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３年秋，我考入上海市东昌中学，前身为上海市海运学院附中，在那里度过了美好而又难忘的５年青葱岁月（初中３年、“文革”２年）。去年春，中学同学在群里发帖告之，母校因发展限制，老建筑要炸掉，在原址上盖一幢十几层的新教学大楼。通知大家抓紧时间回母校看看，去晚了原来的上海市东昌中学就不复存在了。也有同学动员我写一篇纪念母校的文章。是啊，在母校旧址前留个影是一种不能忘却的纪念，用文字记录那段美好的时光也是一种深深的思念。那么，千头万绪、千言万语从何说起呢？我想，还是从母校门前那条当年我们每天路过的栖霞路说起吧……
一、美丽的校园
上海市浦东新区栖霞路，东西走向，是一条很不起眼、距离较短的马路。东起崂山东路（现名崂山路），西连浦东南路。中间还有一条崂山西路，现更名为南泉北路。上海市东昌中学就位于栖霞路与崂山西路交汇的东南角。走进校门，左右两块绿茵茵的草坪上，耸立着一排亭亭玉立的雪松，好像列队欢迎的哨兵。草坪上各竖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勤奋学习、尊师守纪”８个大字，这是１９５４年５月，母校诞生时立下的校训。
穿过草坪，迎面就是教学楼主体，这栋砖木结构的建筑与毗邻的上海市东昌电影院，颇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老大哥的建筑风格。拾阶而上，教学楼门口的外墙上镶嵌着两块大玻璃，大概是告诉每一位走进课堂的学子们要正衣冠、重言行，珍惜时光，好好读书吧！“文革”后期，我们这帮精力充沛、闲着无事干的中学生，到浦东六号桥围观海运学院两派武斗、到浦西康平路围观揪斗上海市原领导的南下北京红卫兵、响应政府号召到崇明岛帮助国营农场采摘无人收拾的棉田……那段时间，男同学还掀起一股练哑铃和杠铃的风气。姜同学每次路过这两块大玻璃，总喜欢裸露出他那隆起的胸肌和胳膊，左照右照，颇为得意地自言自语：“像个小牛犊，像个小牛犊”。
走进教学楼，便是长长的走廊，两边是各年级教室，里面不时传出郎朗的读书声和美妙的琴声，一天紧张而又快乐的学习生活开始啦！印象中教学楼原来只有３层，后来加盖了一层。
教学楼的正南方是灯光篮球场，几组篮球架一字排开，非常有气势。再往南，是两幢灰色的学生宿舍楼。我入学那年，东昌中学开始招收从浦西过江来读书的寄宿生。印象中初一（１）至（３）班是寄宿班，（４）至（１０）班是走读班。在那个“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年代，浦西同学能够过江来求学，也算是一件新鲜事。
灯光篮球场东面，紧挨着的是一个有８条跑道标准的运动场，同学们习称为“大操场”。操场上各种体育设施应有尽有，单杠双杠、跳高跳远的沙坑、用绳索竹竿组成的攀登器，以及目前国内中学里不多见的“伏虎圈”和本文后面会提到的东湖边上的划桨练习器等等，隐约可见当年海运学院附中的旧影。大操场再往东，一直到崂山西路学校围墙，是一片小树林和养花种草的玻璃暖房。整个校园绿树环抱、鸟语花香、非常的漂亮，用现在的话叫“园林式单位”。
教学楼东面，即栖霞路与崂山西路交汇的东南角有一片园林，占地多少面积我没考证过，是母校东昌中学环境之美的点睛之笔。据说这座从川沙县一个大财主家后花园整体搬迁过来的园林，集江南园林的秀气和灵气，假山亭阁、奇花异草、树木葱茏、曲径通幽，非常的漂亮和幽静。尤其是中间的那一池水，人称东湖，仿照杭州西湖，岸边间隔种植着一棵柳树、一棵桃树。每当阳春三月，桃红柳绿，那细细的柳枝垂荡在湖面泛起阵阵涟漪。在这样美丽安静的环境中读书、散步，用上海话说“佛要特惬意噢！”
可惜十年“文革”，不仅泯灭了我们继续升学读书的梦想，母校校园也被一步步“蚕食”、越来越小。先是那一片小树林被区教育局盖了几栋宿舍楼，后美丽的东湖被填平盖了一幢十几层的房地产大楼。以至于现在母校要发展了，再也找不到一寸多余的土地。无奈之下，只好炸掉尚不足７０年的教学楼，向空中发展，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和浪费啊！
