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九霄，女，1931年11月出生于河北。195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在晋冀察三分区冲锋剧社任演员，1945年至1948年在晋察冀三分区冲锋剧社任演员，1948年至1949年在华北育才中学任教员，1949年至1954年在华大文工团任演员，1954年至1978年先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海省话剧院任演员、导演，1979年调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1988年离休，国家一级演员。
生活艰苦，三次被围
我出生于1931年，老家在河北省唐县北店头村。那个村是交通要道，往东再走三五十里地就到唐县城了。抗日战争时期，唐县城被日本鬼子占着，他们经常来我们村扫荡。
那时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真是苦，没有火柴、没有盐，医药就更别提了。1942年、1943年是最苦的时候，我才十一二岁，正是长个子的年纪，却总是吃不饱饭，只能吃树叶和糠。榆树叶好吃，柳树叶嫩的时候也好吃，柳树叶、杨树叶、杏树叶……什么树叶我都吃过。糠我也吃，就是小米壳，吃了它大便都拉不出来。
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二伯父是县长，日本鬼子是知道他的，所以只要日本人一来，我们就会逃开。即使如此，我还是尝到了被日本人围困的滋味，而且是三次。
第一次我们被日本人围住时，小孩和老太太坐了一炕，有十几二十个，在炕上吓得哆嗦。两个日本人上了刺刀，让我们一个一个地下来，他们看没有干部就走了。
第二次，我们半夜三更听见了枪声，就赶紧上房往外头跑。那时候房子都是连着的，我们跑到房上，可以再顺着梯子或木头杆从另一处滑下来。那次我们从我家后面那户人家的房子上滑了下来，从他家后门跑出去，家里人都跑散了，只听见啪啪的枪声。跑到了离我们三里地的野庄，当时我的小叔叔还比我小两岁，他说：“这有房子。”我们就躲在里头。等到我们打算离开回家的时候，正好有两个日本兵冲着我们俩走了过来，离我们只有十几米远。他们两个人拿着枪指着我们，我们也听不懂说的什么，就那么指了一会儿，后来就走了，把我们吓得一身冷汗。
第三次，我们都跑到了大沟里的山洞，并拿树枝或秸秆挡住洞口。之后又被日本人围住了，只不过藏得隐蔽没有被发现。当时我的二姑肖驰没有躲进山洞，她在大河滩里看见了日本人杀了三个干部，她跟我说：“日本人拿着大刀，先给你一巴掌，你头一歪，就给你一刀。”我听着就觉得十分害怕。
离家赴军营，照顾伤病员
我家里参加抗日的人很多，二伯父、四叔、五叔等等。我二姑肖驰只比我大两岁，当时我们俩是村剧团的，经常到各个村去演出，唱歌、演戏，宣传抗日，后来她参加了晋察冀三分区的冲锋剧社。
我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孩子就去世了，我都不记得她什么样，我二姑觉得我挺苦的，就跟她领导说，要把我给带出来。不久后，父亲骑着小毛驴送我去找二姑参了军，那是1945年5月，我只有14岁。
我参加了八路军后，也是在冲锋剧社。日本投降后，晋察冀三分区改编成了野战第四纵队。
然而并不是日本人一投降就太平了。他们要把占领的地盘交给国民党，解放战争时，我们又给夺了回来。唐县城、定县城、曲阳城等等，都是我们的部队打下来的。
打定县时，我二姑上前线并且负伤了。抢救回来后，安排在一个村里。我负责看护她，那天整整看了一夜，那是我第一次看护伤员。那时我虽然年龄小，但也不知道害怕。整整一夜，他们都在那疼得直叫。有一个人很厉害，他冲我骂了一通，我也不觉得他是骂我，当时我真的是觉得他们太苦了。第二天，重伤员都被送到后方医院了。
他们作战艰苦，我们这些在后方的人也一样。我记得有一年在古北口过年，我们连一顿白面都吃不上，都是吃小米拌饭，盛完饭大锅里还有锅巴，大家伙儿都抢着吃。
当时就算条件那么艰苦，我也并没感觉到苦，而且那时候年纪小，也不怕死。我们剧社经常派出小分队上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去给一个连、一个排的战士们演出，表演说快板、唱歌等节目。
途经无人区，难舍部队情
后来，上级命令我野战第四纵队急行军占领战略要地古北口。我们就从延庆急行军走了一个礼拜，比国民党军队提前赶到并占领古北口，取得了胜利。
从延庆到古北口这一路都是大山，途中有个地方是无人区，位于北京和河北交界处。所谓无人区，就是日本人把老百姓都赶到公路旁边盖的非常简陋的土房子里，热河、察哈尔那个地区的老百姓都被赶到这儿了。还有砌了一人高的墙，把人都圈了起来，叫人圈。这都是日本人干的事情。
我们路过那儿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小孩都还光着屁股没有衣服穿，大人也只能在屋里的土炕上弄点草烧了取暖。我们部队只发一套棉衣，没有内衣毛衣，所以也没有多余的衣服给他们。只有我刚参军不久，就把从家里穿的单衣小褂子捐给他们了。
就在从延庆到古北口的途中，冲锋剧社跟另外一个剧社合并了，改成前卫剧社。那时我14岁，剧社有一个小男孩比我小一岁，大家都叫他小独立。我们俩年龄小，身体瘦弱，路上走不动了，都是动员老百姓用小毛驴驮着我们俩走。后来领导说我们这是扰民，我们就只好自己走了。
到古北口以后，领导问我愿不愿意上学去，我一边说愿意一边哭。在部队大家都对我特别好，我亲妈不在了，父亲又娶了后妈，我感觉家里都没有部队好，实在不舍得部队。后来领导说那就不走了，留下吧，我才不哭了。这是1946年。
展开拉锯战，日行近百里
