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大荒已经五十多年了。多少年来，很多事情已经淡忘，可是在北大荒6年生活中的一些记忆，却一直清晰地保存在脑海中难以忘怀。或许是因为那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或许那是一个年轻人初入社会的新鲜感觉，或许是因为城乡生活的强烈反差，也或许是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总之，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1.远行
1969年8月24日，我们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父母，踏上了那渺茫的旅途。
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同学们在泪水中告别。火车的汽笛响了，车轮转动着，无情的带走了有情的人。金色的学生时代结束了。
几天后，火车把我们甩在了黑龙江鹤岗站，改乘汽车以后，在草甸子里又颠簸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一个林中的空地上，散落着一个大帐篷、一座简易的油毡木板房和两栋建设中的土房，这里就是我们要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学校领导临行前的告诫还在耳边回响：下乡要做好住帐篷的思想准备。没想到到此后，只有女同学才有住帐篷的“殊荣”。
迎接我们的是先期到达的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的知青，也有少数年纪看上去大一些的老职工，他们以前大都是四川籍的军人。第一顿饭是清香的新麦面粉馒头和鲜嫩的炒豆角。也许是火车上没有好好吃过东西，那顿饭吃得很香。
2.新家
北大荒的冬天来得特别早，那年的“十一”，已经下了第一场雪。我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在严冬到来之前建成自己居住的房屋：一座是用带泥的草辫子做外墙，中间填上土再夯实的当地人俗称拉禾辫的泥草房；另一座土房的墙是用小树干做框架，外面再糊泥抹沙。劳动强度之大真是难以想象，但在日渐刺骨的寒风里，没有人偷懒。在上冻之时，我们终于搬进了建好的土房：一尺多厚的芦草屋顶，黄土、石灰和沙子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地面，明净的窗户，暖烘烘的火炕和火墙，住进去那叫一个舒坦。
我们这个新建连队坐落在三江平原的一片树林中，周围数百平方公里之内渺无人烟。连队叫骑兵连，开始的时候，大家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以为可以骑马驰骋大草原了。《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在当时是大家最爱唱的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我爱马场，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养军马。
连队里一名哈尔滨知青，彪悍粗犷，尽管懒得从不洗衣服，却天生一副好嗓子，他那一首歌颂草原骑兵的歌曲令连队的小青年们如醉如痴：
在百花盛开的草原上，
远方骑兵心花怒放，
远方传来牧人的笑语，
我的心里把往事回想……
后来中苏边境形势缓和，我们那里就成了团里的大马号和种马站。连队里有一百多匹马，其中有十几匹种马，体形很大，马背就高一米六、七左右，马蹄子大得就像一个小号脸盆。特别是其中的一匹黑马，生龙活虎，在草甸子上奔跑时，就像一条黑色的游龙。我们连队算是副业连队，主要任务是养马，也捎带着种地，到1975年我离开那年，连队耕种面积平均计算，每个人至少有几十亩地，要是赶上土改，我们连队的每个人可能都被划成地主啦。好在是机械化作业，但春天间苗、夏天锄草，守着一条垄，一天也干不到头。刚到时，连里还没有通电，小青年们每人都备着一盏小煤油灯，晚上躲在蚊帐内用它照明看书。大家把灯罩擦拭得干干净净，无言地比试着谁的灯更明亮。
3.蚊子
