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才，男，1951年9月出生于河北保定，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0月参加工作，1972年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京剧宣传队，1976年至1991年先后在山西阳泉市晋剧团、山西省阳泉艺校任演员，1991年调入勇进评剧团，1996年到2011年在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工作。2011年退休。
肄业学戏
1951年，我出生在河北的徐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读到初中二年级，由于秩序混乱，便不再读书，进了我们当地一个河北梆子剧团。这个剧团，虽然是地方的小剧团，但是由于一位河北梆子的名家在这里教过戏，所以在我们那里颇为出名。那位名家便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老生演员“银达子”王庆林先生。他为这个剧团留下了很多剧目，生旦净末丑样样齐全，我的父辈多受教于他老人家。
然而我父母不希望我从事这个行当。但我从小崇拜英雄形象，喜欢武生剧目，而且跟着剧团还可以到处演出，能享受好政策，可以拿到一点劳务，还总能听到观众喝彩声。所以还是固执地进了剧团，学了武生行当。
在这个剧团我遇到的老师都非常敬业，他们教我们踢腿、下腰，练习基本的动作。那时我们六点钟起床，下楼开始练习。我的功夫就是那会儿练出来的，其实这完全取决于刻苦的练习。因为爱好，再苦的事都是快乐的。半夜三更，大家都休息了，我还要偷偷地起来练习。就这样在自己的努力和舞台的磨炼下，我慢慢地成了一名成熟的演员，专业水平也逐步提高。也正因为这样，1970年我被河北保定和山西阳泉两家文工团同时录取。由于山西阳泉文工团先给我办了手续，提走了我的档案，最终我便去了山西阳泉市文工团京剧队。
阳泉市文工团的老师也同样非常优秀。贺喜华老师是科班出身，专业也是武生，他作为我们的毯子功老师，专门教我们武打戏，让我受益良多。
我记得《沙家浜》里演新四军，里面有一个非常惊险的动作，戏曲术语叫垛子前扑。第一个人是倒爬虎，另一个人在他升空的时候再蹿毛翻上去，第三个人再跟着垛子前扑翻上去。三个人在一瞬间似乎就摞在了一起，然后交错而过，各自安然落地。由于功底扎实，由我完成第三个翻高。这套动作由老师把关指导，我们在台下反复练习，而且还要跟着鼓点，多次谨慎小心地磨合，最终成功达到了当时样板戏要求的标准。
那时在山西生活条件不是很好，30％的细粮，70％的粗粮，一个月才供应三两油，但我还是坚持不停地练功，这更为我以后走进部队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偷入部队
阳泉市文工团里面分了诸多的小队，有舞蹈队、话剧队、杂技队和京剧队，我当时去了京剧队，是以翻打为主的演员。当时每天只要有演出，就会听到有掌声，这是演员最快乐的时刻了。
“文革”后期，样板戏时兴了。各部队也纷纷上演样板戏，山西驻军69军的团级干部开始到各个地方物色文艺演员。而我在当地的武生行里也小有名气了，又是专业的武打演员，在山西称得上一号跟头演员，演《智取威虎山》，样板戏的演员能翻多少个跟头，我就能翻多少个跟头。所以当时前去阳泉的干部私下找我谈话说：“像你这样优秀的演员，到人民解放军大学校以后，用不了多久，就能入党提干。”那位干部的话对我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当时地方上的青年人几乎没有人不向往解放军三片红的。最后我们约定好，他们给我留下了一个地址，某月某日在哪里接我。于是在一个夜晚，我收拾好了行李，然后坐了七八个小时的火车，偷偷到了大同。下了火车后勤部的副部长打着小牌子正在那里接我，我同他去了69军的军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当时演《沙家浜》和《龙江颂》。
我走了以后，阳泉市文工团到处找人，后来他们知道我偷偷去了部队，就开始到省里告状，他们说：“不知不觉我们这就没人了，再演这个戏的话就没有补丁了。”后来他们还告到了中央委员陈永贵那里，部队顶不住压力，又把我给退了回去。
我回阳泉后，全文工团各个小队召开大会批判我无组织无纪律，并且让我去做检查。我的性格一向调皮，当时我说：“诸位领导、同志们，解放军大学校是一个坏地方吗？他们说不是。我说那我犯什么错误了吗？”如此一直追问，一场批判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正式入伍
不过我向往解放军大学校的热情一直没有冷却，等到1972年的冬天部队正式招兵时，我又报名了，办理了正式手续，才又去了部队。
这一次我去的是69军的206师，在内蒙古丰镇接受新兵连的训练。那里气温非常冷，水泼在地上立刻就能结了冰，提水桶时冰都能粘在手上。我还记得那年过年煮饺子时，因为我没有经验，把一锅饺子都给煮烂了，气得我们班长一个劲地骂我！
在那待了大约两个礼拜，有一天我们出操时，我听到值班室里电话铃响，里面问我们这有没有一个叫王卓才的战士。值班室的战士大声回答：“有！”然后就听里面说军直要来车接人。