1948年，我刚17岁，还是又瘦又小。此时部队在古北口和张家口这一带跟国民党展开了拉锯战。因为敌人有飞机，白天行军很容易被察觉，所以只有晚上行军。我们剧团一直跟着第四纵队的野战军走，只要部队停下来我们就拿汽灯、搭台子，开始演戏。
当时，我演过《白毛女》，指导员孙福田还编了一个叫《无人区》的河北梆子，我在里头演一个小姑娘。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是打前站，到村里借衣服，老太太的衣服也借，演完之后再还给她们。那时我还学会了二胡，参加了歌咏队。
除了演戏，就是行军。那时一天要走八九十里路，我总是走在最前头，但很多时候，我们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睡着了就站住了，被人碰到才会醒，醒了继续走。
虽说是走，但还不能太散漫，要整齐地走。我记得好多次爬大山，为了鼓动部队，领导总是安排我和两三个年纪比较小的先上去。上到山头后，现编词给大家伙鼓劲儿，让同志们赶快走。因为我们小，大家一看这么点的小兵都上来了，也都加快走了。
重新进课堂，分配戏剧队
1948年春天，石家庄解放了，当时组织分配我去上革命联合大学，结果人家说马上要解放北平了，不再招生了，也没有插班生。于是组织此后把我介绍到了石家庄的育才学校。可是我只上过四年小学，除了加减乘除会，别的什么都不会，育才学校也没考上。最后，我插班到了一个两年制的补习班，当时已经开了一年了。不过努力学了一段时间，1948年底我也算毕业了，随即被分配到华北革命大学文工团。
华北革命大学文工团的前身是祖国剧团，主要是唱歌、跳舞、演歌剧、演话剧。后来改成华北话剧团，再后来华北行政区取消，合并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那时我已经18岁了，我觉得自己已经长不高了，不想当演员，认为当演员将来受限制。由于原来在部队上学了二胡，我便想留在乐队。但同宿舍的两个女同志整天给我做思想工作，说苏联的一个人民演员，都三四十岁了还演小姑娘，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演很多年戏。我们那个时候都服从组织分配，领导已经给我安排到戏剧队了，就只能演戏了。
后来要演《卖糖姑娘》，团里就觉得我合适，要让我演。《卖糖姑娘》里的角色很可爱，很好玩，我很喜欢，演的时候很投入，很受肯定。之后文工团很多戏都让我来演，像歌剧《刘胡兰》《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还在《赤叶河》演过巧玲。
演戏会上瘾，体验要深入
演戏是会上瘾的，因为全身心投入了，感觉完全不一样。之前分配我去上学时，我不愿意去，再被分配到剧团时，我还不愿意去。后来，在剧团里待下来后，随着演戏越来越多，我对演戏也越来越着迷。
而且，正因为着迷，我也才越演越好。那时候，每个剧本，我都会细致地看，直到把整个剧本都记在心里。记在心里还不算完，我还会分析剧本里的其他角色跟我演的角色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会将自己很深地代入进去，不是我演这个角色，而是我就是这个角色。
投入进去虽然很重要，但对各种生活的体验也不可缺少。那时候我们经常下乡，深入农村，就是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意地观察女孩子、老太太的动作、习惯等等。
虽然我的青春时代历尽了磨难，但我并没有感觉到苦。回想起来，加入文工团后我接触到了戏剧，使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让我常常感到无比感恩和庆幸。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晋察冀冲锋剧社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成立宣传队，主要活动在冀西平山、曲阳、完县、唐县、定县和望都等地区。宣传队成立以后，不断补充人员，健全组织。至1938年11月，宣传队改建为冲锋剧社，分为四个业务队：戏剧队、音乐队、美术队、舞蹈队，演职人员达50余人。
1939年11月，冲锋剧社参加晋察冀军区成立二周年文艺汇演，演出了话剧《回到祖国的怀抱》和舞蹈《边区总动员舞》《游击队舞》等，并参加了政治测验。在这些比赛中，该剧社获得了总分第一名的成绩。
1940年冲锋剧社的队伍扩大到近百人，除演出话剧外，还运用扭秧歌、说快板、歌咏、舞蹈等形式到前线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1942年至1943年，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剧社先后经过三次精简，人员从170余人精简到30余人。同时进行了整编，将各队人员混合编为两个演出队，主要任务是对敌开展政治攻势。
1945年上半年剧社奉上级指示进行整风，部分同志到党校学习。日寇投降后，剧社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随执行阻止胡宗南西进任务的部队进军山西，另一部分随执行解放完县、唐县、定县任务的部队行动。同年10月，两部分队伍在唐县会合，11月冲锋剧社与七月剧社合并。
冲锋剧社先后创作、演出了话剧《一个区长》《生与死》《反抗》《张大嫂巧计救干部》《新乡城》、快板剧《参军去》、歌剧《庆祝解放完县城》、歌曲《平沟合唱》《宣誓》《晋察冀永远是我们的》《抗日的事儿要多干》《国民党一团糟》等，在当地很受欢迎，为宣传抗日做出很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