北大荒的蚊子那叫个厉害，晚上躲在蚊帐内看书时，帐内的小煤油灯会吸引来很多蚊子，多到发出一种类似飞机轰鸣的声音。晚上出去方便，需要百米冲刺的速度，每向前冲出一步，腿上都会撞上几十只蚊子。白天干活，要到地里揪几把艾蒿草点燃熏蚊子。在那里上厕所很麻烦：蚊子叮屁股。不知谁出了个主意，用桦树杆搭了个离地几米高的棚子。底下风一吹，蚊子就上不来了，蹲在上面很是惬意，于是大家给它起了个“轻松楼”的名字。
刚来时，有次同一个老职工聊天，发现他脸上趴着只蚊子，他居然毫无反应，而我们却是蚊子一咬一个红疙瘩，晚上痒痒得睡不着觉。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练就了那个老职工的本领：蚊子叮咬后，只是留下一个小红点，无任何感觉，干活时，看见蚊子落在身上，都懒得去轰它。多少年后我去某驻外使馆工作，那个国家流行一种蚊子传染的疾病——登革热病，这是一种目前还无药可治的病，只能靠个人身体抵抗力恢复，严重时，医院可输入一些血小板让病人抗着。使馆很多人染上了，而我却安然无恙，这也可能是得益于我在北大荒的那番经历吧。
4.可爱的连队领导们
我们的副连长和副指导员都是四川转业兵。第一次给我们开会时，大胡子副连长一张嘴就是：“中共中央.……”，大家全愣住了，他喘了口气，接下来的话却是：“骑兵连党支部欢迎你们……”，这话让大家笑翻了。他还经常讲，一旦中苏开战，我们连将负责全师的通讯联络，每人一匹马、一条枪。几年后大家问他：“枪呢？”他回答：“嗨，不那么说，你们哪能好好干活嘛。”我们的副指导员平日总是很严肃。一天我们班学习散得早，在屋外碰到他，他问：“学完了？”我们答：“是，学完了！”他一本正经地问：“学习还有个完？”大家听了又是一愣。
5.值夜班
有一段时间我腰痛得很厉害，老连长安排我去值夜班，任务是夜间看守林中师部一座战备仓库，仓库距离连队一里多地。夜晚，别人入睡了，而我却要出行。一个人行走在寂静黑暗的山林之中，道旁小动物出没突然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和远处野兽的低吼，常令我感觉脊背上产生一股股凉意，这是人在极度害怕时才会产生的一种反应，不知他人是否有这样的体验，毕竟那时我才17岁。
后来我想到了老职工家里养的狗，这是一群与世隔绝的狗，对连队外边来的人和它们的同类，那简直就是一群狼，不见血决不收兵。晚上，吹一声口哨，群狗便聚集而来，从食堂拿几个馒头扔出去，十几条恶狗就浩浩荡荡地随我上路了：有的在前，有的在后，也有的像侦察兵，前前后后的忙活着，好是威风气派，就是碰上熊瞎子也不怕了。后来，我又用黄菠萝树干削了个垒球棒攥在手里。从那时起，夜间走路心里就坦然多了。在北大荒那一片寂静黑暗的树林中，一个小青年安静孤独地行走了一百多个夜晚。
6.艰苦的生活环境
冬天，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下，雪不是一片片的，而是一粒粒的结晶体，就像白砂糖。夹带着雪粒的刺骨寒风比低温更加残酷，它会带走你身体内微弱的体温。如迎风前行，一会儿脸上就会被冻起泡。打鱼时，抱着二十斤重的冰镩干半天，身上绝不会出汗，相反会越干越感觉冷。那时，甭管男的女的，怀里都揣着一小瓶白酒，冷得实在受不了时，便躲到雪堆后面，躺着抿几口酒暖和暖和，我的酒量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北大荒冬季白天日照时间很短，下午4点天就黑了。这个季节，我们排的任务就是伐木和打鱼。每天伐满一车木头或出了一次网，装上马车就得走。若天黑前赶不回去，恐怕就要迷失在天地茫茫的雪原之中了。都说老马识途，但谁也不敢尝试。
连队的劳动很苦，粮食入仓时，一麻袋粮食近一百八十斤，一扛就是一天。腰肌劳损是我们常见的病。每天下班，我都要到连队卫生员小孙那里去扎针灸，缓解病痛，我的腰上不知扎了多少个针眼。
比艰苦的体力劳动更悲惨的是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们这一百多个被封闭在文明世界之外的年轻人，唯一同外界联系的就是几个知青手中的收音机。有人在休假时从城市带回几本小说，也会很快被传阅的人弄得不知去向。连队一些老职工的家属，一辈子连萝北县城都未去过。那时我们去团部，就好像是进城了：女青年们上车前，总是要很认真的梳妆打扮一番；男青年，特别是那些哈尔滨的小伙儿，总是要把压箱子底的皮靴拿出来擦得锃亮。那些在团部工作的同学们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屯迷糊”，每次总能热情地款待一番，并陪我们去逛逛街。其实，那时的团部也就是两个商店、一个小餐馆和一个照相馆。
7.美丽的北大荒
