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黛琴，女，1931年12月出生于大连。1945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在大连领前区政府任宣传科科员。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至1949年在东北文工团任演员，1950年至1953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任演员，1953年至1957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演员，1957年至1988年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翻译。1991年离休，国家一级演员。
现实中的“小铁梅”
我的父母是山东人，曾是烟台一个教会学校的老师。二战时学校被取消，两人失去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下逃荒到大连。1931年，在大连生下了我。
父亲在大连仍然找了一个教书的工作，并且利用无党无派知识分子的身份掩护很多从山东来的地下党同志。所以我们家就跟《红灯记》里演的那样，“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总是有很多叔叔大爷登门拜访。只要他们一来，父亲就把我赶到外面玩儿，还不让跑远，就在门口附近，如果有陌生人来就赶紧回家告诉他一声，谈话不让我听。每次我都挺生气的，不过还是老老实实按照父亲的嘱咐给他们看门。现在想来，当时却是在给地下党的同志站岗放哨呢。
那年月生活特别艰难，日本人不允许中国人吃大米，逮到了就算经济犯，要送到宪兵队受刑呢。我家的一个邻居在火车上做厨子，有时他会把火车上剩下的锅巴偷偷攒下来，卖给我们。我们用这些锅巴熬成锅巴粥，趁着晚上围着一丁点烛光稀里呼噜地偷着喝，心里却高兴得像过年似的。而那些经常来的叔叔伯伯们，更是不容易。有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宁可忍着饿工作，也从来不在我家吃饭，怕加重我们负担。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终于胜利了。1945年，日军正式投降前，已经在逐步撤军，而留下少量的鬼子藏在附近的山洞里看守留下的武器。叔叔们得知消息后，就赶着双轮大轱辘车进山找武器。自然，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而年少的我却不知情，以为好玩，便缠着他们要一起去。叔叔们无奈，同意我跟着去，但是不让我下车，并说交给我的任务是看车。他们把武器取回来，我帮着他们一起摆到车上。回来的时候，我坐在车上兴奋得不得了，像自己打了胜仗一样。
后来日本正式投降，共产党接收了大连。经常在我家开会的地下党负责人李世燕同志任大连市岭前区的区长。在他的推荐下，我这才跟随父亲一起进入了大连市岭前区的宣传科工作。于是15岁的我成为了一名小小宣传员。
我从小受在教会教书的父亲的影响，不但会唱歌，而且还能带着道德会（父亲当时任教的地方）的孩子们编舞。经我编排的舞蹈还在西岗道德会总会得了奖。尽管父亲希望我今后也能像他一样成为一名教员，但那时的我却暗暗立下了志愿——此生无大志，愿为钢琴一架而奋斗。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座右铭。
李世燕同志长期在我家活动，了解我有这方面的爱好，就给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同志说：“我们宣传科的于黛琴能唱能跳，把她送到东北文工一团去吧。”于是韩光同志亲自批文将我调到了东北文工一团。
加入文工团
说起东北文工一团，在大连可是鼎鼎有名。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从延安派遣了几十名师生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到东北开展工作。后来改称东北文工一团。1946年3月，一团来到了大连。
当时的大连比较特殊，其政权是党领导各个阶层和民主人士组成的市政府。所以我党在大连虽然处于领导地位，但并没有完全的控制能力。一些文化界和上层的右派人士，还是向着国民党的。他们说我们文工团是“土包子”，甚至有人说我们的节目“是山沟里的土玩意儿，不是艺术”。很多大连的年轻人受此舆论误导，都加入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东北文工团到大连后精心设计，苦心排练，进行了一次音乐公演。演出的曲目有《黄河大合唱》《黄河颂》《打到敌人后方去》等。激昂澎湃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在大连的文艺界引起了轰动。很多人都说，大连人民40多年来第一次听到这样充满革命激情的、动人心弦的歌声，将日寇用来麻醉民众的靡靡之音一扫而空。那些别有用心、带有歧视的谣言不攻自破，我党迅速占领了大连的文艺宣传阵地。
我就是在这时，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东北文工一团的。当时接待我的是著名的老艺术家于蓝同志，她安排我进入了团里办的培训班。张平、王大化、田风等艺术名家都是培训班的老师。培训班开设的课程有音乐课、表演课，还有文化基础课。然而，并没有学习多久，我们团便不得不撤离大连。
