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风采 方掬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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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守望——我愿奉献一生的地方

2017-05-22    来源:中国老年文化

201661日,是我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院庆。对于一个剧院来说,这60年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我们为儿童奉献的一生。人生苦短,来去匆匆!

回想十年前,程式如在建院五十周年儿童戏剧研讨会后,对我说:“小方,我们……争取参加院庆六十周年。”我说:“咱们努力!”

转眼间,十年就过去了,想说的话太多……只能点点滴滴说一点儿吧。

(一)

我还是从建院前说起吧,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一批由延安青年剧院来的“老”同志和东北解放战争中参加文工团的同志一起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北文工团的同志们中间还有一个“少年队”,是由一群“娃娃兵”组成的。他们中间最小的9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几岁。可别小看这些“娃娃兵”,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他们跟着大人一起服务、学习。他们演的《爸爸参军》《进军舞》等很多歌舞节目都很受观众的欢迎。后来他们中不少人成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骨干。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直属团中央管理,除以上提到的人员来源之外,他们还到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区吸收了大批艺术家、明星和艺术青年。我当时就是一名大学生,1949726日由华东团工委分到了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我们到达后的艰巨任务之一就是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过后,剧院把我们分成了两个队,一个队到江西、陕西、河北的老区演出。另一个队被称为“青年文化列车”,由铁道部和团中央合办,沿铁路线到各地演出、服务。

我们每到一处,除了演出还要深入生活,到工地、工厂、学校做力所能及的劳动,到职工家、劳模家访问,搜集他们的事迹,创作新的节目。我们还向沿途的民间艺人学习,请他们为我们讲课。到了河南就学“坠子”,到了湖南就学“花鼓”,而到了湖北就又学了“汉剧”……

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了。1月间,我们“文化列车”来到了鸭绿江沿岸丹东、图门等地,但有时候也去沈阳、长春、铁路医院慰问演出。工作结束后回到了北京,另外一支去老区工作的队伍也回来了。我们总结休整,大伙儿见面有说不完的收获,说不尽的感想。

当时的这些演出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今天看来可能很不成熟、完整,但对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兵”来说却很新奇。因为虽然我们上了大学也学习了戏剧,但参加工作后实际接触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既要唱、要跳、要演,还要编。如果想做好工作只有努力地学习、刻苦地干。于是我唱河南坠子、唱河北梆子、扭秧歌、达呱嗒板、说快板、学“十三大辙”。

两年的文化列车给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做文艺工作不能脱离人民和生活。

(二)

有一天,我正在和大家一起出壁报,管理我们的周来同志(他是延安的同志,又是部队的干部,后来留苏学导演,是我院的第二任院长)把我叫到门外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剧院决定成立一个附属儿童剧团,专门为少年儿童服务。组织上决定把我调过去当演员。同时调过去的还有列车上的一些青年演员、青艺的一些老同志和少儿队演员。当时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首先服从革命分配的需要,更何况我又酷爱演戏,演大人、小孩都好。就这样,1952年由当时共青团中央书记廖承志同志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国儿童艺术剧团,附属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培养这支青年的队伍,除了排练、演出之外,我们还举办各种专业课,请老师教舞蹈、戏曲、音乐、化装、表演、创作等课。年龄小的演员还要到新开路小学去补习文化课。

当时领导决定建团第一个剧目是《小白兔》,并且请刚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女导演孙维世同志执导。当时我们了解到,她是烈士的后代,是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义女。在苏联学习了9年,经历了那里的卫国战争,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导演。学成归来后,周总理告诉她说刚刚成立了一个儿童剧团,让她来排排戏,带一带这里的年轻人。

的确,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她边导戏边教学。我们排的这个戏有歌有舞,是一个发生在森林里的童话。每次演出都有乐队伴奏,有点儿像今天时尚的音乐剧。这个戏上演后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在全国上映。剧中的角色除猎人外全是不同的动物,有大灰狼、红狐狸、白兔、灰兔、黄兔、黑兔。要求演员将它们人格化处理,既要演出角色的性格,又要有动物的特点。动作要舞蹈化,要翻跟头、要像兔子一样从洞里窜出来……在所有演兔子的演员中,我的年龄最大。他们那时还是少年,但我已经是二十岁的青年了。他们的一举一动怎么做怎么可爱,可我怎么做都没有自信。这使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继续干这一行。

