲》，还有《九一八小调》等。每次听到“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亡的悲凉之感就油然而生；每次听到“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幼小的心里就不禁产生了对时局的愤慨。这可能就是文艺宣传的强大力量吧。
我家里也住进了一批区干部、县干部，他们经常给大家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八路军是干什么的？党是领八路军打日本的；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在他们的讲解宣传下，我们当地很多群众都加入了敌后抗战的队伍之中。当我们陵阳村的儿童团成立的时候，思想积极的我就被任命为儿童团团长了。
我们村离蠡县县城很远，离高阳县县城却很近。我们儿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了解日本人和汉奸的活动情况。日本人一出高阳城，到我们村北边，我们就赶紧告诉抗日干部隐藏或者躲一躲。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里种了大片的高粱，也就是所谓的青纱帐。《黄河大合唱》里唱“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高粱地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掩护。如果发现有情况，一回身钻到高粱底下就不见人影了，活动起来十分方便。高粱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儿童团就站到房顶上放哨。日本人出动好多时候是骑马的，在“帐子”里十分显眼。日本人吃了不少亏之后，从1940年开始就不让我们种高粱了。不种高粱的确对游击队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但对我们儿童团的工作来说，却也有一个好处。在毫无遮挡的野外，日本人动作更加显眼了，即使不骑高头大马，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我们也看得一清二楚，让我们对敌情的掌握更加清晰了。
我们儿童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查路条，不让陌生人进村，防止日伪奸细来探查情况。日本人不知道村中哪一家掩护了地方干部，就要想办法进村摸清情况。有些装成卖花生米的、卖油的，还有的甚至装成要饭的，这样就有借口到每一户查看。我们家里当时住着团职干部。所以我们儿童团就得在村口或者门口，一有这些可疑的陌生人，就要问他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在村里认识谁，答不上来就不让他们随意通过。
我们儿童团还参加过一次伏击。当时一听说游击队要打伏击，我们也不知道害怕，更没有想过会死，只是凭着好奇和一腔热情，就跟着去了。打伏击的人不多，大概有十几个人。我们缴获了一些刺刀、帽子、手榴弹之类的战利品，甭提多兴奋了。
我在儿童团的那段日子中，最危险的经历是一次站岗。那次我在村中站岗，旁边“啪”地响了一声。开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动静，然后转头一看，是一颗子弹打到了我脚下。原来是路过的日本人在路上看见有人就开枪，也不管能不能打着。那次差点要了我的小命，但我也没有畏惧。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抗日，八路军和老百姓早已超脱了畏惧。日本人来了就要打，没有办法，害怕也没有用。有次游击队员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日本兵包围了村子。他们当时正在做饭，听到日军围村的消息后，只是把枪支弹药仔细地收好，然后继续不慌不忙地做饭。游击队员镇定自若的神情和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我，也让年少的我渐渐学会了面对敌人时的无所畏惧。
艰苦的敌后战场
1940年的百团大战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势力，这一战不仅打出了敌后战场军队的威风，也为正面战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全国抗日军民都为之一振。然而，这也引起了日军的愤怒，他们开始对统治区进行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得沦陷区百姓深受战争之苦。同时，从1941年到1942年，中原地区的旱情不断加重，最后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的灾荒。那一段时间，也是敌后战场上的人民最为艰苦的时期。
那时候，地里庄稼几乎绝收了，家里的存粮也都见底了。粮食吃完了，就开始吃糠，糠也不够吃了，就吃树皮。人们把杨树皮磨成面，浇到糠里和着吃。可是杨树皮是不能吃的啊，吃死了很多人。吃会吃死，不吃会饿死，当时几乎是过一两天就死人，那种惨象，让人不忍再去回忆。再后来，旱灾过了，情况稍微好转，种的麦子长出来了。在麦子还没熟的时候，老百姓太饿了，就在地里搓生麦子吃。可是生麦子吃了要闹肚子的，也没人顾及这些，连能吃死人的杨树皮都吃过了，还怕啥闹肚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还要面对日本的扫荡。扫荡的时候，日本人就会到村里要东西吃，不让他们吃好，他们就要抢要杀的。日本人来了是一定要吃鸡蛋的。可是，很多人连自己都没吃的，哪还会喂鸡啊。所以老百姓不得不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拿自己吃的东西去跟做小买卖的人换些鸡蛋，以备日军的扫荡。这种事情想起来就让人痛楚和愤慨。
此时，敌后的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七七事变”之后，“不作亡国奴”“把日本赶出中国去”等口号，都已经成了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信念，当汉奸的可以说是很少。但到1942年，由于大灾荒、大扫荡，老百姓的生活内忧外困，一些人便丧失了信心，当起了日本人的走狗汉奸。
1942年，我们那里就有人去到高阳县城里对日本人说要当汉奸。日本人就问他：“你知道抗日游击队都住在什么地方吗？你应该报告上来。”那人就报告了我们村，日本人紧接着就来搜查了。当时地方干部也接到了消息，大都转移了。