1946年8月，国民党围困大连。许多共产党员在城内遭到秘密的逮捕和暗杀。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们全团人挤在一节闷罐子车厢里，绕道朝鲜安东逃了出去。大约有两天两宿我们都闷在车里，很少有下车透气的时间，路过车站时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唯恐外面的美国兵和国民党军队发现我们。一直到了图们，到了我党控制的区域，我们才安心地下车，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不由得都放声歌唱起来。在图们稍作休整之后，我们又乘车到达了齐齐哈尔，在那里扎下了大本营。
当时的齐齐哈尔还很萧条，大街上见不了几个商店，而且风沙很大，出门都得裹着走路。我们到齐齐哈尔之后，就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迅速占领了文艺宣传阵地。我记得我们开展大秧歌活动的时候，一个大广场挤满了人。那次我是第一次在那么大的广场表演，边扭秧歌边唱拥军花鼓：“猪啊羊啊都到哪里去……”心中十分畅快。
在齐齐哈尔，我才又开始系统地上课学习。当时田风老师负责教我们历史、地理等文化课，张棣昌、张国昌两位老师教音乐课，张平、王大化等老师带我们表演课。这些课程都为我以后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记得我学表演的第一课就是表演《公开的孤独》。王平老师让我坐在中间，周围的人作各式各样的嘈杂状，还有人和我搭话。而我则要在纷乱的环境中去体会“公开的孤独”。这让我理解斯式体系体验的精髓，使我一生难忘。
在东北战争最紧张的时期，我们文工团分成了两队。一队在后方参加土改，一队则去前线进行慰问演出。我被分到了前方队，和团里一起跟随东北野战12纵（即后来的49军），12纵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部队打仗，我们则隐蔽休息；部队休息，我们就给他们慰问演出。
我们带去的节目主要有《血泪仇》《白毛女》等。每次演出都十分受战士们和群众的欢迎。有时候观众看到地主恶霸的恶劣行径，就会向演员丢石子砸坷垃。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入戏了，所以从来都是面不改色继续演出，以尽到一个演员的职分。
我们虽然不属于正规的军事编制，但和军队文工团没什么两样。我们也穿军装，每人都发有枪，以防止当地顽匪偷袭，我也发了一支小“撸子”（手枪）。当时据说给我的是连级待遇，但我们都一心慰问演出，谁也没有关心过级别待遇的问题。不过虽说随军转战，但部队拿我们当宝贝一样。战事紧急时，部队往来穿插行进，以迷惑敌人。而我们则都远远地坠在军队后面，唯恐遭遇敌人时危及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们也从没有遇到过大的危险。
然而，随着部队各地奔波的日子十分辛苦。我记得有次行军，下着大雨，道路泥泞不堪。拉行李的大车一颠，就把我行李都给颠到路边的沟里了。不过任务急，谁也不会停下再去捡回来。被褥我倒不心疼，最让我心疼的是行李里有一张我们家的合影。打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那样的合影了，成了我一生的遗憾。在休息时候，很多人挤到一张床上，其他人能借到一块门板睡就不错了，有的就睡在地上。而我丢了被子，还是领导给了我一个睡袋才对付了过去。行军时候，大抵都是如此。
而吃的是被冻成冰块的高粱米饭，俗称“冻疙瘩”。一锅水中浇点油，放几个葱花，便是我们的菜。有一次老乡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从菜缸中给我们拿了一小碗咸菜。那咸菜是拉了秧的小茄子头，人家捡回来跟韭菜在一起腌成的。现在想来十分寒酸，然而那时我们觉得那咸菜的味道，简直比北京烤鸭都好吃！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只要有一两天的休整时间，团里的老师就仍旧给我们上课，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我觉得不论是行军时吃的苦，还是休整时学到的知识，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锤炼。锤炼出了我的专业素质和坚强的性格，让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实和坚强。
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解放，东北文工一团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即我们接到上级的指令，开赴兴山（即今鹤岗市），调入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原本以为这便离开部队，远离战争，开始我的演艺生涯了，谁知在1952年，我又一次到了前线。
为演戏，赴朝体验战争
抗美援朝期间，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相关题材的电影《为了和平年代》。主要是讲述在战争背景下，一个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军护士的爱情故事。而我就被选为女主角，饰演人民军女护士。为了增加影片的感染力，增强演员的战争体验，厂领导申请让我们和志愿军一样，跨过鸭绿江，走向抗美援朝的战场，去体验真实的战争。饰演什么角色，就去什么环境中去体验。我饰演人民军护士，就被派到了人民军的战地医院。