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记得我上中学那些年，正值全国人民学雷锋达到高潮，我们除了争相做好事外，每天放学后还要打扫教室、过道、厕所的卫生，班级之间互相搞竞赛挂流动红旗等等，大家的精神和干劲都非常足。每年学校还安排我们两次到郊区参加麦收和“双抢”劳动，每次大约两周时间。比较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及培养我们的兴趣爱好和动手能力。不像现在片面强调升学率。我中学时代兴趣爱好特别广，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兴趣小组有航空、舰船、无线电，甚至还参加过刺绣小组，是组内唯一一名男生。另外，受父亲爱好体育的影响，什么６０米、１００米短跑、跳高跳远、足球篮球乒乓球，样样都会，但技术都不精湛。唯一有些亮点的是投掷手榴弹，模仿电影里红军八路军战士投掷动作，先把手榴弹放在嘴边做一个咬拉环动作，然后助跑几步投掷出去，居然投的还很远。体育课单老师发现后，动员我参加校田径队训练。然而一改成标准动作，反而不会投了，成绩平平提不高，最后不了了之。倒是我班杨同学，很有踢足球天赋，是学校足球队绝对主力前锋。有一年，与上海市番禺中学争夺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出线名额，比赛异常的激烈。在争抢一个头球时杨同学被撞晕过去，紧急送医院救治。醒后第一句话问：“赢了没有，赢了没有？”带队老师为了安慰他，含着泪说：“赢了赢了”。多少年后，有一次中学同学聚会，我提起这件往事，杨同学居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然而，不可否认，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荣誉感是从小就融化在血脉之中的。
初中一年级时，我被选为大队委员，俗称“三道杠”。大队辅导员杜老师经常带我和一位女少先队员参加校外的各种活动。记得有一次到南京路上海著名的大光明电影院，听代表我国出征第一届亚非拉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上海短跑运动员介绍运动会盛况。报告会结束后，紧接着放映反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盛况的纪录片。当作报告的人出现在银幕上，像一头飞奔的雄鹿，第一个撞线举臂高呼的时候，我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好像身临其境似的。女少先队员叫胡杏蓉，是哪个班级的已记不清了。大大的眼睛，活脱脱就像一个外国女孩。半个世纪过去了，胡同学：别来无恙？
记忆最深的一次活动是，有一年夏天，周边的几所学校联合组织夏令营活动。白天的活动是各学校介绍情况和同学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演出。晚上的活动则是激动人心的篝火晚会和拔敌旗活动。我被混编在红队，主要任务是拔掉蓝方层层设防的队旗。大操场中间为分界线，东面的小树林为蓝方防区，西面的灯光篮球场为红方防区。比赛正式开始，漆黑的小树林里不时传出“什么人？口令！”我想，蓝方防守的这么严，如果从正面突进去，必死无疑。怎么办呢？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眼前。我带着几个男同学悄悄地从学校正门溜出去，沿着栖霞路拐弯到了崂山西路学校的围墙边。原来当年母校的围墙是用竹子编织起来的篱笆墙。那段时间学校正好在改造围墙。白天，工人师傅用钢锯把竹篱笆一片一片锯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平地垒墙。晚上收工时，没干完的地方工人师傅用铁丝把锯成一片片的竹篱笆拧在一起，暂作围墙。这一切被每天路过的我看的真真切切。所以，我们几个男同学毫不费力拧开铁丝就钻了进去。小树林里一片漆黑，借助马路边路灯的微弱光线，我们几个悄悄地摸索着前进，心里窃喜，蓝方重兵把守的防区就这样被我们轻易地突破了。突然一声：“口令，什么人？”一个蓝方队员从树丛里跳出来怒目瞪着我们。幸亏我们当时都没有佩戴红方标志，又是混校编队互相不认识，吱吱捂捂、搪塞着说，家住附近的来逮蛐蛐的。蒙混过关后狼狈地逃回了红方防区。
至于散文《摆渡》一文提到的去上海航海俱乐部学习手旗训练一事，母校最早派去学习的是一位高年级男同学，由于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下雨天鞋湿后还用手旗当裹脚布，受到航海俱乐部的批评。母校临时换人，派我和同班周同学一起去参加手旗训练。我俩到航海俱乐部报到时，课程已进行了一半。我们既要学习新课程，又要补习前面缺席的课程，而且还是业余时间，因此，学习异常的辛苦。