北大荒的生活环境虽然艰苦，但也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北大荒那独特而壮观的大自然。几十年过去了，也经常回忆起当年在“北大荒”那苦中有乐的岁月。
刚到时，连队周边还没有开发，这一带盛产榛子、黄花、木耳、榛蘑菇、五味子等。我记得宿舍前有很大一片野生黄花地，到了初秋时节，就像铺上一层金黄色的厚地毯。五味子的树林，到了初冬，从远处望过去，就是一片红树林。拣榛子时，要是你不怕榛丛里的蚊子，钻进去用手往麻袋里扒拉就是了，因为地上铺满一层层的榛子。到了秋天的假日，大家就开始忙活小秋收了：有的晒黄花，有的砸榛子，有的用蜂蜜腌制五味子。有一种猴头菇很珍贵，老职工说这种蘑菇在树上对着长，找到一个，就可能找到另一个，但很难碰到。回北京以后，看到满大街都有卖猴头菇的，也不贵，可能城里人不识货吧。我很少去采山货，因为收工回来后总感觉疲惫不堪。
连队也搞多种经营：养蜜蜂、种啤酒花、栽木耳等。北大荒产的蜂蜜中，椴树蜜质量最好，乳白甘甜，市场上很难见到。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句话是对生态环境没有被人为破坏之前的北大荒的贴切描述。我们所在的那片区域，用今天科学术语来表示，可能属于“湿地”的地貌，类似于红军长征时走过的那种草地：常年板结的草根，兜住了夏天的雨水，形成了当地众多的水流、小溪、水泡子。这层草根一旦被犁头划破，地表水便渗入地下，形成普通的耕地。
开垦前的“北大荒”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每当逢年过节，连队都会组织一些人去打猎，每次总能带回几只野猪狍子什么的。野猪肉包括肥膘那一部分都很硬，孢子的肉有些腥气，但对于油水不多的我们来说，那就是山珍海味了。春天鸟类回归，我们有时也能捡到野鸭蛋和天鹅蛋。有一次，我同八九个小伙子去距离连队十多里地的一个孤岛上建打鱼点，当时的伙食很单调，后来有人从水流边的草丛里捡到了二十多个天鹅蛋，大家一阵欢呼。天鹅蛋很大，每个有半斤多重。那几天，每顿都是炒天鹅蛋，吃到最后谁也不想吃了，因为腥气太重。那个年代，饥饿使人失去了保护野生动物的良知。
泡子里还有很多水耗子，据说是五十年代从非洲引进的。水耗子的皮子很值钱，外边收购的价格大约10元一张。这种皮子油光柔软，与水獭皮相似，冬天的雪落在上面，一抖落就掉，皮毛都不湿。据说清朝官员的袖口内常镶上一块水耗子皮子，上朝时有痰就往袖口里吐，下朝出了金銮大殿，用力一甩，干干净净。后来我在北京动物园看到过这种动物，学名叫河狸鼠。
我们在那里的几年，成片的树林倒在我们的快锯利斧下，水流、小溪、水泡子也被逐步拓展的耕地渐渐的推向远方，野兽的踪迹也很难看到了，晚上也听不到林外野狼的嚎叫声了。
北大荒的星星特别亮。浮华的灯光，使城里人很难看到壮观的星图。夏天晚上看护场院，躺在麦堆上，仰望星空，会感觉到浩瀚的夜空是离我们那样的近。我在那里读了几本天文方面的书，能够在星空中准确找到北斗七星和北极星的位置。我当保管员时，有几次从团部仓库回来，天色已晚，大雪盖路，我就是按照北极星指引的方向，摸黑回到了连队所在的树林。
有一年夏天的傍晚，我在打鱼点附近的水流边洗鱼。夕阳将天地间染成一片殷红，红色的天空，红色的林莽，红色的河流，红色的雾气。当一个人置身于那壮观浩瀚无限时空的大自然之中，你会感觉到，个人的荣辱兴衰，人世间的恩恩怨怨，会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8.打鱼伐木
那里夏天的农活多一些：种地、烧砖、盖房子，冬天相对轻松一些，主要是打鱼伐木。
新年前后，泡子里大面积的水域被厚厚的冰层冻干涸了，鱼儿聚集在水略深的小片水域里，当地人称为“鱼窝子”。这个时候，我们把鱼网装上马车出发了。打鱼的方式很特殊，也很有趣：先由渔把式找到准确的“鱼窝子”地点（此处冰面略低于四周的冰面，但常人的眼力是发现不了的），然后用冰镩凿开入网口和出网口，并在两个口子之间每隔五六米打两排冰窟窿。之后把拴着鱼网的细树干从入网口下进去，再由站在冰窟窿旁边手持一种特制的铁钩子的两个人相互配合，将树杆一个洞一个洞地往前送，这样，树杆便带着渔网在水下缓缓的行进着，直到出网口被拉出。水中若有活物，便会被一网打尽：有时拉出的是一网鱼，有时是一网林蛙，有时是沸粥似的一网泥鳅，但有时也是空空如也。打出的鱼主要是鲫鱼、狗鱼、老头鱼等，鲫鱼多一些，放点油，撒把盐和辣椒，放下鱼再焖一会儿，那个鲜呀。回城以后饭店里的“松鼠桂鱼”什么的，怎么也吃不出那时的鲜活味道。狗鱼主要是生吃：沿鱼脊将肉片下来，一只手捏住鱼皮，另一只手一掳，蒜瓣似的鱼肉便落入碗中，撒点醋精(那时吃醋是比较奢侈的）和盐，那个味道不亚于现在吃日本料理。老头鱼北京人叫黑鱼，肉很细腻，当地人说是大补之物，珍贵得不得了。几年前在北京逛早市，看到一缸一缸的老头鱼没人问津。林蛙的输卵管晒干后，就是中药店里奇货可居的哈士蟆油，如果放点连队自产的蜂蜜，开水一冲，味道也还纯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打的鱼，大部分都运出去换成了蔬菜，因为连队地窖里储存的蔬菜，到新年时都烂掉了，我们也不能光啃馒头和喝大渣子粥呀！
