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穆之同志曾任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他是我国新闻、宣传、文化界老前辈，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他写的文章以及别人写他的文章很多。我只写我知道的、让我永远怀念的一些有关他的事情。
我与朱穆之同志，有两个时间段接触较多。
一是1982年5月至1983年2月。在这十来个月时间里，我有幸与朱穆之同志在同一个院子里办公。
我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办公厅工作。办公地点在“孑民堂部长院”（职能司局在主楼办公，部级领导及秘书在“孑民堂”办公，俗称“孑民堂部长院”）。
1982年5月，中央搞机构改革，决定将文化部、对外文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国家外文局“五合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朱穆之同志任部长，来文化部“孑民堂部长院”部长室办公。我被分配到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因为我需要等待外联局落实办公地点，所以，还得在“孑民堂部长院”继续待上一段时间，与朱穆之同志在同一个院子里办公。
二是文化部两期整党，从1983年2月开始筹备至1985年11月彻底结束。在这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我在文化部整党办公室工作，与朱穆之同志接触较多。
1983年2月，没容我到外联局新办公室上班，文化部决定整党，把我抽调到部整党办公室工作，我从“孑民堂部长院”搬出。
我虽然搬出“孑民堂部长院”，不再与朱穆之部长在同一个院子里办公，但我在部整党办公室工作，而朱穆之部长是文化部党组书记、部整党领导小组组长，我们会经常接触。尤其是我在任文化部第八干部考察组副组长和文化部第二期整党联络组副组长以及部整党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期间，可以列席部党组扩大会议和部整党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我与朱穆之同志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此外，在朱穆之同志任文化部部长其他时间，我们也常有接触。
在我和朱穆之同志接触期间，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生活上“亲民爱民”
朱穆之同志，待人客气、温和、没有架子，与同院的同志相处很好。特别是他的“老八路作风”，关心人，让人感到十分地温暖、贴心、友善和幸福。
我有午睡习惯。在对外文委办公厅工作时，我就常在“孑民堂部长院”会议室长沙发上午睡。
“五合一”以后，我仍然没变，每天中午还在这里午休。
会议室和部长室同在“孑民堂部长院”正殿这一排房子里。而且，进部长室需要进出会议室前后门，穿堂而过，才能左拐进入部长室的门。这样，我在会议室长沙发上午睡，午后部长在我起来前上班，就会看得真真切切。
过去，在对外文委时期，委主任黄镇同志见我在会议室长沙发上午睡，十分关照。他总是轻轻开门，悄悄走过，让我不知不觉。
对外文委撤销，黄镇同志搬出，朱穆之同志搬进。我还在会议室长沙发上午睡，开始有些担心，怕朱穆之同志看到不高兴。
我没想到，他同黄镇同志一样，午饭后来上班，第一次发现我在会议室长沙发上午睡，就给我解除顾虑，让我每天来这里安心午睡。
文化部整党开始，我搬出“孑民堂部长院”，到北大红楼108房间整党联络组办公后，有一次他碰到我，除谈别的事情外，还笑着关心地问：“那里有地方午睡吗？”
作为领导，他关心下属每一位同志。谈起这点来，他会让你热泪盈眶。
“孑民堂部长院”勤务员老李，已到年龄，该退休了。朱穆之部长亲自嘱咐人事司，老李儿子能否接班，按政策来办。人事司派我和外联局一位处长孙文璧，去办理勤务员老李儿子来“接班”这件事。直到我和老孙去宝坻县北总兵村考察老李小儿子小李，合格，并和老李的小儿子谈妥，在当地政府办完手续，小李来“孑民堂部长院”接班，朱部长对这事才完全放下心来。
我们普通人看领导，特别看重他是否“关心群众生活”。如果他“关心群众生活”，就认为他是在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就认为他“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朱穆之同志做到了，大家就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与我们“官兵一致”。因此，大家都不再称呼他“部长”，而是习惯亲切地称呼他“穆之同志！”
工作上“开拓创新”
穆之同志对文化部的各项工作都考虑得十分周全。这暂且不说。我只说我知道的他对工作“开拓创新”的一面。
在第一期整党工作后期，穆之同志根据班子老化、急需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提出“在文化部全部范围内投票推荐部级领导干部和第三梯队人选”，“各司局也同时进行司局级领导干部及第三梯队的民主推荐工作”。
部党组开会研究决定以后，这项工作就做起来了。
为认真负责地抓好这项工作，部成立了“领导班子‘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领导小组”；抽调近70名干部组成八个考察小组，对每个被推荐的人选进行认真地考察了解。
我是这70名干部之一，被分配任第八干部考察组副组长。
我们第八考察组，分工是负责对电影系统推荐人选进行考察了解工作。每轮投票前后，我都与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副局长包同之以及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党委书记胡其明进行联系，了解情况，或召开座谈会，或与被推荐的人选进行谈话等。北影厂李XX得票较多，穆之同志不仅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多次追问了解他的思想、作风、知识、才能等情况，还个别向我了解他的“文艺思想怎么样？”
由于副组长以上干部可以列席部党组扩大会、部整党领导小组扩大会、部“领导班子‘四化’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所以，我不仅了解电影系统做这项工作的情况，而且，对文化部这次具有开创意义的投票推荐部级领导干部及第三梯队建设工作全过程，都了解得十分清楚。