航海俱乐部有一艘名叫战斗艇的小炮艇，停泊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上海航海俱乐部的码头上，虽然吨位不大，但主副炮、左右两侧重机枪样样俱全。而且航海俱乐部还有一规定，每期培训班结业，凡考试合格者都有一次上艇实习的机会。
记得考试那天，我既兴奋又紧张。主考官用手旗发给我一条十几个字的旗语“令你舰到某某某地取油料（大意）”，我不到几十秒就接收完毕，考试顺利通过。想象着不久，我乘坐战斗艇驰骋在蓝色的大海上，站在高高的桅杆边，英姿飒爽地举着红黄两色手旗，与远处海军舰艇上的战士互相联络、问候的时候，激动的好几晚都没睡好觉。嗨！又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幕始终没有出现。
三、老师众生相
说了校园环境、课外活动，该说说与我们朝夕相处、教书育人的老师们了。然而，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的老师居然在脑海里荡然无存，有的老师只有断断续续的片段。我努力将这些片段粘贴组合起来，让老师们在我的脑海中立体起来、鲜活起来。
校长、党支部书记张图南，个子很高，说话慢条斯理，一看就知道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型干部。教导主任王伟康，个子不高胖胖的，说话嗓门洪亮，快人快语。体育课单老师，身体结实、皮肤黝黑，大概是长年累月在操场上晒的吧？美术课杨本源老师，打扮很克勒（时尚、时髦），很有西方绅士的范儿。还有大队辅导员杜其龙老师，人很瘦、喉结突出、带一副黑边眼镜。听说有一年他带队参加下乡劳动，让毒蚊子叮咬了鼻子和嘴唇之间的三角区，不幸英年早逝。是否属实？我没核实过。
我印象较深的一位是生物课龚老师，个子不高，讲一口带川沙口音的普通话。大概老师家庭不富裕，每次上课先从包里掏出一个小闹钟，放在讲台上，然后开始上课。记得有一次讲珍珠的形成。沙粒进入蚌壳形成珍珠囊，珍珠囊细胞分泌珍珠质，层复一层把核包起来，形成珍珠。他还告诉我们，早年有一次吃蚌肉，嚼着嚼着觉得不对劲，好像是颗珍珠。然后，他放慢咀嚼的速度慢慢品味，弄的没吃过珍珠的我们馋涎欲滴、羡慕不已。他当时的咀嚼动作和这一课也从此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
另一位是数学课董慧娟老师，由于她讲课条理清晰、说话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人又年轻漂亮，所以同学们都爱听她的课，也不觉得数学课枯燥乏味。董老师也是母校为数不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东昌中学，一直教到退休，属于资历比较老的老师之一，深受同学们的尊重和爱戴。１９８５年秋，我所在单位提拔我任综合处副处长。按当时的干部提拔任用规定，需到我上学的中学和下乡的农场进行函调。同时，还需提供一两位联系人。由于本班班主任“文革”后调离母校，我立马想到董老师。从反馈回来的情况获悉，董老师不仅能叫出我的名字、长的模样，还给予我很高的评价，让我深受感动。巧合的是董老师后来还担任过我外甥女的班主任。
当然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班主任徐纪大老师。印象中徐老师是我们上初二时从外校调入母校担任班主任的。所以开始有些拘谨，慢慢就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了。他说话温文尔雅，从不以班主任的身份来强势压人，比较容易和同学们沟通，做思想政治工作。又很注重身教重于言教，用他的行为来影响我们。记得有一次轮到我班打扫厕所，我们几个男同学嫌脏，糊弄几下就算打扫完了。只见徐老师若无其事地在用指甲盖抠马桶盖上残留的粪垢，我们几个男同学一下脸红了，重新拿起工具打扫起厕所。然而，这么平易近人、为人师表的老师，“文革”兴起时，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打倒。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帮男同学在游泳池工地劳动，徐老师刚好路过。不知哪位男同学领头喊起劳动号子，“徐纪大”，大家跟着喊“大大大”，男同学继续喊“打倒那个徐纪大噢”，大家跟着喊“哎嗨呦噢”。徐老师刚想说什么，立马咽了回去，转过身悻悻地走了。这一幕，大概深深地刺痛了徐老师，也像阴影一样在我们心中好长时间挥之不去。２年后，学校复课搞毕业分配。早已恢复名义的徐老师不计前嫌，从不提曾经深深伤害他的一幕，还希望我留下来帮助他搞毕业分配。但当我看到，全班同学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情不高时，毫不犹豫地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仅带动了其他几个同学报了名，也为本班的毕业分配工作打开了局面。