当时林子里常见的树多是桦树、杨树、柞树等杂木，上好的树种有黄菠萝和水曲柳，但很难碰到。黄菠萝十分坚硬，但比做火柴杆的椴木还轻，据说专做枪托子用。水曲柳比较坚韧，常用来做马车的车辕。虽然林外大风呼啸，气温已降至近零下40度，但林子里干活感觉比较暖和。中间休息时，拿出已冻得棒棒硬的大馒头，放在篝火上一烤，吃起来松软焦香可口，要是再夹上一层晶莹的白糖，那简直是美食了。伐木也是个技术活：下斧之前，先要看好树往哪边倒，否则会伤及附近劳作的同事。那时干活不惜力，直径20公分左右的树，十几斧子就可以把它放倒。后来到国外工作，我们使馆院子里2棵直径30公分的松树要伐掉，当地园林局出价每棵一千欧元，要不是工作忙，我差点把那个活儿揽下来。
9.那时我们还年轻
“九·一三”事件后的那个冬天特别寒冷。一天去团部听领导传达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通报，同志们听后都感到震惊、迷茫，回连队的路上，大家鸦雀无声，只是紧紧地靠在一起，以免被行驶在坑坑洼洼土路上的拖拉机拖斗车给颠下去。不知是谁轻轻哼起了国际歌的曲调，于是大家便不约而同地一起唱了起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群尚不知自己明天命运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站在一辆拖拉机牵引的拖斗车上，仰天长歌，在北大荒那特有的如同黑幔一般的夜晚中，在拖拉机微弱的灯光的照射下，缓缓地行进着。
“九·一三”以后的第一个初夏，连队的一些年轻人聚在小学校的教室，成立了一个理论学习小组。夏天的劳动时间很长，每天收工很晚，于是大家只好在早饭前学习。每天早上4点钟，当别人还在熟睡之时，我们就拖起疲惫的身体，踏着凌晨的紫露，聚集在小学校里看书讨论。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等这样一些会被现代年轻人看得很玄的题目，被我们这样一群每天都是面朝黑土背朝天，却又自感身负历史使命的青年农工们很认真地讨论着。
连队有些小青年懂点音乐，下工以后，常常聚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吹拉弹唱，后来干脆排了一场京剧《智取威虎山》。先是在连队里表演，自娱自乐，后来有了一点儿名气，附近好几个连队都派车来接，去他们那里演出。
尽管每天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但那时的很多知青都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自我陶醉的感觉。在我们这群身居三江平原莽林深处的知青之间，经常传抄着一些警句，以相互激励，保持生活唯一赏赐给我们的那一点点希望。还记得别人曾赠送给我这样几句：
“人们在学校时，常常有一番理想和一番抱负，然而，当他们进入社会时，发现社会与他们的理想有天壤之别，很多人在经过一番奋斗后便放弃了，他们当中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坚持下来……”据说这是毛主席年轻时的日记。
“人之屹立北国，犹如沧海一粟。然而，人之理想境界高于天，大于天，刺破青天锷未残。”这是好朋友张侠勉励的警句。
在返城的浪潮中，我们那个连队的知青也大多跌跌撞撞地离开了那座寂静的树林。北京的二十几个知青中，有的当上了人民日报记者，有的成了工程师和建筑师，有的做了法官和警察，当然其中大部分人早已退休安享天年了。每当昔日荒友相聚，大家依然感觉：我们都是北大荒人。
我们是生活在特殊年代的一代人，那一段经历，是生活对人的一种磨练，也好似生活中的一种“还原剂”：当你在人生跋涉中感到疲惫时，当你在大千世界里迷失自我时，回忆起那一段艰难困苦和冰天雪地的时光，总会令人重新振作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