过鸭绿江之后，我们的车就不断遭遇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即使到了平壤，我们开会的时候，敌机扫射的子弹就从我们一位同志的面前扫过，射入一侧的墙角。当时我们都是心惊肉跳的。可是看朝鲜人民，他们好像已经习惯了，或者说是麻木了。他们虽然住在地洞里，但出来活动时也不躲避美军的飞机。你炸你的，我干我的，死了就死了，不死就继续干。
在平壤，我们分开了，各自到各自的岗位去。我被拉到了一个战地医院。医院里只有护士长懂点日语，我也从小受过日本人的教育，所以能够沟通一点，和其他人只好打手势了。记得第一天去的时候，就丢给我一个手电筒，一件军大衣，让我自己在一个没门没窗的大屋子里的地板上睡了一夜。我当时是傻大胆，也没觉得害怕。可之后的一次动手术，却是让我害怕了，那惊心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名战士是肺部中弹，而且化了脓。我们的手术方案是，敲断他的一根肋骨，把子弹取出，然后插一根导管，将脓水引流至体外……由于美军掌握制空权，后方的补给药品很难运到前线，所以手术无麻药可用。整个手术过程，伤者都是清醒的，他痛彻心扉的惨号的声音，让我心悸不已。
我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啊！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举着两只蜡烛照明。可是举着举着，我就觉得一阵晕眩，身体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我赶忙把蜡烛交给我旁边的护士，转头就跑到屋外不停地呕吐起来，接着就瘫倒在了那断壁残垣之中。
我经常主动帮医务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朝鲜的气温特别低，洗绷带的水往往需要凿开冰层来取。有次洗完绷带时，我的手冻僵了。一个护士示意我跟她一样搓搓手，我就连忙用力揉搓起来。过了许久手有知觉了才发现，由于用力过度，我竟然把自己的一根手指给掰断了。迄今为止，我的右手食指还伸不直。这是朝鲜战争给我最直接的印记了。
我所在战地医院离前线是比较近的，经常遭受敌机轰炸。每当敌机来时，我们都将伤员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所谓转移，大都是靠人背的。很多人民军的护士能背起高大的伤员迅速转移，这让我惊诧不已，然后我就也毫不示弱地加入了她们。敌机在后面轰炸，我们就在前面背着伤员走。有时候敌机俯冲过来，炸弹在不远处落下，子弹从身侧扫过也不会顾及，只是机械地迅速地转移伤员。
在战地医院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也对战争习惯了，麻木了。最后人民军派人来嘉奖我，我们合影时，敌机就在头顶盘旋，我却也安之若素了。
遗憾的是，这部电影后来由于政策原因没有继续拍下去。但这段近距离感受战争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
后来，我调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之后又考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开始了我的舞台演艺生涯。此后我也演过一些比较有名的戏，如《李双双》《威尼斯商人》《撩开你的面纱》等等，获得了一些认可。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演艺生涯的起点——东北文工一团，永远不会忘记军旅生涯对我的锤炼。没有那些经历，就没有我以后任何成就和荣誉。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东北文工一团
1945年9月，为了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党中央选派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几十名师生组成“东北干部团二大队八中队”，挺进东北。11月到达沈阳后，东北局宣传部将其改编为东北文艺工作团。此后不久，中央青委宣传队、延安青委宣传队、延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单位部分同志亦来到东北，东北局宣传部将其改编为东北文艺工作团二团，简称东北文工二团。而原来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则称东北文工一团。
东北文工一团初入东北，便辗转本溪、大连、北满等地，公演《黄河大合唱》《打到敌人后方去》等革命歌曲和话剧《日出》等，展现了革命文艺的巨大魅力，为开展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贡献了力量。此后，一团在齐齐哈尔扎下大本营，其间曾多次派演出队慰问野战部队，并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文工一团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
东北文工一团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从小到大，发展成为东北解放区规模最大的一支文艺劲旅。其足迹遍布了白山黑水，为解放战争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