四、报名去新疆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上海市政府曾连续３年动员高考落榜、闲赋在家的社会青年报名赴新疆，支援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我的两个表姐也在其中。因此，到１９６６年临近毕业，学校自然开始动员我们报名去新疆。记得当我们观看了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士们劳动生活的电影纪录片，那高耸的白杨树，笔直的沟渠，以及身穿绿军装、肩扛坎土曼的军垦战士。特别是那首充满西域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听的我血脉偾张、热血沸腾，当即报名要去新疆。有的同学干脆在升学第一二三志愿上都写了新疆两字，等等，可见当时全班同学报名去新疆的热情是非常高的。为此，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还采访了我。放学回家一想，坏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和父母亲商量就自作主张，要是父母不同意怎么办？好在那个年代，家有收音机的不多，父母亲没有听到我在广播里的一番豪言壮语。大概忐忑不安过了几个星期，北京传来最高指示，应届毕业生一律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动的我们还欢呼雀跃了一番。报名去新疆的事就搁了下来。两年后，即１９６８年夏，我未等学习毕业分配自愿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并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而是当年报名去新疆的铺垫和延续，只不过一个是去祖国的西北边疆，一个是去祖国的东北边疆，任务和性质都没变，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我是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
这里还有一小插曲。３０多年后，我被文化部党组任命为某中央文艺团体主持党委工作的副书记，分管党委、人事、老干部等工作。老干部办公室负责人在介绍情况时说，有一离退休老干部经常给团领导打电话，而且一打就没完没了，牢骚意见一大堆，等等。没多久，这位老干部的电话果然打到了我办公室。我和这位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老干部在电话里聊着聊着居然说起当年因为听了那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差点报名去新疆的往事。老干部在电话里说，她就是那首歌的原唱，我俩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以后，她给团领导打电话的次数少了，再以后，我调离了这家中直院团。
如今，昔日绿树成荫，读书声、琴声交织的校园变成一片繁忙的建筑工地。不用几年，一幢十几层新教学楼将拔地而起。虽然它在高楼林立、鳞次栉比的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仍是一个小弟弟。然而，随着新教学楼一层一层往上升高，不也兆示着我们的母校上海市东昌中学，与祖国千千万万个小学、中学、大学一道，在培养更多更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的伟大事业中，行稳致远、一层一层地升高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