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松华，中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多民族文化学者，被誉为民族声乐艺术的探索者与传播者。在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始终充满着对国家与民族的赤诚礼赞，为我国多民族歌唱艺术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艺术之家的家风
1930年，胡松华出生在北平，满族。今年已经95岁高龄。在他少年时，画家兼中医的父亲常在家里作画，胡松华便耳濡目染，渐渐对艺术产生了兴趣。“小时候父亲教我书法，练习‘颜’‘柳’二体，所谓‘颜筋柳骨’。起初我比较反感，觉得麻烦，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父亲的远见。”在父亲的严厉教育下，胡松华坚持上了四年半的私塾，在绘画和书法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之后就读香饵胡同小学，又升入北京市第五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艺术伯乐——地下党音乐教师马常蕙。当马老师发现胡松华嗓音条件出众，下功夫培养后，推荐他担任《黄河大合唱》的领唱，却因父亲的反对而作罢。
“父亲反对我唱歌，说唱歌是‘张口饭’，没出息。他希望我当画家。但后来我不但吃了‘张口饭’，画画也没有耽误。父亲也就妥协了。”胡松华回忆，早期的艺术学习生涯并不轻松，因为他是家中长子，父亲对他有着比弟、妹更加严格的要求。不论工作再怎么忙碌，到哪个国家、哪个地方、见哪些人，工作一结束就要用古体诗给父亲汇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难度不断提升。事实证明，胡松华父亲的严格要求为其艺术事业积累了深厚的底蕴。比如，有一次去新疆访问，在穿上新疆民族军的军服时，他都在马靴里放好纸笔，一旦有灵感便马上完整地记录下来。这种被父亲锻炼出来的习惯，让他受益终身。
直到现在，他依然能清晰记得父亲的教育法：“院子里跑不出千里马，花盆里种不出万年松；河宽好行船，井深防干旱。”即便在艺术上取得了诸多成就，胡松华也依旧保持着歌唱、书画两手抓的日常训练。他在书画创作中常常借鉴歌唱的节奏和韵律，在歌唱时则借鉴书画的线条和构图，让演唱有画面感。在父亲的影响下，胡松华总结出“书画乃有形之歌声，歌唱乃有声之书画，苦练书画养歌气，勤使歌声润画书”的箴言。他说：“父亲对我的教诲和培养，始终激励着我在艺术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多民族访问情结
1950年，青年时期的胡松华被选调到中央民族访问团文艺队（中央民族歌舞团前身），前往大西南黔、滇、藏地区执行特殊民族工作任务。他牢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从事多民族艺术工作的要求，要与各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歌舞”。胡松华追忆道，“这‘四同’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要经历千辛万苦。比如说，有些人不吃牛羊肉，甚至荤腥都不沾，那么到了边疆地区，就要从饮食习惯到生活习惯的方方面面去适应、去融入。不过幸运的是，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吃了各民族的百家饭，也汲取了各民族百花齐放的艺术养分。”在搜集民族地区的民歌时，胡松华不仅认真做好记录，还深入了解创作背景、内容要点、处理技巧等，学习后再实践，并逐步把其中的艺术养分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从而达到“同歌舞”。经过认真实践“四同”要求，胡松华深刻理解了从事边疆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他的世界观、民族观、艺术观、历史观以及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观念得到了深化与升华。这个过程，也促进他将少数民族之韵和汉民族新声融合为一体，为助力中国少数民族歌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胡松华所在的访问二团在云南待了420多天，是所有分团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在与少数民族同胞学习、生活的过程中，胡松华与当地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胡松华在拍摄《长歌万里情》时，他与当地妥当协调了拍摄工作，甚至三个寨子的村民都赶过来给他帮忙。在“四同”要求的感染下，胡松华的演唱方式受到了启迪，他从不拘泥于单一民族、单一地区的特色和单一的演唱技法，而是在充分尊重多民族传统和特殊技法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理解，在融会贯通中表达出自己强烈的情感，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民族访问团工作期间，胡松华还留下了一张在访问团旗帜旁抓拍的照片，照片被刊登上报之后，他父亲将照片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珍藏。此后，胡松华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父亲就在地图上用红毛线和图钉仔细标记。之所以这样，不只是因为父爱深沉，还有父亲对胡松华工作的深刻理解与认同：儿子是在为祖国的多民族工作、民族团结事业而奋斗，这让他感到无比骄傲。