日本人到我们村抓人的时候，只抓着了两个人，一位同志姓王，一位同志姓朱。日本人把他们拉到村西头，脱掉衣服，捆在树上，用很多刺刀捅到他们肚子里，十分残酷。当时我藏到了村里的一个草沟底下，一直等到日本兵都走了，我才敢爬出来。那年我15岁。后来大家知道了那个当汉奸的人后，抗日干部就把他拉出去当场处决了。那时候处决没有繁杂的程序，只要是汉奸，马上就枪毙。
然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此后我们家多次被举报搜查，一次次遭遇险情。
有次有汉奸报告说我们家有地方干部，我们都连忙躲了起来，我藏到邻居家后院一个柴火垛里才逃过一劫。
而我的父亲被抓走了。区里的干部说：“一定要想办法把刘水生（我父亲的名字）给救出来。”于是区里边找了点大洋，通过高阳县不远的一个汉奸头目的亲戚把钱给汉奸送过去了，又威胁汉奸说：“你要是不放刘水生，想想你的后果。”最后在区里的多重努力下，我父亲终于被解救出来。我父亲被抓走时，什么也没说；被救出来后，和地方干部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举报我家的汉奸叫朱年，当时不知道是他。抗战胜利后，发现了他的汉奸行径，经过审判才把他给枪毙了。
还有一次，父亲因为掩护八路军暴露，被日本人活埋，已经埋了一半，一个翻译突然对日本人说我父亲是良民。因为当时日本人也不能完全认定他是掩护八路军的，再加上那个翻译说情，就没有再埋下去。日本兵走了之后，我父亲才被七手八脚地刨了出来。当时如果再埋深一点，我父亲就活不了了。不过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翻译是我们自己人，还是突然良心发现，总之也多亏他，我父亲得以保全性命。
可是当时很多人，就没有我父亲那么幸运了。我记得有十几个地方干部，就是在这最艰苦的时期，为党牺牲的。他们中有不小心暴露的，也有被汉奸出卖的。那时候的我虽然小，但却目睹了种种惨烈和悲壮。这一段历史，我至今不愿多想，一想起那些牺牲的同志，内心就会难过无比。
进入前哨剧社
1943年底，我在临近的村子读高小，同时也搞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县里要培养一批卫生员，在三十四区队征集一个卫生队，我便报名去参加卫生队的培训。培训两三个月后，按照计划要回县大队。可是县大队因为斗争形势变化，已经转移改编了，我们没有找到，只好仍旧在区里等待着。
1944年六七月份，我没等到县大队，却有幸参加了冀中第九军分区前哨剧社。随即跟随剧社转移到了胜芳，也就是今天的霸县。当时，日本人活动稍少，我们得以在里面学习唱歌、演戏。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军队又进行了改编，我们进入了冀中独立第7旅第6中队22小队。那时候流行唱“吕正操的大刀队，打得敌人往后退”，这是我们剧社编的歌词，我们也唱麦新的《大刀进行曲》。
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我任戏剧班的班长，我们剧社主要进行慰问演出和宣传，主要唱的戏有《血泪仇》《周子善》《王秀兰》等。在这一时期，我们动员老百姓不要让日本人拿走他们的东西，把东西该藏的就藏、该卖的就卖。抗战时期，我们剧社主要是跟着部队，只参加了一次作战。我们当时跟着冀中第九军分区的机关走，在胜芳待的时间很长。那时前哨剧社大概有六七十人，开始我们大家没有军装，后来发了军装，大家都很高兴，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北京解放之后，部队把我送到华北大学深造。因为心脏病的缘故，我离开学校又回到部队待了几年。到1953年，我转业中央电影局。1956年，文化部的大楼盖了起来，电影局也随之就搬进来了。在电影局，我任团委书记一职。这以后就一直奋斗在文艺战线上了。
我10岁的时候，当了儿童团团长；16岁时，参军；18岁，入党。接受党的教育70多年，入党60多年。这一路就是听着共产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过来的。我经历过日军的扫荡和搜查，日本人在当时美其名曰“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段历史充斥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暴行，而现在的日本人却在否认历史。我现在有时也在想这个问题，这段历史是绝对不能忘记的，因为它真切地在我们民族的身上发生了，有人说要“忘记过去”，可是忘记也意味着背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时候，讲到了三个必胜：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三句话只有简单的12个字，但在这12个字中既包含着对于未来发展的希冀，又蕴藏着对于历史的铭记与反思，能够反映出中国人民对于未来的开阔视野和对于历史的强烈责任感，这是非常关键的。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前哨剧社
晋察冀第九军分区前哨剧社的前身，是1938年元旦在肃宁县文庙村成立的河北游击军游击剧团，是冀中平原上第一支抗日文艺队伍。同年4月，冀中军区成立，游击剧团改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剧社，并排练了大量文艺节目，在河间、任丘、献县等15个县城及附近大小村镇进行巡回演出。6月，剧社赴河间以东的联庄地区，参加收编四十八村联庄会的演出，进行全民动员，宣传抗日救国，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接待和欢迎。
1940年8月，第四军分区改为第九军分区，国防剧社更名为前哨剧社，1941年1月全部学员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学习深造。1943年3月，因形势残酷剧社被撤销。1944年7月，部分剧社人员奉命归建成立第九军分区政治部文艺工作队（简称文工队）。文工队在任丘白庄参加整风学习后，南下肃宁，为解放肃宁的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12月，文工队正式恢复前哨剧社名称。
1945年，为配合战略反攻，剧社排练了《王秀鸾》等歌剧节目，一面庆祝献县、河间解放，一面参加子牙河东、任河、文新、大清河北等战役的战勤工作，成为能文能武、名副其实的文艺轻骑兵。
后归入63军，1958年撤销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