开始，在第一轮投票时，有不少同志有怀疑，认为这是“走形式”，因此，抱观望态度；也有的同志态度不够严肃，推荐不恰当的人选。对此，穆之同志带领大家，反复耐心做思想工作。每轮投票，在投票前，都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做好部署，并层层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在投票中，都认真做好讲解、发票、写票、投票、计票等工作；投票后，各考察组对投票所推荐的人选，逐个进行考察了解；然后，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由各考察组汇报情况，进行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前后经过四轮投票和考察，从所推荐本部的349名干部中，遴选出15人为部级领导干部及第三梯队人选。各司局也同时遴选出司局级领导干部及第三梯队的人选。这就使部领导初步掌握了一批可以作为培养和提拔对象的名单。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次选出的领导干部人选和第三梯队干部，在此后的日子里，陆续走上部或司局领导岗位。他们不负众望，个个都是好样儿的，表现出“德才兼备”，廉洁奉公，响当当、硬邦邦，对党对人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干部“培养爱护”
这我有深切体会。
除从以上可以看出以外，我再举两例。
一是他教我写《简报》。
我在整党联络组除负责联络几个单位的整党工作以外，还负责《联络组简报》工作。
一次，碰到穆之同志。他对我说：“过去在房山搞‘四清’的时候，我听过你的发言，给我印象很深。这次整党，你在整党联络组搞《简报》，会搞的好的。不过，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深入了解情况，抓主要问题，反映真实，给部党组和部整党领导小组起参谋作用。”
他1965年在新华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时，曾到北京房山搞“四清”，是在张坊公社。当时，我也在房山搞“四清”，是在良乡公社。那时，不分职务级别高低，开会都在一起。在一次“四清”工作会上，要找几个典型发言，我是被找上者之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事过境迁，这么多年了，穆之同志居然还记得我的那次发言。我很惊讶！也很感动！
他过去在新华社任社长时，曾有人问他，新闻记者应该怎么当？他以一幅高雅的对联来回答：“辨别真假善恶美丑须当旁观者，事关国家社会群众不做局外人”。
他现在任文化部部长、部整党领导小组组长，我在部整党联络组搞《简报》。那么，怎么搞好《简报》呢？在这次碰面时，他用通俗的语言，对我在联络组搞《简报》，进行了关心和指点，使我在搞《简报》工作中能够抓住重点要害。
二是他教我写《总结》。
文化部这次搞整党，第一期，十九个厅司局和四个直属单位，1985年3月结束时，要写《总结》；第二期，八十一个直属单位，1985年10月结束时，也要写《总结》。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部整党办公室主任龚涟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说：“这么重要的大事，我这点儿水平，恐怕完成不好。”龚涟同志说：“没关系。有我和穆之同志帮助你，你认真地去做，准能完成得很好。”
按照龚涟同志的指点，我前后两次去找穆之同志。
每次，穆之同志都是很客气地让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然后，很耐心很细致地跟我商量应该怎么写好《整党总结》。
第一次我去找他谈写《总结》时，他主要是告诉我，起草《总结》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吃透上头”，二是要“摸清下头”。
按照穆之同志说的，我重读整党文件，收集整党全过程材料，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深入思考，列出提纲。然后，我去向穆之同志汇报我的想法，并听取他一句一句地口述《整党工作总结》提纲。
我按照他的口述“提纲”，对我原来的进行修改、完善。这样，《整党工作总结》的框架、部领导对这次整党工作的评价、以及部领导对这次整党以后工作的设想，就都岀来了。
我连夜写出《整党工作总结》草稿；龚涟同志赶紧修改；然后我将修改稿拿给穆之同志去审阅，并提交部党组扩大会议和部整党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讨论、定稿。
第一期《整党工作总结》完成之后，穆之同志就鼓励我说：“写得很好嘛！谁说是‘打鸭子上架’！”
因为，我在第一次找他谈写《整党总结》怎么写时，曾说：“我没有起草过这么重要的文件，是‘打鸭子上架’。”所以，在我请他对《整党工作总结》进行审阅和定稿时，他很幽默地、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1985年4月1日《文化部第一期整党工作总结和抓好第二期整党的意见》、1985年11月30日《文化部第二期整党工作总结》这两个稿子，如上所述，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穆之同志重视对干部进行培养爱护，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他1948年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里的新华社任副总编辑时，认真向毛泽东同志学习。他说：“毛泽东同志不仅文笔犀利、痛快淋漓、亲自给新华社撰稿，而且，还手把手地教我们写稿。我们受益不浅。”
毛主席教他写稿子，是对他的培养爱护。如今，他教我写《简报》、写《总结》，也是对干部的培养爱护。
穆之同志在文化部任部长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老骥伏枥。1986年3月，他70岁时从文化部部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又接连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直至2004年4月他88岁时，才办理离休手续。
浩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里的原型——北京大兴大白楼村王国福曾说：“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穆之同志何尝不是如此！他在耄耋之年曾诗云：
无妨霜雪满头，
但愿日新世道。
有力只顾往前走，
哪管走到何时了！
好一个“有力只顾往前走”！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尽管穆之同志已于2015年10月23日99岁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我永远怀念他！永远学习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