一天下午排练后,维世导演走到我跟前说:“我感觉这只小白兔有点儿沉闷,走,咱们聊聊。”我就送她回家,可没想到竟在她家和我家之间走了好几个来回。她向我介绍了苏联儿童剧院的情况,她说那里扮演儿童角色的专业演员全是成年人。他们是艺术家、教育家。他们非常熟悉儿童生活和心理,能创造出不同性格的儿童形象。而这一切是真正的儿童所达不到的。她又说:“作为儿童演员,你的条件是很好的,你化了妆非常像小孩儿,比他们还像。要有信心,只要努力是能演好的。”之后她又强调:“小方,做个艺术家,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啊!”维世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受益匪浅。而且她这次给我们排戏的确给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了。有关领导决定由上海福利会儿童剧团和我们团组成联合“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演出。当时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在这儿就不多写在那儿三个月的所见所闻和心得体会。回国后,上级为了使剧院逐渐走向正轨,更加专业化,很多人被送到大学深造,有的到苏联留学。剧院里请了很多著名导演来排戏。当时文化部还邀请了四位苏联专家在中央戏剧学院办培训班,有舞美、戏剧文学、导训班和表演干部训练班。在全国几个较大的专业团体招收学员,我是在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的。主课老师是苏联专家鲍里斯格里高里耶维奇库里涅夫。其他任教老师是国内的专家和学院里的老师。班里的学员大都是各大院团专业较好、有经验的演员。我们几个年纪小的算是经验少的。库里涅夫笑着对我们说:“哈,你们几个像嘴角还发黄的小鸭子,要加倍努力呀。”

库里涅夫老师的教学非常正规、仔细、规范。从表演理论到表演技巧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解、示范。毕业公演时的四个大戏,虽然有分组教师执导,但作为主讲老师,库里涅夫都亲自过问每个同学的情况,并且对他们的表演亲自指导。除在学校教学外,他还常被邀请到北京的各大院团教学、排戏。好像要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把自己全部的知识传授给中国的同行似的。他不仅教会了我们专业知识,同时也教会了我们要热爱生活,敬业爱业。

(三)

1956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立了。那年的61日,我们迎来了对我们来说非常特别的一个国际儿童节。一大早,孩子们早早穿着节日的衣服来到了儿童剧院。观众席里除了孩子,还有剧院的同事。他们也一样盛装出席。锣鼓喧天、音乐歌声起伏不断。上午9点,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同志宣布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正式成立,全场的沸腾情景是可想而知的。部长说他代表政府也作为文艺界的前辈谈了成立这个剧院的意义,以及对它的期望。团中央原书记胡克实说:“你们的工作是光荣的,是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连在一起的。青年团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工作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在你们今后的工作中,共青团组织一定帮助你们。”

我们建院的第一个剧目就是任德耀同志的《马兰花》。任德耀是上海福利会儿童剧院的院长,是著名的作家、导演和舞台美术家。自从这个戏上演后就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如今已成为剧院的保留剧目,几十年来久演不衰,并多次出国演出。

有了自己的剧院,便有了为孩子演戏的园地。全院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一心想努力排好戏、演好戏。

我们剧院从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期间上演了45个剧目。如库里涅夫、白珊、罗英导演的《玛什卡》,徐晓钟导演的《青年近卫军》,吴雪导演的《革命之家》,朱漪导演的《以革命的名义》,陈颙导演的《岳云》等。当时,剧院邀请了全国各地著名导演、戏剧家来给我们导戏,目的在于使我们剧院的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的命运是被国家的命运牵动着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北京市政府为了防止我们浮肿发给我们部分同志一个月二斤黄豆,一斤白糖。我们这些有糖豆的人,总是把食品做熟带到排演场与大家一起分享。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排《以革命的名义》,剧中的流浪儿有讨面包、吃面包的场景。开始演员台上用的面包都是商店里买的,但后来只有用伙房的师傅做成面包样子的馒头代替。我们演员还要用二两面票去买。每次演出时只吃小小一点儿,其余的我们都分成小块儿,放在身上背的破包里,每次过场,在后台碰到哪位工作人员就塞给他一小块。一小块馒头现在看来不值什么,但当时却好像能给人增加一份热量和力量。

记得以前每次巡回演出。剧院留守的同志每到这样的时候就会把外出同志的家庭分片包干,按月将外出人员的工资送到各家,了解家里大人孩子的情况。当我们演出归来,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要是冬天还会帮你先把炉子生起;他们还替我们接孩子回家;在我们的床头贴上:xx你辛苦了”的字条。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琐事,但却让我们非常感动,让我们觉得温暖、亲切。

随着时代的前进,越来越多对艺术充满了憧憬和梦想的年轻人,加入到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来。尤其是,由中央戏剧学院为我们代培的表演76班(又叫儿童剧班)的同学们带着毕业剧目《东海人鱼》和《小北找爷爷》来了。如今,他们这一班同学早已是中国儿艺的中流砥柱。