当时大家相互之间都不熟悉，连长接电话出来后问谁叫王卓才。我就站了起来，他们迅速为我打好了背包，过了一会儿，军部的车就开到了新兵连，当天晚上我就回到了大同的军部。这样转了一圈儿，我才又到了69军军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大同军部的生活条件与新兵连的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的军部非常讲究，苏联为我们建造的装甲兵学院，里面的设施非常齐全，剧场、足球场、操场、游泳池……应有尽有，馒头大米、鸡蛋白糖随便吃。每逢过节我们就开着大卡车直接到北京采购，像烤鸭这种高档的食品我们都能吃到。住宿是两人一个房间，这在连队想都不敢想。
在那个年代我们去部队的最大愿望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大家都非常向往人民解放军大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员来源大部分是专业团体。我们当时下到团部演出，周围的营、连、排会早早地集合到团部来看我们演出，条件好一点的营部会有自己的剧场，差一点的我们会直接在操场搭台。
两次受伤
1974年我们去天津演出，那时我们军长陪同66军的军长刘正、警备区司令员王毅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吃饭时，两位首长说西哈努克亲王来我们这吃饭，也只能吃这16个大菜，可以说我们在当时是受到了高规格的招待。也正是从那次起我才学会了喝酒，但也只能喝一两白酒。
人家热情招待，我们演出的时候，也格外卖力。当时演的是《龙江颂》。这个戏后半场的武打动作比较多，里面有一个动作，是在追光灯下，在原地翻20多个跟头，一直翻到大幕拉合。但那天演出时，由于几个翻跟头的没能注意好在台上的节奏，翻到中间没错开，就撞在了一起。我翻到空中，跟人撞在了一起，头朝下就摔在了舞台上。脸着的地，后来发现化妆的眼圈，都印在舞台地毯上了。当时我直接休克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去的医院。幸运的是那次受伤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后遗症。
还有一次是在1975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四天，便在部队大院的舞台上疯玩起来。大年初四，我们到剧场恢复演出。玩性正浓的我们较起劲来，看谁翻跟头落地没有声音。当我前空翻翻到第五个时，由于控制得太刻意了，脚尖绷得太直了，落地后，大脚拇指的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就被戳得重叠在一起了。当时我脱下袜子一看，发现大脚拇指怎么短了。后来我被马上送到了军直医院，大拇指周围的韧带被损坏掉了。军直医院没有治好，后来又去天津骨科大楼，找了很好的大夫要给我做手术。但是医生说即使做了手术也长不回原来的样子了，我思考再三也没做手术，就任由它错位着长吧。后来再登台演出我就改变了脚的受力点，尽量适应脚的状况，表演的时候倒也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无奈转业
在北京军区演出的时候，叶剑英元帅也来看过我们的演出。那是69军来京慰问军区首长，在军事科学院礼堂里演出。在后台军长把我们几个武打演员叫在一起，然后打赌说：“小王今天演出可要铆足劲啊！如果你原地翻跟头可以超过戏中翻的26个小翻，那超过1个奖励一箱橘子，超过2个奖励一箱香蕉，超过3个则奖励一箱苹果。”听了这话，那天我咬着牙多翻了3个，最后赢了三筐子水果，至今在战友间传为佳话。
1975年，部队也不让再单纯地演出样板戏了，而且北京军区下了裁减文工团的文件。我们69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分到了各个师，我又被分到了以前的206师。1975年到1976年演出就很少了，即使有，也是演一些短小的节目，这对于一个戏曲武生演员来说，很有点无所适从的感觉。所以1976年的清明节我便申请转业了，又回到了阳泉市文工团。从部队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起点。
但我在部队这个大熔炉很好地磨炼了我的意志，同在地方有所不同，在部队我接受了正规训练，这是其他人一生中可能不曾经历过的。去食堂吃饭要整齐划一，吃饭前还要唱军歌，这在无形中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在地方我只能是一个练功的武生，在没有严格纪律的前提下，空闲时间可能就会用来聊天、玩牌等。部队让我学会了吃苦，让我无时无刻都想着业务，想着练功，天长日久，功夫就更进一步了，这对于后半辈子而言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每每想起我的军旅生涯，都会充满无限的怀念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