守正创新，收获赞歌
伴随着对多民族地区和文化艺术的深入研习，胡松华对多民族文化发展、民族融合工作更加倾心，而在此过程中，其在艺术道路上也开始阔步前进。
1963年，胡松华前往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向当时内蒙古“长调牧歌之王”哈扎布拜师，学习“诺古拉技法”，断断续续长达一年多。其间，胡松华与老师同吃同行，白天在牧场向老师潜心学习，晚上回到住处将所学仔细记录下来。“在马背上学马背民族的绝活，才能准确找到马背上的感觉！”胡松华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反复提及这句话，因为这段经历对他后续创作出经典《赞歌》，极为重要。
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始紧张创排，为了增添欢庆气氛，周恩来总理提议在第六场《伟大节日》前半段加入男高音独唱，并建议采用蒙古族的新型音乐风格，以舞伴歌的形式呈现。团领导了解到胡松华在民族访问团期间到过内蒙古，有“四同”生活体验，并创编过成名曲《森吉德玛》《丰收之歌》等，对他非凡的艺术创作能力与经验十分认可，便将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他。
接到新歌创作任务后，胡松华既激动又紧张。时间紧任务重，留给他的创作时间只有一夜！因为两天后，新歌就要迎接周恩来总理的审查。得知这首作品计划安排在京剧“水旗舞”武打式锣鼓喧天的气氛之后，胡松华迅速捕捉到“闹后取静”这一创作切入点，因而对情感与氛围的渲染成了创作的关键。经过深思熟虑，胡松华选择突破常规，大胆使用了四句蒙古族无词的“新长调”，与后面“多元短调”进行“关照”：先以“无词新长调”进行吟唱，再在4/4节拍的后段音乐中筛选并运用一些民歌元素，经过反复试验、吟唱，最后确定加工成“大调性”的曲调，以期通过“无词新长调”，在内蒙古大草原的辽阔壮美与天安门广场壮丽辉煌的气派之间，架起一座幻美奇妙的音乐彩桥；将“长调”从最早表达对姑娘的小情小爱，转化为对优秀民族文化、对伟大祖国赞颂的大爱，同时唤起听众对蒙古族音乐及同胞的共情，为后面有词的正歌部分做铺垫，增强歌唱的突出感和感染力。胡松华连夜创作完成后，将作品定名为《赞歌》，然后立即上交给领导。经批准，由经验丰富的赵行达同志做乐队配器，之后进行编舞、合乐排练。两天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领导前来审查舞台实演。他们观看了添演的《赞歌》，仅看了一遍就一致通过了，并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勉励。后来，在合乐排练《赞歌》的现场，胡松华的长调老师哈扎布也对其在短调唱段前加写的那段“无词新长调”这一创新做法表示了赞许。
这一创作不仅成为胡松华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和代表作，同时也体现了他“广学古今中外法，扎根边疆保元真”的艺术理念。《赞歌》的演唱，既有美声唱法高泛音“通道”“面罩”“共鸣”“颤音”“半声”等声音技巧，又有蒙古族传统声乐“诺古拉”“润腔”等特殊用嗓技法。《赞歌》的演唱难点是引子部分的蒙古族长调，高亢悠长的旋律考验歌者气息的驾驭能力。与蒙古族原生民歌演唱者采用的单一腹式呼吸法不同，胡松华倡导胸腹式联合呼吸方法，通过胸肋部的扩张和后腰力量的支持保持气息，形成气息与横膈膜、吸气肌与呼气肌之间的对抗支撑关系，使其保证气息的充沛流动、腔体的充分打开。他将胸腹式联合呼吸的气息支点及高位混合共鸣，与蒙古族长调中特有的吐纳功夫相结合，使声音通透、明亮、开阔而深远，既保持了蒙古族特有的“诺古拉”特殊唱法，又保持了原有长调的韵味，既有继承，又有新意。在《东方红》大歌舞历经多年演出及电影传播后，《赞歌》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走向了世界，荣获了金唱片奖，收获了国内外众多赞许：“这早已不是原始的民歌了，而属于技巧高难、修养丰厚、曲高和众的艺术歌曲。”
专研艺术，培养人才
年轻时，胡松华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边疆人民，献给了舞台，用歌声记录时代的变迁、赞颂党和国家。同时也通过不断实践和创新，一点点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和实践方针。取得艺术成就后，胡松华也从未放弃将所感所学传授给新一代声乐学习者和艺术研究者。
2000年7月，胡松华在珠海创立了“胡松华艺术研究室”，这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学术型单位，主张以科研促进教学。他重走边疆万里路，义务讲学，以“打擂台”选拔的方式，鼓励和挑选少数民族歌唱事业的接班人，把有志气、有天赋的选拔出来，进行为期三年、全方位的学习培训。学员们大都来自偏远地区，没有受过系统的歌唱学习，但是他们热爱唱歌，有着不错的先天条件，胡松华亲自走边疆、亲自挑选，就是为了给这些艺术人才以机会。他开展免费培训，一是为了报答几十个民族母亲的哺育、培养之情，二是希望把自己五十多年来边疆艺术实践所学到的演唱艺术和思想观念倾情传授给边疆的下一代。他期望这些边疆少数民族的孩子们，经过科学、系统的全面培训后，能成为技艺精湛、志存高远的新型歌唱人才，继续为各民族间艺术文化的交流建起桥梁。
如今，95岁高龄的胡松华在讲述起自己走遍祖国壮美山河、扎根边疆学习创作的经历时，依旧心潮澎湃。这位老艺术家将创作阅历的画卷向我们徐徐展开时，我们感受到了他诚挚的热情、深厚的积淀和澎湃的心情。这是胡松华对祖国的深厚热爱，对党的培养的衷心感激，以及对祖国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