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剧院同志们的创作热情像开了闸的激流汹涌澎湃。之后,我们恢复了很多保留剧目,同时也创作了新剧目。如:《报童》《奇怪的101》《长城有个黑小子》《我的童年在黑土地》《闪烁吧,繁星》《东海人鱼》《喝延河水长大的孩子》《寒号鸟》《之伢子》《喜哥》《月光摇篮曲》《开天辟地人之初》;我们还从日本引进了音乐剧《青鸟》《皇帝的新装》等,都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新世纪以来,我们剧院又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壮大我们的队伍,在艺术风格上进行新的探索,尝试新的创作手段。重新复排了保留剧目《十二个月》,以及之后的《饼干小子》《走进莎士比亚》和《安徒生之旅》在舞台形式和导演语汇上都进行了创新。一次,我观看了《小蝌蚪找妈妈》,这部戏当时也获得观众很多好评,故事感人,台上中年演员、刚毕业的青年演员都非常热情,一丝不苟地创造角色。当我听到观众席里大人小孩儿的掌声时,我都差点儿想站起来谢幕了。

在我们这个行当有个说法,一个演员的成功除了你自身的条件,还必须勤奋、还需要机会。三者缺一不可。我的实践告诉我:事实确实如此。每当观众为我鼓掌的时候,我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我的同事伙伴和幕后的英雄们。而今,他们有的已经去世了,我会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到他们!

(四)

我觉得戏剧不是一般的商品,而儿童戏剧更不是一般的商品,它是有公益性的部分,是需要扶持的,或者国家扶持,或者地方扶持,或者是地方有志之士的扶持,我不是反对走向市场,然而不能忽略儿童戏剧的公益性。儿童的戏剧绝不能粗制滥造。你哪怕是朗诵一首诗,唱一首歌都要像样的。

当年还是儿童剧团的时候,孙维世从苏联刚刚学成回国,来建设新中国,当时周总理就给她任务,让她来儿童剧团带带这支年轻的队伍,排练《小白兔》。首先是业务建设,训练队伍,是下了大功夫的。我们没有天生就爱演兔子的,但是这需要培养,需要深入生活,去锻炼这支队伍。要把队伍建设好,要有一支铁军,以前有,现在也有,首先是要培养人,培养看家导演,看家演员。

儿童戏剧和别的戏剧是不同的,搞儿童戏剧的人,不仅要懂表演,还要懂儿童心理,要懂教学。我们除了表演,还要唱要跳,要练基本功,我们是专业的儿童戏剧工作者,这是我们的职业。而且我相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一定要重视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我多次到国外看戏,国内舞台上也多姿多彩。我感觉到思路上应更开阔一些,想象力需要更丰富一些,表现手段上还要更多一些。继承和发展的问题,需要我们经过一代代的摸索,现在儿童剧什么都可以演,希望有一些真正爱这个事业的人来研究一下,到底儿童戏剧应该怎么走?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情况。儿童剧在艺术上有共性也有个性。儿童戏剧本身是一个新兴的事业,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需要我们不断的研究、探索!

作为一个戏剧院团,首要任务就是出好戏,同时培训好的人才,名演员、名导演,作家、舞美、音乐家、管理家,没有这些就不是剧院,这些都是不能停顿的大事情。现在我们拥有一批年轻的、年富力强的、热爱儿童戏剧事业的、尽职尽责的同志在剧院的各个岗位上,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事。

(五)

近两年来,我们剧院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剧目走出去,特别是在中国儿童戏剧节上演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院团的优秀剧目。去年,我还被邀请参加了第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式,观看了最新复排后的《东海人鱼》,令人眼前一亮。看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剧院不断历练成长起来,成为剧院的艺术骨干,剧院的事业在青年一辈的推动下迈向新的高峰,作为剧院的老人,我怎能不感到欣慰呢。

六十年来,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建设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我们演的剧目被观众承认了,他们需要我们,爱我们。面对这一切都令我高兴,令我感动。为什么不呢?至于我个人只是沧海一粟,老老实实为孩子们演戏,多演了几个被观众喜爱的角色而已。我想念与我合作的老伙伴们,也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我爱儿艺,爱我们剧院的青年人。衷心地祝愿剧院越办越好、不断出好戏新戏多出人才。我想用《马兰花》中的口诀来结束这篇文章,也借此祝愿“中国戏剧”百花园地里的“儿童戏剧”这朵小花常开不败:

马兰花,马兰花

风吹雨打都不怕。

勤劳的人在说话,

请你马上就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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